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东亚博物馆面临关闭危机，万件中国国宝何去何从？

一件深红色带有精美雕刻人脸的陶制盖子，神情庄重，鼻梁高耸，黑色纹饰更添一丝古朴的贵气，这件五千年前的中国瑰宝，长期陈列于瑞典的东亚博物馆。

然而，包括这件珍品在内的诸多文物，未来可能将不再对公众开放。据瑞典《每日新闻报》报道，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馆馆长布里塔·索德奎斯特近期宣布，由于租金大幅上涨，该机构旗下的四座博物馆中，东亚博物馆与地中海博物馆将于2027年停止运营。

此消息在以博物馆文化闻名的瑞典引起轩然大波。瑞典汉学家欧拉·黄形容此事“荒谬”，呼吁政府介入。同时，超过四千名网民联署请愿，恳请保留这两座博物馆。

在可能关闭的博物馆中，东亚博物馆尤其受到中国民众的关注。其馆藏超过十万件，其中八到九成源自中国。尤为特别的是，这些馆藏背后大多承载着一段段不寻常的故事。一旦这座意义非凡的博物馆关闭，大量中国文物的未来将变得扑朔迷离。

对此，瑞典汉学家罗多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他已与瑞典皇家文史科学院教授霍坎·米勒等人联名发文，呼吁重新审视当前的租金政策。然而，在要求保留博物馆的呼声中，瑞典官方尚未明确表态，东亚博物馆的未来依然悬而未决。

坐落于斯德哥尔摩市中心船岛上的东亚博物馆，其明黄色的建筑始建于18世纪。馆内陈列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绚丽彩陶、商周及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以及数十万册中国古籍，能够让参观者深切感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目前，东亚博物馆因修缮工程暂时闭馆，原计划于2026年秋季重新开放，但眼下的局势让这一承诺蒙上了阴影。

面对东亚博物馆的关闭风险，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馆方面也道出了不少难处。馆长索德奎斯特透露，2026年2月初，她突然接到通知，负责管理瑞典文化遗产的瑞典国家财产委员会大幅提高了民族学博物馆的租金，涨幅高达57%。该委员会还表示，未来东亚博物馆和地中海博物馆的租金也将随之上调。由于她即将于3月提交各博物馆的预算，问题已刻不容缓。

经过综合考量，索德奎斯特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割舍”。她认为，旗下四座博物馆的运营本就负担沉重，若租金再涨，世界文化博物馆将无力支撑所有场馆的运作。据估算，若政府每年能额外提供3500万瑞典克朗（约合2554万元人民币）的补贴，现有运营模式尚可维持，但政府方面似乎并无意伸出援手。

瑞典国家财产委员会的涨租行为，也有其自身的解释。该机构在其官网说明中指出，长期以来，其租金定价低于市场水平，未能遵循市场化运营原则，这是大幅提价的原因。此外，该机构并无权力提供补贴或资助。他们认为，博物馆应通过争取国家预算或议会拨款来获取资金，而非向其抱怨。

这并非东亚博物馆首次面临关闭的危机。早在2016年9月，时任世界文化博物馆负责人安·福林就曾提议关闭东亚博物馆，并将其与民族志博物馆、地中海博物馆合并。当时，她提出的理由同样是“资金不足”。后来，由于受到强烈反对，博物馆才得以幸免。

而今，危机似乎真的降临了。这一次，一些政界人士也开始积极发声支持东亚博物馆。斯德哥尔摩市反对党领袖扬·约翰松提出，如果市中心租金过高，两座博物馆可以考虑迁往郊区，但绝不能关闭。他强调，斯德哥尔摩作为北欧知名的文化之都，相关政府机构却通过提高租金来迫使文化机构搬迁或关闭，这无疑会损害城市的文化吸引力。

尽管世界文化博物馆方面承诺，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东亚博物馆和地中海博物馆的馆藏都将得到妥善保存，但公众对这些文物的未来去向仍充满担忧。目前，瑞典官方对此事的最终态度尚未明朗。

一百多年前的一天，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首次踏足中国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面对厚厚的黄土，他内心激动不已。他触摸着松散的土壤，很快便发现了散落的陶器碎片，其中一片暗红色的残片上绘有黑色纹饰，这让他感到“不可思议”，并预感将有重大发现。

安特生与中国考古学和文物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东亚博物馆的奠基人与首任馆长。如今，东亚博物馆中许多核心的珍贵藏品，都是他远渡重洋从中国运回的。他在中国进行的考古研究以及与文物的深厚联系，背后也隐藏着一段传奇而曲折的历史。

1914年，安特生受北洋政府邀请来到中国，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主要任务是协助寻找矿产。在工作之余，他还在山西、北京等地采集古生物化石，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渐渐地，安特生的研究兴趣从古生物转向了古代人类文明，他通过丰富的考古证据，坚信自己能在这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1920年，安特生的助手刘长山在河南渑池县发现了大量陶器。随后，安特生前往考察，确认了彩陶和石器的存在。1921年10月，安特生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人一同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发掘。他们在17个地点、约30万平方米的区域内，发现了大量令人震撼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器、骨器、陶器和蚌器。

该遗址很快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在此过程中，安特生向中方合作学者传授了科学严谨的工作方法，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在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安排下，安特生主导了甘肃等地的考古调查，相继发现了“马家窑文化”和“齐家坪遗址”等。

1925年，安特生与中国的合作告一段落，他手中的文物如何处理成为了一个问题。尽管安特生的活动获得了授权，但这些文物并非他个人所有。此外，他的活动还得到了瑞典“中国研究委员会”的资助，该委员会的主席正是对中国文物充满热情的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因此，瑞典方面也希望能够获得这批在中国发现的文物。

最终，古斯塔夫六世和“中国研究委员会”提出了一项计划：安特生将所有挖掘出的人类遗骸留给中国，而他在中国获得的陶器、动物骨骼等，可以先运往瑞典进行描述和研究。研究完成后，瑞典方面会将安特生收藏品中的“最多一半”归还中国。同时，瑞典承诺将创建一个关于中国文物和艺术的博物馆，并传承其所获的中国文物。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项计划显然有损中国利益且不公平。但在当时，中国考古学刚刚起步，缺乏独立发掘和研究文化遗产的能力，没有完善的文物保护法规，更没有对文物的话语权。最终，“中国地质调查所”与瑞典签署了协议，同意将安特生的收藏品在未来进行平分。

负责处理文物返还事宜的安特生信守承诺。回到瑞典后，他立即投入到文物的整理和博物馆的筹建工作中。1929年，由安特生担任馆长的“远东古物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其首批珍贵藏品便是安特生带回的约3万件未修复的陶器及碎片。这座博物馆，正是如今东亚博物馆的前身。

从1927年至1936年，安特生先后七次将1300多件文物归还中国，这些文物被典藏在中国地质调查所下属的“地质调查所陈列馆”。然而，不幸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大地饱受战火蹂躏，安特生返还的大部分文物从此下落不明。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身份也变得模糊。

下左：瑞典东亚博物馆展厅内展出半山文化墓葬场景复原。（图/网络）

下中：瑞典东亚博物馆馆藏中国陶制墓葬俑 图/东亚博物馆网站

下右：青铜珐琅杯，出产于中国宣德年间。图/东亚博物馆网站

幸运的是，历经漫长的岁月，安特生当年返还给中国的文物逐渐显露踪迹。2005年，在中国地质博物馆的藏品库中，工作人员发现了三个重量明显轻于矿石标本的箱子。最终，他们在箱子中找到了古陶器碎片。经过核对，研究者证实，这些文物应为当年安特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联合发掘、留在中国的部分成果。而箱中“意外”出现的一件带有特殊编号的陶器碎片，正是安特生返还文物清单上的物品。

这些陶器和碎片为何会出现在北京？事实上，如今的中国地质博物馆，其前身正是创建于1916年的“地质矿产陈列馆”，也是安特生返还文物的接收机构。抗战期间，“地质矿产陈列馆”的藏品分别在北京、重庆等地保存，战后又在北京重新合并。这些馆藏构成了中国地质博物馆的藏品基础，也解释了安特生文物可能出现在该馆藏品库的原因。

近年来，在中国南京，也公布了一批安特生返还文物的近况。2024年，徐建清主编的《远古之孑遗——南京博物院藏安特生考古资料》出版。书中指出，南京博物院一直珍藏着300多件安特生考古所得的石器、陶器，但长期未被整理。后来，在整理研究过程中，中国地质博物馆原常务副馆长曹希平判断，这300多件文物中有28件陶器，应属安特生返还文物的一部分。此外，南京地质博物馆也收藏有少量安特生文物。

依据这些零散的信息，人们可以推断，安特生文物出现在南京的原因，可能与抗战爆发前，“中国地质调查所”将“地质矿产陈列馆”的部分收藏迁往南京有关。安特生的经历也证实，他曾在1936年11月亲自赴华交还文物，并参加了相关活动，还在南京的“中国地质调查所”看到了自己早期采集的仰韶文物。

瑞典与中国签订的文物协议，在客观上促使中国考古学界开始形成明确的权利意识。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与袁复礼在山西南部发现了夏县西阴村遗址。当时，李济的考古工作获得了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资助，但他坚持与对方签订协议，约定发掘工作必须由中国学者主导，且所有出土文物必须留在中国。

此后，中国学术界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在考古活动中力求避免文物外流。1927年，北京大学联合多家机构组建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规定外国人来华考察应以团体形式进行。该协会与到访的瑞典人斯文·赫定签订协议，要求他保证将考察所得文物留在中国。

到了1930年，中国首部文物保护法规《古物保存法》正式颁布，明确规定“地下埋藏及由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归国有”。然而，在动荡的时局下，大量中国文物仍在战乱中消失，或因各种原因流散到海外的艺术馆、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手中。因此，放眼世界，以协议形式大规模收藏中国文物的博物馆，几乎仅有瑞典东亚博物馆一家。

如今，东亚博物馆及其收藏的中国文物，已携手走过了近百年的时光。1939年，安特生荣休，他与东亚博物馆的继任馆长、汉学家高本汉一同，继续致力于中国研究。他们还在瑞典培养了一批中国文化的研究者，例如高本汉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生中，就有马悦然、林西莉等一批对中国有着深刻理解的汉学家。

曾与中国签署文物协议的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于1950年加冕成为瑞典国王。他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中国文物。1959年，古斯塔夫六世将自己收藏的2000多件中国文物捐赠给了瑞典东亚博物馆。1963年，东亚博物馆迁至船岛的现址，该地址距离古斯塔夫六世的王宫不远。许多人认为，这一安排是国王希望能够随时欣赏到他钟爱的中国文物。

安特生、高本汉及古斯塔夫六世相继离世后，瑞典东亚博物馆历经数位“中国通”的管理，他们始终关注着这批文物的命运。2002年，东亚博物馆曾联系中方，公开征寻安特生返还文物的下落。2004年，时任东亚博物馆馆长、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马思中，还将博物馆收藏的一匹非法流入瑞典的陶马归还给了中国。

这些专业学者对博物馆的管理，如今已成为历史。近年来，东亚博物馆的管理层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有能力守护博物馆的人已逐渐失去话语权。因此，博物馆陷入如今的僵局，也在情理之中。正如2016年那场拯救东亚博物馆的行动中，马悦然等学者所指出的，当前瑞典将来自不同文明的博物馆“混搭”管理，表面上看符合“多元主义”精神，实则是一种粗浅的管理方式，缺乏对文化本身的深刻理解。

然而，人们或许仍能期待，这批中国文物在未来仍有机会重现于公众视野。也许，能够找到一种更妥善的方式，来守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参考资料：《从极地到中国——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传》，作者扬·鲁姆嘉德，译者万之，文物出版社；《正业居学：李水城考古文化论集》，作者李水城，上海古籍出版社；《穿越历史的迷雾：仰韶文物现身记》，央视《探索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