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诚报国路，矢志铸坚盾

2019年1月8日，我从习近平主席手中接过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奖章和证书。这份崇高的荣誉并不属于我个人，它承载着党和国家对科技事业的深切关怀，凝聚着全社会对创新精神的由衷尊重。回望人生旅程，我始终坚信，个人的理想唯有融入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洪流之中，才能绽放光彩，实现人生的价值，收获事业的硕果与生命的圆满。

1937年，我出生在江苏昆山的一个寻常人家。大哥和大姐的名字里都寄托了成为英才的期望。到我五岁入学时，父亲因身患重病，无暇为我取名，于是“七虎”这个小名便伴随了我的一生。

我的童年是在日寇侵略的阴影下度过的。听姐姐说，淞沪会战后，日军向西入侵。父亲原在昆山老家任职，为躲避战火，举家逃难到上海法租界投靠姑父，我就出生在逃难途中的小船上。出生之时，父亲担心我的啼哭声引来日本兵，让母亲紧紧捂住我的口鼻，差点令我窒息。

七岁那年，父亲因肺结核病情恶化返回昆山老家，弥留之际将我唤到床前，留下“长大后要干一番事业”的嘱托。成年后我才得知，我家堂号“敏慎堂”，秉承着“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钱氏家训。

小学四年级时，我考了全班第一，亲友的赞许给了我努力学习的动力。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母亲送我到上海读书，寄居在姑父家中。那时，哥哥也在上海读中学，新中国成立前他参与地下学生运动，带回《文萃》等刊物给我看，让我了解到沈崇事件、臧大咬子事件以及“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

在我的记忆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中国洋溢着革命与建设的激情。在上海中学，党团活动活跃，思想教育深入。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李白烈士的夫人裘慧英女士以及苏联英雄卓娅和舒拉的母亲来校所作的报告。这些为国为民献身的英雄事迹，奠定了我人生观的基石。那时，我还阅读了《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等大量革命书籍。特别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些充满力量的话语，时至今日读来依然让我心潮澎湃。

1954年高中毕业时，我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重要抉择。起初校团委书记通知我被选送赴苏联留学。但不久后，他又告知我，新成立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正在中学招收优秀毕业生，组织上决定保送我到哈军工学习，以应国家急需军事工程人才的号召。

进入哈军工后需要填报志愿。当时，工程兵工程系因常与黄土铁铲打交道，报考者不多。为了响应国家大局需要，作为班长的我带头选择了这个系，从此与防护工程结下不解之缘。

哈尔滨松花江畔风景秀丽，冬日雪景更是迷人。但我一次都未曾去观赏，几乎将所有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中。因表现积极，我在本科一年级、十八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五年本科生涯，我年年被评为优秀学员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并成为全年级唯一的全优毕业生。

大学毕业后，我被组织选派到莫斯科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深造。出国前，一位老红军、工程兵政治部主任对我说，国内还有农民吃不饱饭，培养一个留学生国家要付出多少金条？我深知，自己的成长全靠党和国家的培养，没有党我不可能有留学深造的机会。四年留学生涯，除了莫斯科我哪儿都没去，节省下的津贴全部用来购买专业书籍，最终获得了工学副博士学位。

在苏联留学期间，老红军、原哈军工工程兵工程系主任唐凯为我介绍了对象。我回国时，对象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工作，而我则被分配到北京工程兵科研设计院。然而，等我休假回京后，工程兵干部部又找我谈话，告知原哈军工分院以工程兵工程系为基础在西安成立了工程兵工程学院，新建学院急需人才，希望我能前往西安工作。

若去西安，我将面临新婚即两地分居的困境。当时我们的婚姻介绍人唐凯已调任工程兵副司令，找他帮忙争取留在北京并非不可能，但我和爱人都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深知自己是党员，必须听从党的指挥，坚决服从国家安排。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前往西安报到。一个多月后，利用在北京参加国家防护工程学术会议发表论文的机会，匆匆完成了婚礼。自此，我与爱人两地分居长达十六年。

作为一名军队科技工作者，为战而研、强军报国是我义不容辞的使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面临严峻的核威胁。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那么二次反击时如何保存有生力量和战略装备？答案就是防护工程。从那时起，为祖国铸就牢不可破的“地下钢铁长城”，便成为我毕生的追求。

我奉命进行某飞机洞库门的设计。为了获取精确的实验数据，我赶赴核爆试验现场实地调研、收集数据。现场发现，虽然核爆后洞库的钢结构防护门未被炸毁，飞机也未受损，但防护门严重变形，导致无法开启。门打不开，飞机出不来，就无法实施反击。问题根源在于当时的设计采用简单手算，精度不足。为了提高精度，我率先学习并引入国际上刚刚兴起的有限元计算理论，学习计算机编程，利用大型电子计算机进行分析计算，最终设计出当时跨度最大、抗力最高、能够抵御核爆冲击波的机库大门。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军事强国开始研制钻地炸弹和钻地核弹，其大幅提升的穿透深度与破坏威力，对防护工程构成了严峻挑战！为此，我带领团队刻苦攻关，提出了建设深地下超高抗力防护工程的总体构想，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为抗钻地常规武器和核武器防护工程的选址、安全埋深、指标体系建立及抗爆结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实现了防护工程的跨越式发展。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有矛必有盾。如果说进攻性导弹、炮弹是军事斗争中锐利的“矛”，那么防护工程就是一面坚固的“盾”。“矛”与“盾”总是在攻防对抗中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我和团队时刻跟踪新型进攻武器的发展，只要“矛”前进一步，我们就研究如何让“盾”更坚固一层。从核空爆到核触地爆再到核钻地爆，从普通炸弹到钻地弹，经过长达数十年的研究，我们攻克了一个个难关，突破了一系列技术瓶颈，为我国战略工程装上了“金钟罩”。

大国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军事实力，更体现在综合国力。作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我既关注如何增强国防实力、维护国家安全，也关心如何提升综合国力、谋求人民幸福。1992年初，珠海特区建设机场需要炸平一座山，爆破总量达1085万立方米，要求一次性成功，且半数土石方需定向抛入大海，同时确保邻近千米内的两处村庄安全。我带领团队六下珠海，与各方共同研究方案和施工细节，当年12月成功实施爆破，创造了世界爆破史上的新纪录。

这些年来，我还参与了长江隧道、南水北调、西气东输、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深中通道、能源地下储备、核废物深地质处置等重大工程，贡献了自己的学识与才智。在我心中，这都是共产党员的使命所系，也是科技工作者的幸福所在。

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党和国家颁发的800万元奖金，我全部捐出，主要用于资助我国西部地区的贫困学生。后来，江苏省配套奖励的800万元，我捐出100万设立“钱七虎奖学金”奖励年轻科研人员，50万捐给我的母校上海中学，剩余的650万全部捐给武汉，用于抗击新冠疫情。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连生命都献给了党和国家，我还有什么不能奉献的呢？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能为党分忧、为民解难，尽一份心力，是意义非凡且幸福的事。

奉献给国家和人民，也包括帮助身边有困难的人。因此我早在家乡设立了“瑾晖”基金。“瑾”“晖”二字分别取自母亲和爱人的名字。母亲文化水平不高，但勤劳善良，总是尽力帮助他人，她常教导我“人不能只想着自己好”。将基金命名为“瑾晖”，既是为了纪念母亲，也是为了感激妻子多年来的全力支持和默默付出。

如今，我资助过的许多学生都已长大成人、事业有成，他们时常写信或来看望我，令我感到欣慰。我也常常在梦中见到母亲，每当想到母亲会为我取得的一些成就、所做的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帮助过的一些人而感到骄傲时，我的内心便充满无比的幸福。

家国天下事，社稷一戎衣。我已年届九十，虽已退休，但作为一名拥有近七十年党龄的科学家，始终铭记“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的教诲，仍觉有许多事要做、想做、能做。一路走来，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让我深刻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解放，也不会有今天幸福的生活。我始终牢记1956年3月2日入党志愿书上的誓言：“把终身献给国防建设事业”“政治上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更大的力量”。在有生之年，我将继续在防护工程领域潜心钻研，培养学生、关心团队，为国家铸就更坚固的钢铁盾牌。（钱七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