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之后,谁是下一个国民级科幻作品
青海茫崖市冷湖镇地处柴达木盆地西北部,通过连续举办数届“冷湖科幻文学奖”,该地区已崛起为科幻创作的重要基地。图为“冷湖实验室”内的科普展品。新华社发
河北石家庄书城的儿童阅读区,孩子们正在专注阅读。新华社发
湖北武汉市,孩子们在硬科幻行星科学体验展上驻足观看。新华社发
4月23日是国际阅读日。本期焦点,我们投向一个日益受到青睐的阅读类别——科幻文学。
根据中国科普研究所最新发布的《2026中国科幻产业报告》,2025年我国科幻阅读产业总收入达51.9亿元,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其中科幻网络文学的增长率尤为突出,高达113.5%。
然而,繁荣景象之下潜藏着忧虑——尽管有《三体》这样的现象级作品,但面对规模不断扩大、审美持续提升的读者群,科幻文学的精品力作依然显得不足。
中国科幻文学怎样才能涌现更多出圈之作?让我们通过记者的走访,探寻解决之道。
2025年,中国科幻产业总产值达到1261亿元,同比增长15.7%,连续三年维持在千亿规模以上。中国科幻正迎来规模上的飞速扩张,科幻文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愈发重要。
可是,当我们把视线从不断攀升的数字上移开,便不得不正视一个现状:提及中国科幻文学,绝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仍旧是刘慈欣和他的《三体》。
一座高峰屹立已久,但连绵的群峰却尚未形成。人们难免会问:继《三体》之后,中国科幻文学为何迟迟没有出现另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出圈巨作?距离下一部能够引发广泛共鸣的中国科幻作品,我们还要等待多久?
“头部效应显著,中坚创作力量相对不足。”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王春法强调,中国科幻产业存在结构性隐忧,产业规模的快速膨胀与原创超级IP的梯队培育之间,依然存在一条不容忽视的鸿沟。
从亚文化到主流:科幻成为大众文化的“基础设施”
机械臂徐徐展开,高达4米的汽车机甲在观众的目光中,完成了从车辆到人形机体的转变……春日里的北京首钢园,巨大的变形机甲在2026中国科幻大会开幕式亮相,引来阵阵惊叹。在这个科幻爱好者与从业者齐聚的盛会上,更令人震撼的,是中国科幻的整体发展势头。
“中国科幻过去十年的蜕变有目共睹。”王春法回忆道,十年前,中国科幻主要还局限于文学创作与小众爱好者圈层,社会认知度有限,产业形态也尚未成型,“如今,科幻已从边缘的亚文化走向大众文化的中心区域,成为全社会共同仰望星空、思索未来的精神桥梁”。
“创作队伍中既有具备扎实理工背景的科普作者,也有能为科技注入人文温度的文学作家,两股力量的交汇极大拓展了科幻的思想深度。”王春法解读道,中国科幻已从亚文化边缘走向大众文化的核心地带,社会公众对科幻的接纳度与包容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创作数量来看,中国科幻文学的供给已经相当庞大。”南方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幻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吴岩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用具体数据描绘了这一演变轨迹:高峰期,我国每年出版的科幻新书超过1000部,“相当于每天都有3本新书面世”。
吴岩表示,即使在出版业整体收缩的背景下,去年仍有500多部科幻新书出版,“更引人注目的是网络文学的爆发式增长,仅2024年一年,网络平台新增的科幻作品就多达18万部”。
研究报告表明,在2025年的科幻数字阅读领域,刘慈欣的作品与《海底两万里》等经典著作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纸质阅读方面,《三体》等经典IP仍旧发挥着主要的带动作用;过去五年间,海外主流媒体报道的核心议题,仍然围绕着以刘慈欣、王晋康为代表的作家群体,以及他们的《三体》《流浪地球》《崩坏:星穹铁道》等代表作展开。
令人欣慰的是,“刘慈欣”“三体”等专有名词已经通过音译或直译的方式进入国际科幻话语体系,这标志着源自中国视角的科幻想象在跨文化交流中逐渐赢得了独立的话语权。多位与会专家同时指出,这也恰恰说明,新的、能够承担同等文化输出功能的作品与作家,尚未真正崛起。
繁荣背后:读者迭代与创作滞后的根本矛盾
为何《三体》之后难有新的“《三体》”?答案埋藏在中国科幻产业“由大转强”的结构性矛盾之中。吴岩从读者群体变迁的角度,揭示了更深层次的矛盾。
“这几年,我们对供给端研究得太多,但消费端究竟如何?到底有多少人在读科幻、读什么科幻?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吴岩分析认为,科幻作品未能充分适应新时代——读者群体的知识储备、阅读方式和审美偏好都已发生深刻改变,而科幻文学的叙事手法和内容供给尚未完成与之匹配的更新。
他以2025年的畅销书数据为例进行深入剖析:在去年最畅销的10部科幻图书中,有4部是刘慈欣的作品,《三体》三部曲的最早版本累计销量已接近900万册,每年仍能稳定销售50万到60万册。除此之外,还有4部改编自网络小说的作品上榜。“这4部作品的内容都是将科幻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并尝试给予科学化的解释,将其纳入科幻的框架。”吴岩分析指出,总体来看,销量突破10万册的科幻新书可谓凤毛麟角。
“读者既喜爱刘慈欣那种融合前沿科技的作品,也青睐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幻故事,同时对国外的经典作品保持着持续的兴趣。”吴岩认为,“我们需要下细功夫,描绘出科幻读者的精准画像,弄清楚谁在看、看什么、喜欢什么主题,我认为这有助于找到突破口。”
王春法则从产业宏观层面归纳了三大挑战:其一,“大而不强”,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顶级原创IP。尽管产业已迈入千亿级发展阶段,但具备持续引领能力的超级IP仍然稀缺,呈现出“头部突出、腰部薄弱”的断层格局。其二,“科”与“幻”存在疏离,部分科幻创作的科技含量与可信度不足,未能准确传达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与科学逻辑,科幻与科普协同发展的路径仍需打通。其三,理论建设滞后,产业研究体系仍主要沿用文学研究的逻辑,尚未完成向产业经济研究逻辑的转型,内容供给能力、产业协同能力和理论支撑能力存在明显差距。“如果不能在理论层面形成更清晰的产业认知框架,就难以在实践层面突破‘大而不强’的瓶颈。”王春法分析道。
“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幻想’的自觉与天赋,但科幻是基于科学的幻想,是近现代以来的产物,不能将神话传说都等同于科幻。”王春法特别澄清了一个容易被混淆的概念。
未来方向:从产业协同到开创“未来文学”
面对上述发展瓶颈,业内专家并未止步于问题诊断,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熊澄宇提出了“夯基、立柱、架桥”三项策略:所谓夯基,是指通过开源协作融入全球技术生态;立柱,是构建数据驱动的IP工业化中台,打造核心知识体系;架桥,则是通过全球共创平台争夺叙事定义权,实现从“产品出海”到“规则出海”的跨越式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汉斯·道维勒表示,过去科幻主要被视作一种娱乐类型,因此未被列入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独立类别,现在有必要明确数字技术在维护文化多样性方面的作用。“科幻小说通过设想人类应对环境挑战的未来场景来培育人才、拓展想象边界,而中国在这方面完全有能力占据领先地位。”
“科幻文学发展到今天,其形式已经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吴岩则将思考推向了更远的未来。他分析,历史上最繁荣的文学现象之一出现在19世纪,因为那个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催生了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文豪。“今天,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一个‘未来已来’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未来在昨晚就已降临’。”
吴岩进一步阐释:“现实与未来的高速交织,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激烈冲突,要求文学做出根本性的变革。”
为此,他倡议创造一种“未来文学”——它不一定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幻,但必须能够深刻反映这个时代的剧变。
吴岩本人也在此方面进行了尝试。据悉,他的团队创作的话剧《云身》探讨了当人工智能的道德水平超越人类时,人类该如何自处;话剧《量子幽灵》则借助量子科技的设定,直面人口与环境压力下,思维上传与数据化生存所带来的伦理困境。吴岩表示,这些作品收获了超出预期的关注度,“这说明大家都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我们拥有令世界惊叹的技术转化能力,拥有将想象力锻造为精密机械的工程实力,但真正驱动这庞大机甲的核心——那颗能够持续输出原创能量、连接科学与人文、抵达不同文化心灵深处的叙事内核,仍然需要更长时间的锤炼。
千亿产业规模仅仅是科幻发展的开端。当科幻文学真正实现从“单一作品”到“繁荣生态”的跨越,当创作者敢于创造新的“未来文学”以回应这个“未来已来”的时代,下一个能够打破圈层壁垒的现象级作品,或许就会在这片日益丰沃的土壤中破土萌芽。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王美莹、陈海波、詹媛 本报通讯员 王舒禾、韦小可、王悦翔
学术支持: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