马菲 宋嘉睿 | AI时代高校学生就业观念的扭曲与重构
马 菲
河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副教授
宋嘉睿
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快速发展迭代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深刻重塑大学生就业格局的同时，引发大学生就业观异化倾向。大学生就业观呈现出功利化、工具化、滞后化特征。这一现象既根植于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和资本逻辑对劳动意义的消解，也因教育供给与时代需求结构性脱节而不断固化。为此，亟须从技术认知层面重建职业本质认知、从价值引领层面重新确立劳动的意义、从教育革新层面重塑就业观培育生态，以期为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推动大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实践进路。
【关键词】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就业观；高质量充分就业；就业工作
【基金项目】2026年河南省研究生教育改革与质量提升工程专门项目“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背景下‘双一流’创建路径研究”（YJS2026ZM06）
引用该文献：马菲,宋嘉睿.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就业观的异化与重塑[J].教育评论,2026(07):49-59.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党中央坚持把就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将青年就业列为重点关切领域。当前，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AI）与各领域深度融合，对就业市场产生巨大影响。从就业数量看，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共同产生影响。低技能、体能密集型岗位被AI替代，催生出高智能创新岗位和职业种类。2022年9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首次增加“数字职业”标识，基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视角，共标识数字职业97个。［1］从就业质量看，AI的运用虽然改善了部分人群的收入状况和总体就业质量，但也加剧了部分从业者的职业稳定性危机。从就业形态看，平台化、协作化等效应日益普遍，催生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逐步形成人机协同的就业模式和管理模式。这些改变既反映了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也深刻重塑着大学生群体的职业认知与实践图景。
大学生就业观是在校大学生群体对就业议题的根本看法和观点，既形成于就业指导课堂，又受到就业市场和网络空间中就业信息的影响。AI不仅在技术培养层面冲击就业市场，而且引发大学生就业思维模式的革新。一方面，它促使大学生拓宽就业认知边界，聚焦自身核心能力素养的打造与培养，提升适应性就业认知。另一方面，它导致大学生就业观异化。大学生就业观异化指在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双重作用下，大学生就业观背离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根本目的，异变为纯粹追求物质利益、将自身降格为生产工具或可计算数据、对职业本质的认知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扭曲状态。这种异化具体表现为功利化、工具化与滞后化，大学生就业观陷入技术理性挤压、资本逻辑渗透与教育供给滞后三重困境。鉴于此，亟须全面剖析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就业观异化的具体表征及其深层缘由，寻求突破困境的有效路径。
一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
就业观异化的现实表征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劳动力市场发展，进而影响当代大学生的职业认知和择业标准。面对就业市场的变化，部分大学生的就业认知与价值取向逐渐背离发展自我与服务社会的本质，呈现出显著的异化倾向。
（一）技术理性主导下就业观功利化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AI职业测评、智能招聘平台、算法推送机制等媒介影响大学生个体的职业选择。在技术理性主导下，大学生价值判断体系发生偏移，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AI职业测评易导致职业价值被遮蔽。人工智能技术已普遍运用于高校职业规划与指导课堂。如，AI职业测评系统将学生的性格测试结果、技能证书等要素标签化，与就业市场上空缺岗位大数据进行匹配，形成个性化职业取向分析报告，以期为学生提供“理想”的未来职业规划。这种匹配机制在服务学生的同时，也帮助用人单位利用算法对劳动力资源进行海量数据处理，从而提升用人效率。然而，这种简单标签化的筛选机制无法全面捕捉学生的身心特质，可能导致学生盲目追求考取技术证书，催生职业价值被遮蔽的风险。
智能招聘平台易固化大学生就业观功利化倾向。求职时，大部分学生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除了参加线下招聘活动，主要依靠线上智能招聘平台进行求职。这类平台筛选职位的关键词大多围绕薪资标准、竞争风险、假期时长、企业排名等功利性指标，未将社会价值实现、技能渐进式培养、职业认同感等非功利性因素纳入考量范畴。长此以往，大学生可能“沾染”功利化求职气息，逐渐忽视职业选择与价值实现、能力成长的适配性，其就业观无形中被数据筛选逻辑驯化，功利化倾向进一步固化。
算法推送机制易导致短期利益观念强化。人工智能时代，媒体平台推送的就业信息流背后隐藏着算法陷阱与信息茧房，对大学生就业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如，外卖、直播等零工平台的算法系统优先向大学生推送日结薪资、低门槛高收入的岗位；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算法力推“职业成功学”，将“网络主播”“带货达人”等新型职业贴上“低投入高收入”的标签。通过数据筛选强化短期收益的可见性是此类算法逻辑的本质追求。受此影响，大学生可能倾向于将薪资高低、变现速率等因素作为职业选择的核心标准，形成基于短期利益择业的倾向，甚至为追求算法推荐的高收益岗位而放弃与自身专业匹配的长期职业规划。麦可思研究院主编的《就业蓝皮书：2025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2024届本科生平均月薪6199元，其中入职直播销售人员平均月薪6786元，较本科平均薪资高9.47%；从事文体娱乐、零售服务业的新媒体、直播相关岗位的本科生就业人员占比从2022届的7.6%升至2024届的9.9%。［2］这类岗位的高薪信号吸引大量大学生涌入，大学生就业观短视化倾向进一步加剧。虽然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助力大学生开展职业规划，但在实际应用中，其技术理性对大学生的价值判断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算法机制通过物质符号不断强化职业的显性利益，遮蔽隐性的多元价值。从外化—迁移机制看，人工智能技术促使大学生过度追逐物质利益，陷入算法泥潭，算法提供的就业信息对大学生就业观产生负迁移影响。［3］这种技术理性驱动的负迁移现象，正在逐渐消解大学生的职业意义建构，弱化他们对千行百业多元价值的思考力和判断力。
（二）资本逻辑驱动下就业观工具化
资本逐利性在人工智能时代持续放大，驱动就业市场发生深刻变革。资本逻辑通过AI替代效应和平台经济协同控制两种途径，使大学生的职业认知趋向工具化。
AI替代效应制造生存焦虑，将职业劳动窄化为生存手段。人工智能的替代效应，具体指人工智能在其运用和发展过程中导致某些岗位就业人数减少和某些工种消失。［4］部分重复性高、机械性强的劳动岗位消失，低技能劳动者面临失业和转岗的风险。这种被替代的焦虑使大学生本能地将“生存标准”视为职业选择的首要标准，关注点聚焦于哪些职业不会被AI替代，哪些行业能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由于资本趋利的影响，追求利益最大化始终是雇主的用人诉求，从业者如果就此只将职业作为换取生存资料的选择，劳动“变现能力”就会逐渐成为衡量劳动价值的首要指标。在这一现实映照下，大学生尚未进入职场就产生了“职业即工具”的观念，就业的意义被窄化。
此外，平台经济中“人的工具化”现实为大学生提供反向示范。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催生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新经济形态，表面上这些新形态创造了新岗位，提供了低门槛的就业机会，但实际上资本通过算法规则将人归置到劳动的最末端，形成对劳动过程的深度控制。平台经济通过拆解整体工作流程，使每一名劳动者仅需掌握一门低端技术就可以获得一定收入，看似劳动力进入零工岗位的门槛变低了，但“去技能化”现象随之产生。［5］如，外卖平台系统将骑手配送过程拆解为到店—取餐—送达，系统对骑手进行全程指导和事后奖惩。［6］劳动流程被拆解，外卖配送过程模块化，送餐时间降至最少，人的劳动被简化为“完成任务的动作”。平台经济并不考虑外卖员的教育背景和技能潜力，只要当上骑手，劳动者的教育经历、工作经验都会“归零”，他们只能用最基础的低技能劳动换取酬劳，自身被降维成生活资料的获取者。这是对劳动者个人发展的“腰斩”，也是对教育资源、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实为大学生观察就业世界提供了直接案例，资本逻辑通过“人的工具化”这一现实境况逐渐使大学生就业观不断工具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7］162，劳动的“对象化”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7］192，由此通向“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8］。然而，当下人工智能受资本驱使，大学生就业观在择业前便形成工具化的预期，不仅造成个体的职业认知扭曲，而且导致职业理想在资本逻辑的计算下悄然消解。
（三）就业指导脱节引发就业观滞后化
人工智能时代，就业市场飞速发展，新兴职业层出不穷。然而，现行的就业指导教育体系暴露出明显的滞后性，与现实就业环境严重脱节，大学生的就业观塑造多在学校场域中完成，就业指导课程滞后导致大学生就业观滞后化。大学生在这一过程中不自觉地陷入认知困境和发展危机，其就业观异化程度进一步加剧。
从认知层面看，大学生择业偏向稳定，开拓创新型职业发展路径的意愿不足。大学生群体对职业的了解大多来自就业指导课堂和新闻媒体报道，渠道相对狭窄，难以真切感知人工智能、平台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就业需求与工作形态。由于就业指导滞后且欠缺，大学生在面对快速发展变化的就业市场时，缺乏寻找新机遇的勇气和能力。在竞争激烈的社会氛围中，自由职业、多重职业等“非标准”就业形式认同度较低，“慢就业”“考公考编”成为规避风险的最佳选择。择业观念上的主体性弱化，促使大学生形成就业习得性无助。
从能力养成层面看，人工智能技术更新迭代迅速，部分学生的知识技能更新未能同步适配市场变化。多数大学生重视学历、证书等显性指标，对人工智能时代就业市场真正要求的热点敏感度、数据分析能力等缺乏了解和准备。在校园里，大学生难以直观感知“人工智能+”跨界融合的可能性，缺乏系统化训练平台锻炼技能迁移的能力。同时，外部环境也在不断传播技术焦虑。如今，在就业季的宣传中，企业着力展示具身智能对人工岗位的替代，较少呈现“人机协作”“新工种”等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新机遇。在这样的氛围下，学生容易产生“传统技能无用”的错觉，隐性强化了自身对非技术岗位的畏难情绪。认知和技术层面相互作用，削弱了大学生对未来就业市场的积极想象，造成其就业观落后于时代发展节奏。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无论是认知层面的求稳，还是能力养成层面的欠缺，本质上都属于人工智能时代就业“阵痛期”的症结表征。这种由特定历史阶段生产方式变化带来的冲击，恰恰蕴含着教育变革的转机。要破除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生就业观产生的负面效应，亟须引导技术向善，在教育过程中明确“技术为谁服务”，使教师和学生从技术利用者转变为价值引领者。
二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
就业观异化的根源
技术理性的僭越、资本逻辑的驱动与教育供给的滞后，并非孤立作用于大学生就业观异化。技术理性为资本与教育的互动提供工具，资本为技术与教育的异化注入动力，教育的失能又转而削弱大学生对技术与资本的批判能力，大学生就业观异化正是这一闭环机制持续作用的结果。
（一）技术理性的僭越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常利用各类智能工具，如借助AI职业测评系统生成个人职业报告，通过智能招聘平台筛选岗位等。这些技术本应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的职业发展，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逐渐扭曲了大学生对职业的认知。部分大学生将算法结果奉为圭臬，技术从“工具”变为“标准”，深刻影响着大学生就业观的塑造。
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提出技术座架（Gestell）概念，为理解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思路。他指出，技术的本质并非中性的工具，而是一种座架，拥有让某物显现其存在样态的能力。技术的本质是“显现”（das Entbergen），在“显现”的过程中人与技术处于自由关系中，技术本身只提供一个自由的场所，以供个体和事物自由无遮蔽地“显现”，技术以非手段、非功利性的方式使事物“显现”。［9］然而，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技术使事物以某种被规定、可计算的方式呈现，遮蔽了事物的丰富性本质。
当今人才市场盛行的“人力资本”概念，正是现代技术对人本身能力的异化性表达。传统上依赖学历、工作年限等固定指标的“定价”方式，逐步趋向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动态定价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人的价值被简化为可计算的数据，实用价值和经济价值成为评判人才的重要标准。大学生在运用AI测评系统时，往往被软件看似科学精准的话语遮蔽，将算法结果等同于职业“真理”。如，大学生借助AI职业测评报告修改简历，而这些报告往往将职业背后的社会价值排除在讨论框架之外，大数据以一种全知视角使学生形成“大数据监控我，比我更懂我”的想法，陷入“自我客体化”的困境，弱化了自身的主体性和自我反思能力［10］。当AI演化为职业流水线的质检员时，职业选择的自由权不再掌握在劳动者手中。技术理性将职业降格为精心设计的算法游戏，劳动者看似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利用者，实际上被人工智能技术这种“工具”驾驭着。这正是海德格尔所警示的“技术座架”的支配性力量——技术不再是人自由发展的工具，而是演化为将人强制纳入预设框架的支配性力量。如果未来如同数据一样可以被推理和计算，大学生如何保有主体判断力？如何主导自己的职业选择和“主笔”自己的人生？工具理性对职业本真性的遮蔽，使大学生深陷信息茧房而不自知，技术理性的驯化作用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就业观异化的根源之一。
（二）资本逻辑的驱动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普遍面临愈发强烈的求职压力和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薪资待遇逐渐成为衡量职业价值的核心标尺，“变现能力”被过度强调与追捧。这些现象的背后，并非单纯由技术理性主导，而是资本逻辑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渗透就业市场的结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增殖”［11］。人工智能时代，现代资本通过技术手段强化劳动力的商品化倾向，试图将“劳动力价值”“人的知识技能”等纳入商品再生产环节，以实现剩余价值增殖的目的。这一隐性逻辑正渗透进高等教育与就业场域，对大学生就业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方面，资本的扩张使物质回报在大学生就业选择中的权重不断上升。考虑到住房、教育、生活成本等多重现实因素，薪资福利成为多数大学生求职时最优先关注的指标之一，甚至部分大学生在信息不对称和就业焦虑的双重作用下，将其简化为唯一标准。这并非意味着大学生主动放弃了价值追求，而是在资本逻辑与现实压力的夹击下，劳动价值不得不让位于生存需求。另一方面，资本的扩张正在渗透作用于教育的价值取向，进而影响大学生就业观的塑造。资本的逐利性要求劳动力高度标准化，以降低替代成本。如，AI面试系统批量筛选“达标”求职者，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因算法偏见被排斥在外。这种来自就业市场的信号会反向传导至教育领域，大学生意识到只有具备符合算法筛选标准的数据标签才有可能获得机会，因而主动调整自身的发展路径。为通过AI简历筛选，部分大学生不断“优化”自己的数据，甚至陷入“过度考证”的焦虑，以期在同批次竞聘者中居于优选前列。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本应指向的独特性、人文关怀、批判性思维被迫让位于可计算、可量化的技能指标，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任务渐行渐远。
多数大学生并非完全舍弃对职业价值、个人成长的追求，而是在资本逻辑渗透、就业市场竞争加剧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多重影响下，形成“价值变现”与自我发展并存的多元就业目标。他们重视职业的薪酬回报、发展前景等现实指标，但并未完全放弃对职业认同感、社会价值实现的期待，这也反映了人工智能时代就业观异化的复杂性。工具化倾向更多是现实约束下的理性权衡，而非主观层面的价值迷失。马克思指出，资本会使人的类本质被异化，劳动本应是人确证自身类本质的活动，但在资本驱使下劳动沦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7］159。人工智能技术是资本增殖的工具，其算法背后的资本逻辑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就业观异化的根源之一。
（三）教育供给的滞后
大学生接受就业教育、塑造就业认知的核心场域是大学就业指导课堂。就业指导课程内容、模式与导向既直接决定大学生就业观的质量，也作为关键载体衔接教育供给与就业市场需求。教育供给与技术发展的结构性脱节导致就业指导滞后，以至于大学生就业观呈现滞后化的异化表征。
就业指导课程僵化、学科体系尚未形成，导致大学生相关知识结构与时代需求错位，加剧其就业认知的滞后性。高校专业设置大多以传统学科目录为纲，一般专业培养方案修订周期通常为3—5年，而在人工智能时代，部分职业形态（如算法审计师、数据标注师等）的迭代周期缩短至1—2年。这种时间差直接导致校内专业课程体系与市场需求脱节。如，计算机专业课程设置仍以传统编程技术为核心，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人机协同场景的教学内容和实训安排不足；各类文科专业普遍缺乏“人工智能+行业”交叉融合课程，学生对新兴职业的认知停留在浅层。这种认知局限进一步强化了求职求稳心态，大学生因不了解、不熟悉新型职业，在职业选择时常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就业观滞后化由此而生。
教师指导能力滞后，缺乏对大学生的有效引导，使其在技术焦虑中强化畏难情绪。教师的教育理念、知识结构和价值导向，在大学生就业观塑造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中国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报告（2026）》的调查数据显示，尽管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整体上有所提升，但在AI深度融入教学流程、课程设计及情境活动等方面仍面临挑战，教师运用AI的操作能力与迁移应用能力仍处于起步阶段，44.8%的教师反映“不会用，学习成本高”，此外，教师在识别AI工具的数据安全风险与知识产权问题方面整体得分偏低，仍需着力提升人机协同与伦理规范能力。［12］人工智能技术渗透各行各业的趋势不断加强，而专业课教师的知识结构更新缓慢，他们对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融合的前沿进展缺乏系统性认知，无法指导学生将知识转化为就业竞争力。教师如果尚处于“不会用、用不深”人工智能技术的阶段，自然无法精准判断人工智能时代职业素养的新要求，更无法有效引导学生。就业指导教师多由思政教师或行政人员兼任，普遍缺乏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理工科背景，对算法歧视、数据隐私等伦理风险认知不足。在就业指导过程中，教师未能深入分析技术本身对社会和职业的影响，甚至过度依赖智能工具开展面试指导等环节，无形中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向短期技巧提升，而非加强主动规划和职业发展能力素养。在技术焦虑的氛围中，这种认知局限极易转化为对新兴领域的畏难情绪，导致大学生本能地进行避险选择。
就业观的滞后化，是制度性约束与个体性局限叠加的结果。就业指导供给不到位，导致大学生无法及时跟进对人工智能技术实践应用的学习，也难以积极进取的姿态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种种挑战。在新质生产力引领发展的当下，高度的信息处理技能、系统性思维能力、学习适应性以及协作创新意识是劳动者的必要素质［13］。在技术焦虑与认知局限的双重夹击下，大学生逐渐形成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就业观。破解就业观滞后化危机，不能仅聚焦于教育主体的能力提升，更需从教育体系改革与政策导向优化的层面发力，助力大学生形成与现实就业环境同频共振、同向而行的职业认知与能力基础。
三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
就业观的重塑路径
立足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结合人工智能时代职业发展特征与大学生成长成才规律，可从技术认知、价值引领、教育革新三大维度针对性破解大学生就业观异化问题，重塑契合时代发展潮流、兼顾个体发展诉求与社会发展需求的大学生就业观。
（一）技术认知层面：重建职业本质认知
重塑大学生就业观的首要任务是在技术认知层面帮助大学生建立对职业本质的正确认知。一方面，高校要构建“批判性技术素养”课程模块，让学生学会审视技术而非盲目崇拜。在就业指导课程中，教师不仅要利用AI职业测评、AI简历制作等智能工具，而且要采取小组讨论、主题辩论等形式，引导学生切磋琢磨，认识人工智能算法的局限性。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和设想算法可能导致的职业选择窄化现象，将传统的求职技巧培训课堂转化为算法技术局限性批判课堂。由此，学生在掌握智能工具使用方法的同时能够摒弃“工具人”思维，主动探索和审视技术，逐步形成批判性技术素养。另一方面，高校要开发“人机协同”职业指导工具，引导学生在模拟实践中感知职业的真实样态。在大数据库的支撑下，人工智能技术可根据学生个体特征生成个性化实训平台。就业指导教师应善于利用“人机协同”模式，深入各类工种为学生搭建模拟工作平台。如，医学类专业学生可以在规培前通过线上平台了解医院各部门的运作流程，师范专业学生可以利用智能教学工具分析“无生试讲”的教学视频质量，新闻传媒类专业学生可以利用视频剪辑、文案配音等人工智能软件提升工作效率等。这类模拟实践不仅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职业技能，而且能够帮助大学生在模拟场景中理解人机协作的边界与可能性，逐步形成对职业的动态认知，进而真实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本质。
（二）价值引领层面：重新确立劳动的意义
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就业观的功利化、工具化和滞后化倾向，价值引领层面的核心任务是帮助大学生重新确立劳动的意义。一方面，教师应在劳动价值观教育中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抵御就业观的工具化。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类特有的创造性活动。［7］156-157就业指导课程应将这一理论融入案例教学，如在介绍数据标注师、人工智能语料喂养师等人工智能催生的新兴职业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析这些岗位中人的不可替代性，强化学生对劳动价值和人工智能协同作用的正确认识，破除职业的无意义误区。另一方面，教师应澄明技术本质，破除学生对算法的盲从，抵御就业观的功利化和滞后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商品化社会中常被用作提升劳动效率的生产工具，甚至成为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载体。教师应在课堂上澄明人工智能技术的本质，引导学生审视算法背后的价值预设和偏见，培养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认知能力，防止学生因盲目追逐算法推荐的热门岗位而陷入功利化陷阱，将学生从技术焦虑中解放出来，逐步形成健康积极的就业观。
（三）教育革新层面：重塑就业观培育生态
重塑大学生就业观的培育生态应从教师队伍、就业观培养评价体系、就业指导课程三方面着手。一要提升教师的智能教育素养。高校应开展人工智能原理和数据大模型的教育培训，帮助教师深入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对职业的影响。教师只有破除自身的静态思维，才有可能有意识地向学生传递动态的职业认知，引导学生理解人工智能时代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提升学生的技术应用素养和跨学科整合能力，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新要求。二要构建就业观培养长期评价体系。就业观的培养不能仅局限于毕业年级，应从低年级阶段开始建立递进式的评价流程：大一入学时进行就业观初始状态测评，构建涵纳职业认知水平、职业价值取向、职业决策能力、职业伦理意识等维度的大学生就业观分级指标体系，建立个人起点档案；每学期末开展标准化测评，追踪学生就业观发展轨迹；依托学习平台持续采集学生职业探索行为数据，形成动态画像；在实习实践环节结束后嵌入反思性评估；在毕业前完成综合性评价，为每名学生生成个人职业发展成长报告，以可视化方式呈现就业观变化轨迹，帮助学生实现自我认知与主动调适，同时为教师实施精准化指导和学校优化课程设置提供数据支撑。长期持续性的就业指导与过程性评价的有机结合，能够有效避免毕业生求职时出现观念狭隘、动力不足等问题，引导学生树立正确就业观。三要发挥“大思政课”协同效应，加强就业指导。高校就业指导课程应超越单一的学科视角，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思想政治课程联合教学。如，在“形势与政策”课程中开设人工智能专题，结合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等时政热点，引出“人工智能+实体经济”中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同时，发挥课程思政的作用，引导大学生在专业学习中持续追问职业意义，思考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的融合点。如，在理工科专业课程中，教师可引入关于AI能力边界的讨论，引导学生辨析机器与人的本质差异，进而体会“人的不可替代性”，思考如何将自身专业能力素养转化为服务社会、创造价值的现实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理解技术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关联。
四
结论
人工智能时代对大学生就业观的塑造提出了多维挑战。技术理性的僭越、资本逻辑的驱动与教育供给的滞后，导致大学生就业观出现功利化、工具化与滞后化的异化倾向，这种异化本质上表现为技术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鉴于此，亟须从技术认知、价值引领与教育革新三个维度协同发力，帮助大学生树立积极、健康、可持续的就业观和价值理念。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发展与迭代更新，对大学生就业观的引导需要从被动应对技术变革转向主动塑造技术伦理，促进大学生在技术浪潮中始终保持对职业意义的清醒认知、对价值与真理的持续追问，通过劳动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温馨提示：为适应排版，参考文献已省略，如有需要请阅读原文。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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