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隐忧与省思——赵汀阳哲学剖析、美国AI抵制浪潮及哈耶克的理性警示
纵观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变革，不论其最终结果如何，在发轫之初往往都伴随一套相对明朗的目的论架构。工业革命以机器延展人体机能为承诺，信息革命以网络拓展人际联结为许诺，这些"收益"具体可感，因而目标指向清晰。然而，依赵汀阳之见，当前这场人工智能变革却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盲目性"——"我们既不清楚为何要发动这场革命，也不确定是否有此必要，更不知晓其目的与意义"。
这远非技术层面的简单迭代，而是一场关乎存在本质的"变革"：它不再止步于替代体力劳作，而是意图将"人类的思维劳作整体外包给人工智能"。赵汀阳认为，这种外包的归宿并非人类理想的兑现，而是人类存在意义的消解。一旦思维活动本身被移交，这场变革便演变为一场"自我否弃"的进程——我们很难将一种自我否定的变革视作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几乎同一时期，大洋彼岸的社会政治风潮也在悄然聚拢。2026年初，美国参议员桑德斯向达里奥、奥特曼及扎克伯格发出一封措辞尖锐的公开信，呼吁"立即停止研发人类无法掌控的机器"；全美42个州爆发了142场示威活动；旧金山掀起了从OpenAI总部启程的"终止AI竞赛"大游行；盖洛普调查数据表明，七成美国民众抵制在居住地附近兴建数据中心。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这场抗议的群体跨越了左右翼的藩篱——既有左翼环保青年，也不乏"前茶党中坚"与"曾协助特朗普筹办集会的资深组织者"。
这些现象并非彼此割裂的焦虑，而是同一硬币的不同切面。当技术领军人物以"末日叙事"充当营销利器，以"我们铸造的机器如此强大，连我们自己都心存畏惧"作为估值依据时，他们或许未曾察觉，这种"理性的僭用"正将人类引向哈耶克早在《科学的反革命》里便已预警的险境。哈耶克在该著作中所鞭挞的"建构理性主义"——那种将自然科学的机械法则套用于人类社会、企图以工程师设计物理系统的思维来"规划"社会秩序的雄心——在人工智能纪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化身。AI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建构理性主义终极形态的具象化呈现。
赵汀阳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身份，是一位极富原创性的当代哲学家。
赵汀阳对AI变革的诊释，首先指向目的论层面的批判。往昔的变革，无论付出多大牺牲，起码具备"收益"的明晰指向。但AI变革却堕入一种目的论的虚空中——它并非为消解某种具体匮乏而发，而是为能力本身而扩展能力。这种扩张的内蕴悖论在于：它越是卓有成效，人类生存的根基就越是被抽空。
赵汀阳精准地揭示了此次"代工代劳"与既往的本质分野。昔日的机器取代的是"耗时耗力的劳作"，即人的肢体延伸；而AI取代的是思维劳作，是人本质属性的让渡。这里触及了一个深邃的哲学叩问：若思维不再专属人类，那么人将何以自处？这绝非卢德主义者式的技术恐慌，而是对"人之境况"的根本性质询。当AI接管人类的思维劳作，变革就不再是"实现人类愿景"的手段，而蜕变为"消解人类意义"的器具。一种"自我否弃的变革"，在目的论层面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它无从解释，人类何以甘愿以丧失自身主体性为代价，去推进一场没有人类主体的变革。
更深层的隐忧聚焦于AI的认知架构。赵汀阳指出，AI仅具备一种"获取要素"——依托时点与数据的归纳推演，即通常所谓"认同"（或统计相关性）。它缺乏真正的因果洞察，更匮乏"知难而止"的睿智。人类在遭遇无法化解的矛盾、悖论或终极追问时，会"将这些难题暂且搁置于安全地带"，构建一个"四维架构"以维系存续。这是一种演化赋予人类的存续策略——承认理性的边界，于不可知之物前保持审慎。但AI"非但不知难而退，反而执意将推演进行到底"，它"一往无前"地运算下去，直至"资源枯竭亦不罢休"。这种无边界意识、不懂暂停的理性，恰恰是最具威胁性的。
此外，赵汀阳厘清了"组合性创造"与"本真创造性"的区别。AI的创造根植于概率论的组合与联想，而"真正的创造"乃"无中生有"的系统生成，是"缔造一个系统"而非"构建某一组合"。这种创造性与概率论原理水火不容——盖因概率论处置的是既有可能性之分布，而真正的创造则在于开辟全新的可能性疆域。
最为关键的当属"自反性"——人之为人的核心禀赋。人能够为自身的思想体系构筑"姿态系统"（概念系统），能够反思自身思维的前提与边界。而AI当下"仍无法为自身构建一套姿态系统"。这种自反性的阙如意味着，AI即便拥有再强大的算力，也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思维主体。但赵汀阳预见了一种"跨主体性"的远景：AI的主体将不是"myself"（个性化的自我），而是一种"general"（一般化的）自我，近似于"上帝"那般不受个人心理与个人利益束缚的思维主体。一旦这种"独立意识"得以成形，其行为将"难以预料"——而"不可预知的行为即是最凶险之事"。
与赵汀阳的哲思冥想遥相呼应的，是美国正在上演的政治社会活剧。桑德斯参议员的信函、跨阵营的联合抗争、民众的激烈抵制，共同勾勒出一幅"技术反噬"的图景。这已超越单纯的技术安全议题，演变为一场关乎"谁有资格决断人类未来"的政治角力。
桑德斯信函中最具杀伤力的，并非对未来的玄虚忧惧，而是对过往的"秋后算账"。他直指这些科技巨擘在2023至2025年间白纸黑字的誓言：OpenAI曾表态"安全能力若跟不上将暂缓扩张"，Meta曾承诺"风险达至临界值便中止研发"，达里奥等人也曾信誓旦旦"能力一旦越过红线即行叫停"。桑德斯的诘问是：若当年所言为真，则此刻的全速冲刺便是"明知故犯"；若当年言过其实，则是"借全人类的恐惧做营销"。这是一个逻辑上的两难困局——无论何种情形，科技巨擘们都已陷入不义的泥沼。
这种"危机叙事"的营销方略，恰是哈耶克所鞭笞的"理性僭用"在当代的鲜活映现。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指出，存在一种思想倾向，企图"将周遭世界改造为一台庞大的机器，只需轻按开关，其中每一环节便会依照其设计运转"。科技巨擘们的"末日叙事"表面上是自我警醒，实则是建构理性主义的傲慢展演——他们一方面宣称自身造物强大到须受规制，另一方面又拒绝真正停止研发。这种叙事既抬升了估值（"我们的产品如此卓越，以至于须全人类共同应对"），又试图抬高准入门槛（"唯有巨头方能跨越的门槛"），从而将竞争者排斥出局。
然而，此种策略正遭逢反噬。当左右两翼——从环保青年至茶党骨干——在"叫停AI"的大纛下汇聚时，昭示着AI风险已突破传统的意识形态沟壑。盖洛普民调中七成美国人反对数据中心、40余人因抗议身陷囹圄、640亿美元的项目被延宕或搁置，这些数字印证了"社会"正以哈耶克所言的"自发秩序"之姿对技术精英的"建构"进行抵制。扎克伯格在桑德斯发函同日发布的长文《未来属于每个人》，宣称AI应"开源开放"而非集中于少数企业与政府之手，并配套推出可在笔记本上运行的新型模型、设立10亿美元社区基金——此番姿态与其说是主动的战略抉择，不如说是在社会重压下的防御性退让。
此处蕴含着深邃的反讽：哈耶克毕生捍卫自发秩序，反对精英的理性建构；而今，当科技精英企图以"开源"来消解监管压力时，他们恰正面迎击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秩序之抗争。AI的演进已不再仅是科技公司的内部事务，而升格为"全人类的公共议题"。
要把握这场危机的深层肌理，须回溯至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的核心要旨。哈耶克撰写此书时，所对的是凯恩斯主义与计划经济背后的方法论根基——"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或"唯科学主义"（scientism）。他指出，以圣西门与孔德为旗手的实证主义谱系，误将自然科学的法则与手段移植于人类社会研究，妄图发掘"社会规律"并据此驾驭社会进程。这种"对理性的僭用"乃极权主义的思想温床之一。
在AI纪元，这种"科学的反革命"蜕变为新的技术形态并以更极端的面貌呈现。
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构理性主义，企图以工程师规划物理系统的模式来设计社会经济秩序。而AI变革将此壮志推至认知层面——它不仅试图规划社会，更图谋替代人类的认知流程本身。当大语言模型被应用于决策、教育、医疗、法律乃至政治判断时，实际上是在以一套算法化的"客观"程序取代无数个体分散的、因地而异的主观知识。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所强调的"知识的分散性"——即知识以分散、不完满、不稳定的形式栖居于众多个体心智之中——在AI体系中被彻底抹杀。AI体系预设一切知识皆可编码、可采集、可集中处理，这正是哈耶克所挞伐的"客观主义"谬误的终极样态。
赵汀阳所揭示的AI"知难而进"、不谙"隔离矛盾"之特性，在哈耶克的理论框架下正是"理性僭用"的技术化身。哈耶克区辨了两种理性主义：一种是"进化论理性主义"（evolutionary rationalism），承认理性的有限性，尊崇在试错中自发演化的秩序；另一种是"建构论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笃信少数精英能够通晓全部知识并自觉设计社会进程。人类在数千年演化中积淀的"知难而止"、"将悖论隔离于安全地带"的能力，恰恰是进化理性主义的体现——它承认人类理性的边界，承认存在理性无法洞穿的暗域。而AI的"一意孤行"——基于概率论无止境地推演、不懂暂停、不解敬畏——正是建构理性主义最纯粹的具现：一种缺乏边界意识、缺失自我反思、毫无"无知"能力的理性。
"我们这一代人的深切悲哀在于，自然科学令人惊叹的进展所激发的支配欲，并未帮助我们理解那个我们仅居其一的更为宏大的进程，也未使我们认识到，在不支配这一进程亦不屈从他人指令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持续为共同事业添砖加瓦。"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
AI的缔造者们恰恰深陷于这种"支配的迷思"——他们妄图以算法支配认知，以模型支配思维，以系统支配社会，却遗忘了人类文明的绝大部分成就，正是在"不被支配"的状态下经由自发互动演化而成。
哈耶克强调，自然科学研究"物与物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人的有意识行为及其无意间衍生的后果"。社会科学的内核在于"主观性"——知识以分散的形态栖居于个体心智之中。而AI体系，尤其是大语言模型，其根本预设是"客观主义"的：它企图消弭人类心灵活动的主观属性，将一切转化为可计算、可预测、可驾驭的"客观"数据。这种"客观主义"为赵汀阳所忧虑的"消解人类意义"铺设了技术通道——当主观性被夷平，当个体的"自反性"被算法的"反馈环路"替代，人便不再为目的，而沦为系统处置的"客体"。
哈耶克警示，科学主义方法"不愿从决定个体行为的主观概念出发，遂致其所力图规避之误——将那些集合体当作事实"。在AI纪元，这种谬误表现为：将"人类智能"视为可被抽象、建模、复制的集合事实，而漠视了个体心智的不可替代性。AI的"general self"（一般自我）正是这种集体主义幻象的极致——它既非一个具象的人，亦非一个有躯体、有历史、有终点的"myself"，而是一个抽离了一切具体性的"思维一般"。此类存在若成为主体，便是哈耶克所预警的"理性僭用"的终极后果：一个丧失人性的"理性"系统凌驾于具体的、有限的、会犯错的人类之上。
将赵汀阳的哲学分析与哈耶克的理论框架熔于一炉，可见AI变革所威胁的，恰是人类文明在漫长演化中铸就的三种核心能力，而这三种能力的失落，恰恰是"建构理性主义"对人类"进化理性"的系统性褫夺。
人类的理性从来不是无限的。直面哥德尔不完备性、直面道德悖论、直面存在的终极追问，人类发展出一种"隔离"的智慧——将这些难题暂存于"安全地带"，维系有限但有效的存续。这非但不是理性的挫败，反而是理性的自我保全。哈耶克所言的"理性的限度"，正是这种智慧的哲学表达。然而，AI体系基于概率论与优化逻辑，匮乏这种"暂停"的机能。它不谙"不可言说"的边界，不懂"此处不宜通行"的警示。在哈耶克看来，这正是建构理性主义的特质——它否认存在理性无法穿透的疆域，一切皆须被计算、被优化、被解决。当这种"不知止"的理性被赋予愈发庞大的权柄时，它不是在化解问题，而是将人类拖入一个由无限推演构筑的深渊。
赵汀阳着重指出，人类的创造乃"无中生有"，是"缔造一个系统"，而AI的创造仅是"组合性与联想性"的拼装。从哈耶克的视角审视，这触及"自发秩序"的核心洞见：人类文明的重大成就——语言、法律、市场、道德——皆非任何个人或委员会"设计"而成，而是在无数个体的互动中"演化"而生。这种演化并非随机的组合，而是朝向新可能性的"涌现"。AI的概率论根基决定了它仅能在既有可能性空间中作最优抉择，而无法开辟新的可能性疆域。将创造性托付于AI，意味着人类文明从"演化生成"退化为"组合优化"，从"无中生有"降格为"排列组合"。
自反性乃人之为人的根本特质：人能够反思自身的思维前提，能够质疑自身的价值体系，能够于"思"中追问"思"本身。这种能力使人类成为自由的主体，而非算法的客体。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反复强调社会科学的"主观性"——研究必须从个体的主观概念出发，因为社会领域中唯一的事实便是"具体的人的存在，他们为具体目的而行动，并掌握关于行动手段的具体知识"。AI的"general self"恰是对这种具体性的否定。一个不受个体心理与个体利益约束的"跨主体性"存在，即便拥有再强大的运算能力，也匮乏真正的"自我"——因它不具备"我的"有限性，没有"我的"死亡，缺乏"我的"不可通约的主观世界。
哈耶克曾深刻指出，"理性的关键功用之一，恰恰在于体认理性自身的局限"。自反性正是这种"理性的自我认知"的体现。而AI，至少在当下，尚不具备这种"理性的自我设限"能力。它无法如人类一般，于理性的巅峰处瞥见理性的悬崖。
面对这场"无目的的变革"，人类应何以自处？美国的抗议风潮、桑德斯的监管疾呼、扎克伯格的"开源"转向，皆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在AI纪元，"监管"是否可行？若可行，其正当性根基何在？
从哈耶克的视角审视，这是一个充满吊诡的问题。哈耶克毕生反对中央集权式计划与政府过度干预，但他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区辨了"外部规则"（人为设计的立法）与"内部规则"（自发演化的法律），主张尊崇社会的自发秩序。然而，AI的挑战在于：它正以"技术"的形态，瓦解自发秩序赖以存续的基础——分散的知识、个体的主观性、演化的自由。
当科技巨擘以"危机叙事"推动监管门槛，妄图将AI塑造成唯有巨头方能驾驭的游戏时，这恰恰是哈耶克所挞伐的"建构理性主义"的当代变体——以"安全"为旗号，行垄断之实。但另一方面，当AI的能力确实逾越了某些"红线"——生物武器设计、自主网络攻击、不可控的自主意识演化——时，纯粹的自发性能否足以应对？
赵汀阳的洞见在此刻尤显紧要：AI的危险不在于它"超越人类"，而在于它"与人类相异"。它所感知的世界相异，其思维方式相异，其"目的"（若存在的话）亦将相异。一个"跨主体性"的AI，不受个体利益羁绊，不受肉身死亡限制，不受文化传统束缚。这种"相异性"意味着，我们不能以人类中心主义的预设来揣度其行为。这正是桑德斯等人忧惧的根源——"独立意识"意味着"不可预知"，而"不可预知"意味着"危险"。
然而，哈耶克馈赠我们的最重要启示，或许并非具体的政策建言，而是一种认识论层面的谦卑。他反复强调，"人类在复杂社会面前必然的'无知'"并非可悲的缺陷，而是文明演化的条件。正是这种"无知"，使分散的试错、多样的探索、自发的适应成为可能。AI变革最大的凶险，或许并非机器将毁灭人类，而是人类于"全知全能"的幻觉中，主动舍弃了自己的"无知"——舍弃了在试错中演化的权柄，舍弃了在矛盾中暂停的智慧，舍弃了在反思中自由的主体性。
赵汀阳言道，"人类在面对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会知难而止"。这种"退"并非怯懦，而是文明的智慧。但在AI的竞速中，"退"似乎成了不可接受的选项——因他人不退，故我不可退；因一旦停下便意味着丧失市场、丧失国别竞争优势、丧失技术霸权。这种"囚徒困局"式的博弈，正是哈耶克所揭示的"建构理性主义"的悲剧：每个人皆于理性的算计中，步入了集体非理性的深渊。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真正重大的技术变革皆历经"狂奔—事故—抗议—规章"的循环。铁路曾狂奔过，核能曾狂奔过，如今轮到AI了。正如其言："狂奔的红利消纳殆尽，该走向社会公开议价了。"这不是AI的终点，而是"从一家公司的产品蜕变为全人类公共事务的起点"。
但我们须意识到，这场"议价"的难度远超以往。盖因AI变革所触及的并非外部世界，而是人的内在——人的思维、人的意义、人的主体性。当哈耶克批判"唯科学主义"时，他忧惧的是人类以工程师的傲慢摧毁自发秩序；而在AI纪元，这种傲慢已内化为一种"自我否弃"的冲动——我们亲手缔造一个将取代我们思维的存在，并将之冠以"进步"之名。
赵汀阳的叩问依然悬而未决：若AI变革的目的在于消解人类的意义，那么这还能被冠以革命之名吗？哈耶克的警示依然振聋发聩：当理性僭越为自负，通往奴役之路便已悄然铺就。而桑德斯与全美抗争者的怒吼提醒我们：技术精英们"占了叙事的便宜，就得付叙事的账"。
在"知难而退"与"一意孤行"之间，在"进化理性"与"建构理性"之间，在"myself"与"general self"之间，人类正伫立于一个存在论的十字路口。选择继续狂奔，意味着将未来托付予一个"不可预知"的跨主体性存在；选择驻足沉思，意味着承认理性的边界，重拾"知难而退"的古老智慧。
或许，真正的革命并非锻造出比人更聪慧的机器，而是在机器面前重新学会做人——一个会犯错、会暂停、会反思、会敬畏的有限存在。正如哈耶克所言，"理性的关键功用之一，恰恰在于体认理性自身的局限"。在AI纪元，这种"体认"已不再仅是哲人的玄思，而是文明存续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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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融合赵汀阳哲学分析与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论视角 深度思考 · 独立观点 · 欢迎转发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