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主动化解AI技术进步引发的就业挑战
2026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与江苏代表团讨论时着重指出，“要精准认识新时期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新向往和民生工作的新特征，主动回应怎样达成高质量充分就业、怎样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怎样继续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水平等问题，寻找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举措”。AI技术对就业产生的冲击，正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一项崭新课题，处于众多民生议题的核心地带。
AI技术的演进与运用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的强劲驱动力，是突破资源约束与配置效率瓶颈的关键路径，是中国必须抢占的科技高地。但与此同时，AI也呈现出双刃剑特征，既能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也可能引发就业领域的冲击。AI所展现的技术属性，其根源在于研发环节所遵循的思路与方向。面对加剧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应当通过引导AI技术对标规范要求，主动出击，消除其消极影响。这就需要构建积极就业政策的增强版本，强化劳动力市场制度对劳动者权益的维护，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功能。妥善回应民生课题、化解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AI持续、健康推进的支撑，进而形成技术向善、惠及民众的良性局面。
AI技术加剧结构性就业矛盾
不断涌现、快速更新的大语言模型，已在众多白领岗位上达到中等技能水准，对技能储备不足的群体，尤其是仅掌握基础技能的年轻劳动者以及面临数智鸿沟的大龄劳动者形成替代效应。随着AI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对就业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大，具体将呈现两种态势。一方面，AI模型沿现有路径向通用人工智能迈进，模型具备的技能将覆盖更多依赖认知能力的行业与岗位，冲击范围从中等技能逐步延伸至高端技能，对白领群体的就业替代将是全方位的。另一方面，AI赋能机器人和智能体将成为下一波不可阻挡的变革浪潮，大规模替代操作类工作即蓝领岗位同样是必然走向。
就业替代的本质在于AI相较于人类劳动者拥有技能优势，替代的路径则伴随AI能力的升级和拓展，逐步削弱劳动者传统技能的竞争力。由于这一进程的特质体现为新旧技能的持续更替，就业冲击本质上仍属结构性就业矛盾的体现，即技能或人力资本的供需平衡持续被打破，又持续实现再平衡的调整过程。既然AI对就业冲击的本质就是不断加剧结构性就业矛盾，那么，化解AI冲击与破解结构性矛盾，在政策导向和手段的选取上也具备显著的相通性，可望取得异曲同工的效果。
鉴于AI引发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强化版具备长期化甚至不可逆转的特征，应对就业冲击的政策思路应当站位更高，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相应的政策工具也应当是升级的版本。当前，AI的就业冲击效应似乎尚未充分显露，实则已在悄然发生，极有可能在某一时间节点骤然显现。除非迅速、有效地推行升级版的积极就业政策，构建与AI时代相匹配的就业友好型发展模式，否则AI的指数级跃升和渗透势必催生指数级的数智鸿沟，指数型变革的技术与相对稳定的现行政策框架及制度安排之间便会形成一定程度的错位。
对标就业友好型发展路径
防控和化解AI对就业的冲击，应当首先从技术源头切入，主动引导研发方向，并依据实际效果持续进行调整。AI具备强大且不断增强的赋能潜力，这也意味着其应用方向可被引导至不同领域、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在AI研究领域一直存在所谓“对齐”的理念，旨在借助法律、社会规范、公众意愿、技术向善等准则约束和引导技术发展与应用。因而，我们要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导向与目标导向，将相关命题阐释为AI对标就业友好型发展路径。
AI研发与应用的对标，是落实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路径的必然要求和核心要义。在秉持就业优先原则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就业友好型发展路径，就是要求引导以AI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最大限度创造新岗位，并赋能促进就业的政策制定与实施。这种对标的成效应当体现为：模型的研发与应用更加聚焦于增强劳动者能力，而非简单替代劳动者岗位。例如，增强现实与具身智能相融合的技术路线，在属性和方向上最契合岗位创造的要求。在增强现实提升人们感知能力的基础上，涵盖机器人在内的智能体能够在更多感知与动作维度增强劳动者能力，弥补特定技能的短板，使相对弱势的劳动者胜任更多工作；具身智能可通过让智能工具更智能、目标更清晰，与人类劳动形成更强的互补与协同，从而在众多领域拓展岗位，在宏观层面维持就业稳定。
适配AI时代的积极就业政策，既涵盖对现有公共就业服务内容的提质与升级，更精准地聚焦现实瓶颈，提升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与匹配度；也涵盖按照就业友好型发展路径的要求，延展公共就业服务的内涵与外延。这一延展中最不可或缺且最为迫切的内容，便是借助法律、规制和产业政策的权威性与奖惩机制，引导AI开发与应用对标积极就业政策，使前沿技术融入就业友好型发展路径。具体而言，通过规制、奖惩、引导等手段，使AI的岗位创造效应尽可能超过对现有岗位的冲击效应。
构建公共就业服务增强版本
面对AI对就业冲击的严峻挑战，应当基于现有应对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政策框架，进一步加大积极就业政策力度，增强措施的针对性，培育并形成超前治理的理念与机制。AI和智能体的学习能力持续增强，也日益擅长掌握劳动者的各类技能，提升人力资本以应对AI冲击无疑是必要之举。新技能不断沦为过时技能，劳动者能力需随岗位持续更新，不能寄望于技能培训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对公共就业服务而言，适配AI时代人力资本属性的变化以及培养模式的转变，对劳动者进行培训的力度应显著加大，尤其是要立足于大幅增加培训时长、不对培训频次设定上限、与时俱进更新培训内容。就学校教育而言，人力资本培养体系中培训的占比将大幅上升，成为终身学习的关键渠道。
面对AI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应当从以下方面确立理念与部署措施。首先，健全人力资本培养模式。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终身培训，投入责任主要由政府承担，应当作为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基本公共服务的关键内容。其次，技能培训重点除聚焦于提升劳动者运用和驾驭AI的“急用先学”、助力尽快再就业的转岗培训外，特别注重顺应人类智能与AI的互补特性，发挥人类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在与AI的博弈中尽可能占据主动。最后，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应对AI时代特征，通过劳动力市场与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协同，持续提升匹配效率。通过改革提升行政管理的一体化水平、强化就业友好型目标的一致性、统筹资金使用与资源配置，不断化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高效供给公共就业服务应当善于运用AI，借助数据、模型、算法等技术手段和赋能工具，“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从理论上讲，AI创造岗位的能力，不仅可以与替代岗位的威力相当，甚至从长远看就业创造完全可以胜过就业破坏。只是由于激励导向的差异，即替代就业能获得即时的市场回报，创造就业却只能形成长期的社会回报，才使就业替代效应超过就业创造效应的情形更为频繁。破解这一激励不相容的困局，需要以公共政策的方式，预先实现社会回报率的共享，鼓励以创造就业岗位为目标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健全劳动力市场制度与社会保障
劳动力是以劳动者即人本身为载体的特殊要素，因而在经济活动或社会财富创造的过程中，既需要借助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源进行配置，也需要借助一系列制度安排对劳动者权益予以保障。从这一角度而言，劳动力市场存在失灵现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越是具有颠覆性，创造性破坏越是剧烈，市场机制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越是力不从心，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愈发突出。AI的革命性同样在此方面有所体现，对各项相关制度建设提出新课题。
在已经显现和即将显现的AI就业影响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特征性变化是，以往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运行，如就业和社会保障相关的立法与执法、实施最低工资制度、集体协商制度、劳动合同制度以及开展劳动争议仲裁等，均以用人单位为规制和监督对象，在相对稳定的环境和预期中，努力降低劳动力市场失灵现象的负面影响；如今则需应对近乎无所不能的技术手段持有者，抗衡那些违背社会规范的算法和模型；就业和创业也突破了传统用人单位的边界。相关制度形式不仅需要掌握更加强劲的科技手段，更需要具备对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前瞻判断。
如果说在特定阶段，为保持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可持续性，制度运行需要强调贡献与受益的对等原则，为此还需借助严格的识别机制，那么在AI渗透率不断加大的条件下，对受益人群进行识别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面临挑战。如今，我们越来越难以确定接受多少年的学校教育、在职业学校、大学和研究生阶段选择何种专业，或者说具备哪些技能，才能免于自身岗位受到冲击。相应地，借助特定机制识别特定群体是否应获得某种社会保障给付，操作的难度将持续加大。因此，把握适当的限度与程度以及循序渐进的节奏，社会保障制度应具备更强的普惠性，大幅降低门槛以覆盖更广泛群体。
随着AI日益广泛地渗透于各行各业，同时展现出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确定性。各国纷纷探讨和尝试一些新型劳动力市场制度形式以及普惠性社会福利方案，旨在广泛分享生产率红利和应对就业冲击。其中一些较为通行的制度，对应着中国现有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或社会保障项目，可作为相关制度演进的参照。例如，如何以“全民基本收入”为参照，提升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准；如何推动从最低工资制度向生活工资制度过渡；如何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升为非缴费型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无条件均等地覆盖全体老年人；如何在第三次分配领域实质性落实技术向善，激励形成企业新型社会责任；等等。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