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新发现解谜：长白山至贺兰山为何入选全国十大

长白山一带的史前人类曾留下哪些活动痕迹？夏晚期贵族的生活面貌又是怎样？秦始皇东巡时筑琅琊台的说法能否得到确证？西夏“官窑”究竟位于何处？……

4月29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多项重大历史疑问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逐步变得清晰。

从长白山到贺兰山，从黄土高原延展到东海之滨，从郑州市区到绍兴古城，辽阔疆域上，新一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如同点点繁星，照亮中华文明的深厚积累。

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重新梳理对当地史前人类活动的传统认知

吉林长白山地区发现的巨型石叶石核（拼版照片）。新华社发

长白山脉位于欧亚大陆最东端，是追索晚更新世古人类迁徙路线、观察石器技术演进轨迹以及理解跨区域文化往来的关键地带。然而以往在旧石器时代考古方面，这里长期存在遗址之间关联不明、年代脉络零散、文化特征难以判定等突出问题。

令人振奋的是，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发现，几乎彻底改变了学界对该区域史前人类活动的固有看法。

此次考古覆盖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历经5年完成重点调查面积6500余平方公里，共发现石制品遗存点位千余处。遗址群因富集且具辨识度的黑曜岩石器工业遗存而尤为突出，能够直观呈现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古人类的技术发展与适应演化过程。相关成果不仅深刻影响东北亚史前文化格局，也为追踪东北亚范围内的跨区域交流提供了证据，既为长白山文化底蕴增添了关键标识，也构成中华文明远古根脉的重要组成。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强化裴李岗文化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源头的核心地位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西部墓葬区M85出土的器物组合（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裴李岗遗址因裴李岗文化的命名而为人熟知，同时也是该文化的典型代表。

在这里，旧石器时代晚期便已形成以黍类、橡子、块根植物采集，以及利用鸵鸟蛋与各类水生资源为特征的广谱生计方式。黍粟稻并存的混作农业体系，反映出中原区域南北向的文化交流；另外，考古工作首次确认北方地区最早使用红曲霉进行酿酒，并进一步揭示了陶壶在酒器层面的用途。

一系列关键发现进一步加深了学界对中原地区现代人起源与扩散、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早期社会农业起源与传播、社会复杂化进程以及先民精神信仰的理解，从而更加稳固了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裴李岗文化在中华文明重要源头中的核心位置。

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让红山文化的时间线再延长近200年

拼版照片：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1号积石冢出土的部分玉器（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郑家沟遗址一号积石冢，首次在远离红山文化传统核心区域的地方发现并开展了发掘，出土遗存具有红山文化典型特征。

其年代距今约5300至4800年，属于红山文化晚期，同时突破了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年代的下限。不仅使红山文化的时间轴向前推进近200年，也弥补了冀西北地区红山文化考古长期存在的空白。

以郑家沟遗址为代表的这一批遗存，既包含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又能见到庙底沟文化、庙子沟文化彩陶的特征。这种多元元素的汇聚，再次说明张家口地区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互通交流的关键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并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制。

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展现仰韶文化发展的最高阶段

航拍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核心区地貌（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董志塬是黄土高原境内最大的塬地，而南佐遗址就位于其上。初步掌握的遗址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主体年代为仰韶文化晚期。

南佐遗址以大型夯土院落为核心，逐步形成多层级圈层相嵌的聚落格局。聚落核心区以中轴线进行统一规划与布局，说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古代城市的中轴线结构已基本确立。如此规模庞大的聚落建设，体现出强有力的社会组织与动员能力，也为黄土高原地区出现区域性王权提供了重要依据。

从整体而言，南佐遗址可视为仰韶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最高峰，可能是黄土高原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一处都邑性聚落。它的发现改变了学术界对黄土高原及黄河流域文明演进路径的认识。

山西昔阳钟村遗址：发现夏晚期最高等级的贵族墓群

拼版照片：左上为山西昔阳钟村遗址墓葬M10出土器物组合，左下为山西昔阳钟村遗址墓葬M13出土器物组合，右为山西昔阳钟村遗址出土的漆器（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在钟村遗址的发现中，夏文化的神秘面貌仿佛露出冰山一角。

钟村遗址的墓葬目前已知等级最高，属于夏晚期贵族墓葬群，显示太行山西麓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中心。钟村遗址也为衡量二里头文化与下七垣文化的文明发展高度、社会等级分化程度提供了重要参照。

绿松石、朱砂、漆器等物件的出现，让人看见钟村遗址中蕴含来自远方的各类珍贵奢侈品，反映出跨区域交流的存在。这恰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真实写照。

河南郑州商城遗址：早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遗址

河南郑州商城遗址2025年度发掘项目位置图。新华社发

郑州商城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中心城区，目前普遍认为这是早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遗址，遗址总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

在郑州商城新发现的大型府库群、复杂城市水网、内城手工业遗存、高等级祭祀遗存以及贵族墓等方面，相关研究分别在物资储备、水利规划、手工业布局、祭祀礼制与墓葬制度等内容上进一步补足了认识空白。由此更能证实郑州商城规划有序的特点，并勾勒出从营建到发展再到鼎盛的整体变迁轨迹。该遗址生动展示了早商都城文化的汇聚、融合与外向辐射的互动方式，为梳理早商都城文明、探究中国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脉络提供了关键实证，有力推动夏商文明研究迈向新阶段。

陕西富平长春遗址：为理解西周王畿的政治地理格局提供依据

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出土的玉人龙合纹佩（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长春遗址位于石川河由黄土高原进入关中平原的咽喉地带，总面积约220万平方米。

石川河流域目前已发现西周不同时期聚落40余处，其中长春遗址规模最大，很可能是西周中晚期该区域的中心聚落。

长春遗址呈现出精心规划的贵族采邑与功能较为完整的遗存组合，并且聚落层级分布较为清晰，因而为理解西周王朝的国家形态与政治结构提供了珍贵的“关中东部样本”。其考古工作也填补了关中东部王畿关键区域西周采邑考古长期缺口，使这一地区西周聚落考古重新打开局面。

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以实证支撑秦始皇东巡筑琅琊台

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山顶建筑与山下院落、窑址区位置示意图。新华社发

琅琊一地，是周代齐国“四时主”祭祀的重要地点，也是秦皇汉武东巡活动中的重要场所。

琅琊台遗址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南部，三面临海，遗址中心为海拔183.4米的山峰。考古发掘表明，琅琊台是目前在东部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秦帝国国家工程，是秦汉王朝用以宣示统治权力的重要政治地标。

这一遗址通过考古材料印证了文献中关于秦始皇东巡及筑琅琊台的记载，反映了秦汉帝国对海疆的认知与治理思路，同时也折射出秦汉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海洋意识与海洋战略。其意义还在于揭示了秦皇汉武实现并巩固“大一统”王朝统治的动态过程。

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证实越王勾践在绍兴建都

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塔山和畅坊地点东周时期越国祭祀沟发掘现场（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越国都城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位于绍兴古城南部，其发现有力证明古城延续至今可追溯到6000年的人居史与2500年的城市发展史。与越国相关的一系列重要遗存，为梳理越国都城格局、研究祭祀礼制、探索中国百越民族史提供了关键线索。考古实证了越王勾践建都绍兴的历史事实，是越国都城考古中的重大进展。

遗址所揭示的越国都城核心区域以及会稽郡治行政中心的文化面貌，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地方城市治理体系具有突出的价值。

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西夏皇室御用窑场

拼版照片：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瓷器（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苏峪口瓷窑址位于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约10公里处的深谷腹地，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西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精细白瓷遗址。

这里出土的碗、盘、炉、罐、香插、板瓦等器物，其胎釉特征与西夏陵、西夏离宫及皇家寺院等与宫廷密切相关的高等级遗址出土同类器物表现出高度一致性，从而有力证实该窑址为西夏皇室御用窑场。

窑址始烧于西夏早期（约1080年前后），停烧于西夏灭亡前夕（约1227年），完整见证了党项政权从游牧文化向农耕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复合型文明转型历程。该发现首次确立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存在“官窑”的考古证据，填补了中国陶瓷史与手工业发展史的相关空白。

图片由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办公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