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地缘政治’时代的挑战与机遇

内容提要

发展权包括两部分：“有权利”发展和“有条件”发展，如果仅强调权利而不强调条件，发展权终究是一句空话。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水平都比较落后，如何克服内外发展条件不足、实现“有条件”发展，是它们在发展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难题。当前，全球南方国家面临“人工智能+地缘政治”时代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少数大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全面领先，原本存在的数字鸿沟可能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强势回归，作为基本发展环境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严重干扰，其后果是“有条件”的发展变得更加困难，捍卫和落实全球南方的发展权成为突出议题。本文认为，在强赋能共识的基础上推进新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并在此过程中采取去政治化、去安全化的有效举措，是弥合全球南方国家数字鸿沟、完善其发展条件、捍卫其发展权的关键举措。

关键词

全球南方；人工智能；地缘政治；发展权

对在国际体系中整体处于弱势地位的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捍卫并落实发展权一直面临严峻挑战，当前尤其突出：一是地缘政治强势回归严重破坏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环境。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战，以维护自身霸权为根本目标、以中国为主要打击对象，但由于破坏的是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的根本体系与规则，受害最大的其实是脆弱性突出的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二是近几年来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并且全方面地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面貌，由于人工智能对算力、数据、资本和高技能人才的高度依赖，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数字鸿沟事实上在进一步扩大。更严重的是，由于美国视人工智能为维护自身霸权、遏制中国发展的重点领域，人工智能、地缘政治两大因素相互叠加，严重恶化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条件。没有全球南方的发展，世界的发展既是不完整，也是不公平的。为此，有必要系统厘清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地缘政治”的复合时代背景下所面临的发展条件变化，在新的复杂环境下找到捍卫并落实全球南方发展权的现实之道。在这方面，中国倡导的数字丝绸之路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一、从“有权利”到“有条件”：落实全球南方发展权的深层挑战

发展权很早就被全球南方国家意识到并推广，但其重要性仍远未得到发达国家的承认。1969年，阿尔及利亚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发表《不发达国家发展权利》，提出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基本权利。此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1979年，《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于1981年先后确认发展权这一概念。198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发展权利宣言》，1993年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重申发展权。2023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召开高级别会议，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35周年。在这次会议上，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明确表示，发展权作为一项人权还远未获得广泛承认。

需要强调的是，发展权并非只是一种体现为政治与舆论层面应该得到普遍承认的观念性权利，还是一种需要创造各种条件使其予以满足的实践性权利。也就是说，对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有权利”发展，而是“有条件”发展。对此，各项有关发展权的国际文件也有充分的强调。例如，《发展权利宣言》第3条第1款规定：各国对创造有利于实现发展权利的国家和国际条件负有主要责任；第3款规定：各国有义务在确保发展和消除发展的障碍方面相互合作；第4条第1款规定：各国有义务单独地和集体地采取步骤，制订国际发展政策，以期促成充分实现发展权利。《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重申，国际社会应促进有效的国际合作，实现发展权利，消除发展障碍；并呼吁国际社会作出一切努力，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认为立即减轻和最终消除贫穷仍然必须是国际社会的高度优先事项。

对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发展条件既有主要由它们自身创造或建设的内部条件，也有需要由国际社会和相关国家提供或协助的外部条件。在为全球南方国家创造外部条件方面，发达国家对此负有最大的责任，也有最大的能力，同时也存在巨大的欠账。主要体现在：

一是从结构上看，西方主导下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是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发展所面临的最重要制度障碍，但这种秩序的内在不公正性仍然根深蒂固甚至有增无减。国际社会很早就意识到建立公正合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性，如1974年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强调：我们一致下定决心，刻不容缓地开展工作，以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种秩序应当建立在一切国家待遇公平、主权平等、互相依存、共同受益以及协力合作的基础之上，而不问它们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如何；这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定将矫正各种不平等现象以及现存的待遇不公问题，从而能够消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但是，没有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也就不可能有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改革曾取得一定成果，但美国仍保有否决权以及欧洲人出任总裁的“君子协定”，这背后体现的就是西方的政治霸权。当前，美国特朗普公然抛弃世界贸易既有体系与规则，对全球发动贸易战，更是以政治霸权破坏经济秩序的赤裸体现。

二是从要素上看，在产业科技加速迭代发展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已不可能依靠自身完成相关资金、技术以及产业体系方面的集聚，但要素富集的西方提供的实质性帮助有限。在世界范围内国家发展的问题上，同样存在着“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根据世界银行2022—2023年可比数据，高收入国家人均GDP约45000—50000美元，低收入国家人均GDP约900—1100美元，相对差距约为45—50倍。202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23/24年人类发展报告》也显示，经济的高度集中加剧了全球不平等现象，如2021年世界上最大的三家科技公司的市值都超过了当年90%以上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整个工业革命的变革有关，从以机械化为特征的第一次、以电气化为特征的第二次、以信息化为特征的第三次，到当前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推进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以资本、技术、人才、基础设施甚至能源的高度集中为特征，而这些恰恰是多数全球南方国家所不具备的。要补足这些要素，就需要发达国家向全球南方国家输出资本与技术、支持建设基础设施以及提供人才、经验等支持。但西方发达国家除了做一些慈善性质的发展援助外，对全球南方的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持消极态度。在产业转移方面，发达国家也极力垄断产业高端、严控技术外流。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均以促进资本与产业回流为要务，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要素环境进一步恶化。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特别是近一两年来，多数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发展障碍更加突出。究其原因，一是人类社会正在加速进入以智能化为特征，融合物理世界、数字世界和生物世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二是美国政府以狭隘的地缘政治思维扰乱全球政治与经济进程。两方面因素的叠加，就构成了本文开头所说的“人工智能+地缘政治”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全球南方国家并非全无机会，但对多数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其面临的挑战远多于机遇，下面从人工智能、地缘政治两个方面分开论述。

二、人工智能扩大全球南方面临的数字鸿沟

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地位的关键技术。与早期信息技术主要侧重于改善信息获取和通信效率不同，人工智能的发展更加强调对算力资源、数据规模、核心算法与高端人才等要素的系统性整合。这一特征使人工智能在不断拓展应用领域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抬高了技术参与门槛，使得发展基础较为薄弱的全球南方国家在实际参与过程中面临更多的限制。

从技术要素层面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显著加强了对高质量算力与数据资源的依赖。目前，大多数的主流人工智能模型都是由少数几个国家和科技企业训练和运行的，而这些国家和企业往往拥有着强大的算力、稳定的能源供给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相比之下，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都面临着算力基础薄弱、能源供给不稳定以及数据资源分散等问题，这使其在全球人工智能的技术链条中难以参与进入核心环节，只能以应用者或服务接受者的身份嵌入到相关技术网络里。这种结构性差异并非源于短期的或单个的政策选择的结果，而是与长期的发展积累不足以及要素配置能力受限密切相关。

在数据与算法层面，人工智能发展进一步放大了既有的发展不平等。人工智能系统的性能高度依赖大规模、高质量的数据资源，而数据的生产、收集和利用能力，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距。全球南方国家不仅在数据规模和数据质量上处于劣势，其社会结构、语言环境和制度背景也常常在模型训练时被忽视。目前主流的人工智能模型在进行训练时大多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语言和社会场景，这就导致在面对全球南方国家多样化的语言环境和社会制度背景时，无法进行精准的语言识别和场景适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引进了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实际运用时也会面临着诸多不适配的问题，难以真正发挥出作用。

与此同时，关于能力与人才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高度依赖跨学科、高技能的人才，而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高端技术人才数量不足、培养体系不完善以及人才外流等问题。这就使得全球南方国家即使引进了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也难以真正地掌握和改进。所以，这种技术的扩散并不必然提升本国的能力，反而可能使其更加依赖外部的技术、平台和服务。

此外，从制度与治理层面看，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对国家治理能力和制度协调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数据治理、隐私保护、算法透明度和伦理规范等一系列的问题也接踵而至，迫使各个国家需要同步完善相应的监管框架和治理机制。但是，多数的全球南方国家在相关制度建设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治理资源有限、监管经验不足，难以及时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其结果是，在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治理规则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规则适应与合规成本，但在规则制定中，参与的空间又非常有限。

人工智能时代的不平等并非只是单纯的技术现象。除了技术要素、能力结构与治理条件等直接约束条件外，既有的全球知识生产体系、技术扩散路径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结构都导致了这种差距的扩大。核心算法框架、高价值数据资源和关键技术能力都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和大型科技公司，于是全球人工智能体系形成了一种以中心节点为主导的扩散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全球南方国家更多以技术使用者和应用承接者的身份参与其中，而较少进入模型开发、算法设计或系统级创新等高附加值环节，于是鸿沟不仅体现在能否获得技术，还体现在开发与应用中的分工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能力积累差异。

此外，人工智能及其配套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通常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和技术复杂度高等特征，对全球南方国家的财政承受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都提出了较高要求。部分案例研究显示，在一些全球南方国家，人工智能相关项目在推进过程中面临融资渠道有限、运营维护成本较高以及本地技术人员储备不足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项目的持续运行和长期效果。当外部支持减弱或者合作条件发生变化时，本地政府或企业往往难以独立担起系统维护和技术升级的任务，从而进一步限制人工智能技术向更高层次水平发展的可能性。

在上述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全球南方国家并未如预想中的那样凭借人工智能改善发展条件，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发展问题已经从“技术可得性”转向了更深层次的“条件可得性”，从而对全球南方的发展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三、地缘政治回归破坏经济全球化进程

地缘政治一直是国际关系实际运作中难以摆脱的一个因素，但近些年尤其突出甚至出现了恶性发展的趋势。在冷战结束后一段时期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全球南方国家，都普遍拥抱经济全球化进程，拼经济、讲规则、求合作成为国际社会主流。但事实证明，西方发达国家只有在自己占据全球政治与经济主导地位的时候才会支持全球化，一旦发现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崛起时就开始“掀桌子”。特朗普2017年首任美国总统后，把中国视为首要地缘政治竞争对手。为了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美国开始采取贸易战方式甚至是利用新冠疫情抹黑等方式对中国进行打压。2021年拜登上台，也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一逆全球化政策。2025年特朗普再任美国总统，通过全面贸易战、削减国际援助、大量退出国际组织、空袭伊朗、绑架委内瑞拉总统等，向世界昭示美国外交全面回归恶性地缘政治。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仍然坚持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但由于美国的霸权地位以及多数西方国家不但未和美国恶性地缘政治明确切割，甚至还在一些议题上暗相迎合，当前国际社会已呈现地缘政治全面回归之势，“三霸”（霸权、霸道、霸凌）和“四个赤字”（和平、发展、安全、治理）已成为突出特征，对全球南方发展环境构成了严重干扰。

对全球南方国家来说，这种干扰的最严重后果就是破坏其赖以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与结构。全球南方国家的全球化进程并不平坦。如果没有全球经济秩序这一结构性平台，没有经济全球化提供的资金、技术、市场和发展经验等要素流动的机会，本来就基础薄弱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可能会受严重限制。当然，能否抓住这些机会，还取决于其内部是否有持续稳定和有效的治理结构，以及外部能否提供一个相对公正合理的外部环境。以前的讨论多是以全球化为背景、争论发展关键到底是在内部还是外部，由此衍生出现代化理论、依附论、新自由主义、新制度主义以及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等多种主张，但在地缘政治全面回归的今天，这些讨论的前提即经济全球化进程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的分析重点也必须转移到全球化一旦停滞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上来。具体来说，这些影响主要有：

从结构层面看，主要是规则受到破坏，支持发展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美国发动的全面贸易战不但抬高了关税，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抛开了战后国际秩序中的系列贸易机制与规则：主要包括自由、开放、互惠和争端解决机制等。目前不只是国际贸易秩序失序，国际金融也因为美国滥施制裁而迫使其他国家开始发展替代体系，原有的基于市场的国际产业分工也受到基于政治的外在因素极大干扰。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或生态环境的破坏将影响到每一个国家，但脆弱的全球南方国家所受影响无疑更为严重。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由于美国阻挠而停摆，但大国可以通过自身的反制裁、较强的谈判能力而实现自我救济，但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则只能走下“餐桌”、走进“菜单”。在贸易战中，传统南方国家不但要付出更高关税，更重要的是，由于出口市场变得极不确定，以及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试图以制造业为基础推进进口替代、出口导向战略的全球南方经济发展空间受到极大挤压。如何探索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正在成为全球南方多数国家的严峻课题。

从要素层面看，主要是产业回流西方，相应的外资以及技术转移减少。“近年来在全球贸易中，近岸、友岸和回岸外包现象开始加速凸显。分经济体来看，美国最早出现显著的回流，新冠疫情后出现显著的近岸和友岸外包趋势；欧洲回岸趋势尚不明显，但政策端在持续加码促进回流。”这一趋势的背后是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制造业转移出现产业空心化和国内矛盾加剧。作为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当前技术寡头发言权进一步提升的情况下，美国内部难以进行相关利益再分配以缓和社会矛盾的改革，就转向采取了以关税战为特征的“刀刃外向”做法。正因如此，特朗普明确宣称关税战的最终目的还不是高关税，而是通过高关税迫使美资回流以及迫使其他国家的资本直接投资美国。由于美国国内制造业流失已久，其国内支持制造业的相关要素如人才、产业链等并不齐全，美国要实现这一目的并非易事，但在特朗普的“野蛮贸易”甚至是直接政治施压下，许多国际资本纷纷表示将对美投资，特别是在半导体等高技术制造业方面取得一定进展。这一趋势的后果是不但从总体上减少了全球南方国家所可能接受的资本与技术转移，还有可能将它们进一步锁定在低端产业链条，从而更难实现赶超式发展。

还要看到，美国加紧遏制中国，正从深层次影响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的外部发展环境。近些年来，中国已成为推动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重大推手。2013年起，中国开始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合作框架，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明确为重要抓手，对沿带沿路国家的发展予以全面支持。世界银行对“一带一路”交通走廊项目的评估指出，若相关运输基础设施项目得到实施，可显著降低沿线经济体的旅行时间与贸易成本，从而带动贸易扩大、吸引外资并在部分国家产生减贫效应。对于自身发展要素积聚有限、特别是因为投资巨大而难以在基础设施方面有所作为的全球南方国家来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让它们看到了发展的希望。对此，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一开始就以地缘政治的眼光看待“一带一路”倡议，不断炒作环境“破坏”、债务“陷阱”等议题，其实质是不愿意看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影响力上升，但其后果是在西方难以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为牵制中国所推出的“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全球门户”“印度—中东—欧洲走廊”“北吕宋走廊”等最终多成画饼）的情况下，减少了全球南方国家从外部获得支持进行发展的可能。

四、新数字丝绸之路如何赋能全球南方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就包含了数字相关合作内容。随着数字经济与信息通信技术重要性的上升，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性逐步突显。2017年前后，中国开始提出“数字丝绸之路”概念，数字合作开始以相对独立和制度化的形式，被明确纳入“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之中。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与17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2025年中国主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吸引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13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从近几年的实践看，数字丝绸之路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追赶数字化浪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

一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是后续数字应用、平台经济与人工智能技术部署的重要前提条件。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围绕5G基站、数据中心、跨境光缆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广泛合作，不断提升当地及共建国家之间的数字互联互通水平。例如，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斯坦参与建设的5G网络覆盖该国主要城市，将该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从77.1%提升至88.5%，互联网服务质量也获得大幅提升。华为、腾讯等企业在东盟、中东等地建设数据中心和云服务可用区。需要指出的是，数字丝绸之路不仅涉及物理意义上的网络连接，也包括通信标准、设备体系与运维模式的整体嵌入，使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弥补传统基础设施积累不足的问题。在中国支持下，沿带沿路国家在信息连通性、数据传输能力和数字服务可及性方面的基础条件得到改善，为其各行业数字化转型打下基础。

二是数字贸易与产业赋能。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如何把应用扩散与产业协作结合起来一直是探索重点，包括：丝路电商合作，中国已与36个国家建立“丝路电商”合作，非洲国家的咖啡、手工艺品通过中国电商平台进入全球市场；助力产业数字化转型，如为埃及工业园区提供“北斗”定位和数字服务平台，为老挝开发铁路互联网售票系统，通过数字支付等金融科技服务促进了当地商业活力等。总体上看，以跨境电子商务、数字金融、智慧城市和平台服务为代表的数字应用合作，使全球南方国家在较低技术门槛下参与到数字经济活动中。这类合作通常以商业平台、技术解决方案和本地化服务为载体，通过应用先行的方式推动数字技术在生产、流通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嵌入，为全球南方国家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是规则合作与人才培养。数字丝绸之路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基础上实现“软联通”“心联通”，离不开标准规则与人才培养方面的投入。在标准规则合作方面，中国与共建国家开展数字规则、标准安全合作，推动电子签名、数据分类分级等标准互认，与部分国家分享在电子商务、电子签名、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的立法经验，助力其完善数字营商环境。在数字技能培训方面，重点通过“鲁班工坊”、企业培训项目等，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非洲等地培养数字技术人才。目前，中国已在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建设了34个鲁班工坊，这些工坊开设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课程，采用中国标准、设备和课程体系。国内多所高校与沿线国家院校开展“跨国数字课堂”与师资培训，中国企业根据当地需求开发智能培训平台。这些措施有利于帮助这些国家培养数字技能人才，提升自主发展的长期能力。

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获得了新的动力。如何使人工智能成为推动而不是阻碍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关键变量，中国在这方面进行了前瞻性思考。例如，中国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定位、治理原则和国际合作方向作出系统阐述，而且专门提到：“发展人工智能应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各国无论大小、强弱，无论社会制度如何，都有平等发展和利用人工智能的权利。……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开展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不断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能力差距。”接下来，更好落实这些倡议，推进智能化时代的新数字丝绸之路建设，重点应做到：

一是要强化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赋能，加大对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支持力度。有学者注意到，数字经济发展对技术差距的影响并非线性，而是受到发展阶段、吸收能力和市场规模等因素的共同制约。在数字化水平较低的阶段，技术差距可能因要素集中而有所扩大；随着数字基础设施完善和人力资本积累，数字经济的溢出效应逐渐显现，为后发国家提供技术追赶的条件。这说明，国际社会需要帮助全球南方尽快提升数字化水平，从发展的较低阶段走向较高阶段，以便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溢出效应。如果数字鸿沟继续扩大，全球南方国家可能就会永久失去后发追赶的条件。

二是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去政治化、去安全化，鼓励大国合作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人工智能发展支持。要反对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出口管制等手段限制高端芯片、先进算法、云计算资源等核心技术的国际流动；反对在构建国际治理规则和标准时，以意识形态或地缘政治划线，组建排他性的“小圈子”。如果美国继续把人工智能作为大国博弈工具，在世界范围内划地为牢，受害最大的不是中国，而是抗风险能力更为脆弱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为此，要强调人工智能的公共产品属性，针对全球南方国家整体落后状况，倡导“发展导向”与“智能向善”的治理理念；要回归多边主义，强化联合国中心作用，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权威、包容的全球人工智能对话与治理机制，确保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作者介绍

李开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刘雨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