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数据与权力:人工智能的历史根基

发布时间:2026-06-23 23:19阅读:2

Who Counts: The Long History of Data and Power

Rupika Risam在其新著《Data Empire》的主旨演讲中,构建了一项跨越六万五千年的数据权力考古学。

本文提炼其核心论证框架,将其置于数字人文与批判数据研究的交叉地带加以评述,并在结尾就非西方帝国数据实践及中国语境下的潜在对话空间展开批判性反思。

问题缘起

Risam 的学术介入首先建立在对当代AI话语的不满之上。

她指出,当前关于人工智能的公共讨论与学术叙事陷入一种"历史贫困症",即将ChatGPT的问世(2022)或达特茅斯会议(1956)视为某种断裂性的起源时刻。

这种叙事预设了神经网络与算法技术诞生于一个未被旧有分类体系、官僚制度与权力结构所触碰的真空地带,进而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政治问题视为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Risam 对此提出根本性理论反驳:人工智能并非与漫长人类历史的断裂,而是"人类试图通过数据控制他人"这一持续叙事的最新章节。

她的核心命题可概括为:数据从来不是中立的(data has never been neutral),数据始终与权力纠缠(data has always been entangled with power)。

这与Lisa Gitelman对"数据从来不是原始材料"(raw data is an oxymoron)的论断形成互文,但Risam的推进在于将数据批判从认识论层面扩展至长时段的历史政治经济学考察。她拒绝将数据与帝国的关系简化为一种当代的隐喻性类比,而是主张二者从未分离,帝国自始至终通过信息的提取与编目来巩固权力。

核心论证

Risam的论证框架以三个历史阶段展开,分别对应数据权力在不同文明形态中的物质化过程。

(一)古代近东:外部化计算与祭司王权的兴起

论证的起点被置于公元前65,000年至公元前9,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Risam细致追踪从游牧生活向定居农业过渡时期,人类如何借助黏土筹码完成信息的外部化存储。这些以圆锥、圆盘、球体等形态出现的实物标记,最初用于记录谷物与牲畜的债务关系,标志着人类首次将计算过程从生物记忆转移至物质载体。

Risam在此提出一个极具理论潜力的概念:"外部化计算"。这一概念不仅指向技术史意义上的信息存储革命,更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根本转型:当神庙祭司垄断记账权,他们便同时垄断经济权力与社会支配权。

黏土筹码经由泥板与楔形文字的发展,最终催生了祭司-国王的统治形态,使得苏美尔文明成为"由数据所成就的文明"。

在此,Risam完成其论证的第一次奠基:数据治理并非现代国家的专利,而是国家形态得以可能的先决条件。

Clay Tokens (黏土筹码)

(二)近代帝国:数据作为殖民分类与种族治理技术

随着15世纪欧洲海外帝国的扩张,数据权力进入了第二个历史拓扑。

Risam 以1493年巴塞罗那的宫廷场景为切入点,分析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诏书如何将模糊的地理知识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领土秩序。

Pope Alexander VI

(1493.05.03 颁布 Inter Caetera,确定“教皇子午线”)

她在此揭示了一个关键机制:数据(此处表现为地图、航海日志、资源清单与人口统计)不仅是帝国扩张的工具,更是帝国法权得以宣称的认识论基础。"发现学说"的法律虚构之所以成立,正赖于信息系统将原住民的土地转化为可被欧洲君主"分配"的空白空间。

更具批判力度的是她对18至19世纪种族科学的分析。Risam以萨拉·巴特曼的案例与塞缪尔·莫顿的颅骨测量学为例,指出殖民权力已从对领土与人口的编目深化至对人类身体的分类学占有。

Sarah Baartman

Samuel George Morton & Craniometry

莫顿将种族差异转化为可计算、可比较的数据集,为多元发生论与优生学提供了所谓"科学"依据。Risam刻意避免使用"伪科学"这一带有事后聪明色彩的标签,而将其称为"当时的主流科学",以此强调数据与客观性的绑定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建构。

数据在此展现出其最为暴力的面向:将人转化为劳动单位与价值单位,为奴隶制、殖民统治与后来的种族灭绝提供理性化的技术基础。

(三)现代国家:机器可读性、技术官僚暴政与科技公司的治理置换

第三个阶段聚焦于19世纪末至当代。

赫尔曼·霍勒里斯的打孔卡制表机标志着人类进入"机器可读"时代。人口统计数据(性别、年龄、肤色、婚姻状况、识字率乃至精神健康状况)被编码为孔洞的有无,经由电路触发完成大规模分类。

冲孔机制作穿孔卡片(左),键盘穿孔机(右)

Risam在此引入技术政治的批判维度:打孔卡技术将行政暴力从个人化的恣意统治转化为程序化的理性操作,使得国家能够以工业效率实施人口管理。

这一技术逻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顶点。人口普查、登记制度与IBM的打孔卡制表机构成大屠杀的行政基础设施,证明了暴行不仅可以依赖仇恨与宣传,更可以依赖数据、表格与技术系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事计算技术向民用领域迁移,计算机、互联网与云计算的相继出现,最终催生了当代的"数据帝国"。

Risam对当代局势的诊断构成其论证最具现实紧迫性的部分。她指出,一个历史性的权力转移正在发生:曾经属于国家主权的治理功能(税收、福利、警务、情报、移民管控)正逐步迁移至私人科技公司(Microsoft、Amazon、Google、Palantir)所拥有的技术基础设施之上。

国家因自身无法独立存储与处理海量数据,而将公共生活的核心档案(健康记录、移民系统、税务数据库、情报网络)外包给私营企业,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外包,更是政治判断权的让渡。Risam的警告尖锐而明确:下一个超级权力体可能不再是政府,而是一家科技公司。

理论贡献与学术定位

将Risam的论述置于更广阔的学术谱系中考察,可见其同时与多个理论传统展开对话。

在数据批判领域,她的长时段历史视角补充了Shoshana Zuboff的“监控资本主义”与Nick Couldry、Ulises Mejias的“数据掠夺”等侧重于当代平台经济的分析。

与Karen Howe的《Empire of AI》相比,Risam的独到之处在于拒绝将数据与帝国的关系视为当代新现象,而是将其追溯至文明起源。

在数字人文领域,她延续了其早期著作《New Digital Worlds》中对后殖民数字人文的关怀,将批判的焦点从表征政治转向数据本身的政治性。

此外,Risam对抵抗史的强调亦值得注意。从古代犹太人抵制罗马人口普查,到18世纪秘鲁阿基巴居民焚烧登记册,再到当代的斯诺登及反对ICE的特拉华州民众,她构建了一条"反数据"的行动者谱系。

这不仅为其悲观的历史叙事注入了能动性,也为数字人文的公共实践提供了伦理方向:创造反档案,拒绝让国家认可的数据成为人类唯一的记忆。

Rupika Risam

讲座内容之于中国数字人文发展

Risam的方法论自觉无疑为数字人文与批判数据研究的交叉地带注入了迫切的历史纵深。

然而,当我们将其论述置于中国语境下的媒介实践与学术论争中加以检视,其理论框架的若干盲区便逐渐浮现:

(一)“数据帝国”概念

Risam的理论建构仍深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意识之中。她所描绘的权力图谱,始终围绕"西方内部的技术理性批判"展开。

然而,中国学界围绕"数字帝国主义"与"数据主权"所展开的论述,提出一个Risam未能充分处理的理论命题:数据权力不仅表现为国家与跨国科技公司之间的博弈,更深刻地体现为全球南方国家与全球北方技术中心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

Risam虽敏锐捕捉到科技公司对美国政府功能的接管,却未能充分展开"数据帝国"在全球南方语境中的多重变奏。

中国学者所提出的"数据主权平等、数据安全流动、脱敏数据共享共治"的数据观,为Risam的批判框架提供一种超越"国家vs公司"的第三维视角:即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技术民族主义的夹缝中寻求自主的数据治理路径。

(二)“反数据”抵抗谱系

Risam对"反数据"抵抗谱系的建构,展现了一条以个体反抗和西方公民社会行动为主的线索。然而,中国在平台劳动领域所展开的"算法协商"实践,却揭示一种截然不同的集体性反数据行动模式。

中国平台劳动者的算法抵抗并非通过退出或揭发来实现,而是通过工会化、制度化的协商机制,在数据治理的内部寻求劳动者的结构性嵌入。这种"体制内抗争"的路径,为全球数字劳动研究贡献西方自由主义框架难以容纳的抗争形态。

(三)方法论深度

Risam所依托的后殖民批判传统虽为"谁的数据、谁的知识"提供了有力的提问方式,却对中国在数字人文领域所展开的理论自觉缺乏充分回应。

中国学者围绕"数字时代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所展开的论述,明确将"工具理性挤压价值理性"诊断为数字时代人文研究的核心挑战,提出以"民惟邦本""义利相兼"等传统智慧转化为保障全体人民数据权益、维护算法公平的制度框架。

数字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建构需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可量化等同于有价值"的GDP中心主义,将数据治理嵌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哲学。

这一理论自觉与Risam对数据权力长时段考古的批判意图高度契合,却在理论资源的调用上呈现出文明差异:当Risam诉诸于犹太古代史与西方反殖民传统时,中国学者正从"民惟邦本"的政治伦理与"科技向善"的现代治理话语中汲取批判资源。

(四)国家作为数据治理主体

Risam对当代"数据帝国"的诊断聚焦于国家主权向科技公司的让渡,却对"国家自身作为数据治理主体"的复杂性缺乏足够展开。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中AI监控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理论盲区提供分析场域。城市实践所引发的中国学界关于"算法治理与人文价值"的论争,触及Risam未能充分处理的命题。这种复杂性远非Risam所依赖的"监控资本主义"或"技术官僚暴政"等概念所能充分把握。

以上内容系作者综合

讲座要义与中国数字人文 2025-2026 年发展所作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