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认知博弈：俄乌冲突中的AI应用与影响分析

【内容提要】人工智能与认知域之间的深度“视域交融”使物理域之外的以网络空间为主战场、以立足于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以信息传播为核心策略的认知域演变为国家间博弈的新疆域，进一步拓展了国家安全的问题域，使认知安全上升为影响国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要素。俄乌冲突中所呈现的认知域博弈正是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介入军事领域的现实注解。在这场认知战中，技术与传播合奏下的认知争夺构成显性交锋，国际秩序观的较量则构成隐性博弈。明暗线交织下，信息的传播样态不断被技术重构，使公众无意识地陷入到了后真相时代构建的语境之中，其认知被争夺、操纵，随之舆论走向武器化，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悄然蔓延。因此，本文将俄乌双方的认知域对抗作为逻辑起点，透视人工智能技术赋权背景下传播机制与网络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张力与耦合辩证关系，揭示俄乌冲突中认知博弈形成的“技术赋权—舆论操控—认知重塑—权威消融”这一演绎逻辑，进而基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视角理性审视如何建构未来应对智能化认知战的思维框架。这一分析路径不仅对预判、破局国家间认知博弈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亦为防范与化解网络意识形态潜在风险提供了实践指引。

【关键词】认知战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俄乌冲突

【作者简介】张斯琪，海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陈宪良，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

【基金信息】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俄乌变局下俄罗斯内外政策嬗变对中俄关系影响研究”（22BGJ061）的阶段性成果。

【引用信息】张斯琪、陈宪良：《人工智能在俄乌认知战中的表征与审视——基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视角的研究》，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6年第2期，第142-160页。

引 言

当前，在全球体系加速重构与数字文明持续演进的双重历史变奏中，意识形态交锋场域正向网络空间转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网络意识形态是一种以数字技术为载体、以信息网络为传播渠道所呈现的观念的上层建筑，是传统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具有无界性、匿名性、隐蔽性、技术性等突出特征，其影响力、渗透力正逐步超越传统话语场域。网络意识形态的这种演化趋势不仅改变了意识形态的传播逻辑和话语结构，也使其在国际交往中被赋予了更强的战略属性，成为认知博弈的重要抓手。近年来，一些国家在外交博弈与地缘冲突中逐步将战略重心转向网络空间，并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对象国实施精准的认知操控，构建以信息主导、攻心夺志为致效机理的新型对抗模式，这亦被称为认知战。

“当今世界，核恐怖平衡早已消除了大国之间军事冲突的传统演算方式。”基于对物理热战的回避，信息战、舆论战等精神战被置于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位置。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急速迭代，精神战向更高阶形态的认知战演进，颠覆性地重构了传统信息生产方式、传播结构，并已强势嵌入到意识形态领域。认知战与物理战已经高度平等且共生，本质上是一场以技术为导向，在网络空间中展开的认知权与话语权之争，并由此构建起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新风险结构。俄乌之间的认知战可以说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数智时代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以舆论为核心要素、以数据驱动的智能传播为新特点，双方从认知对抗的底层逻辑出发，将制约认知安全的精神因素视为征服重点。这时，自身蕴含价值、资本等属性的数智技术与传播体系之间的耦合催生出带有强目的性、针对性和破坏性的并具有意识形态塑形功能的武器化信息，影响、颠覆、瓦解目标对象的认知要素，在一定程度上给对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新的风险与挑战。

西方学界对认知战的研究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已形成了技术、伦理与战略等多个层面互为支撑又彼此具有张力的研究图景，俄乌冲突的爆发进一步推动了这一领域研究的迅速升温。西方学者对认知战概念、形态、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已颇为成熟。相比之下，国内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围绕数智技术致效认知战这一议题，学界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展开研究。其一是对数智技术应用于认知战的实践举隅。有学者系统梳理了西方认知战在理论框架与作战手段上的历史演进，指出当前认知战已进入以人工智能与人脑神经干预为核心技术手段的系统化、全域化发展阶段，并借“房屋模型”归纳其作用逻辑。基于对既有实践的梳理，进一步总结出数智化认知作战相比于“非能动战争”（non-kinetic war）形式具有隐蔽性、高效性、精确性、灵活性和破坏性等特征。其二是聚焦于数智技术应用过程中的风险生成研究。研究发现，借助对抗性的叙事传播、针对性的算法推荐等手段，数智化认知作战不仅加剧了国际社会的紧张与对立态势，更显著强化了冲突的外溢效应。以俄乌冲突为例，网络空间中的认知对抗所衍生出的风险已呈现出明显的跨域传导等特征。其三是围绕未来应对认知战数智化趋势的策略研究。大多学者立足于中国视角，认为应将认知战提升到战略层次和全局高度，提早谋划应急预案，围绕战略目标设定、能力体系构建及战术策略设计三个维度展开系统规划，打造有中国特色的认知战。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对历史经验的梳理与归纳，尚未深入聚焦人工智能等具体数智技术在俄乌认知战中的致效机制，亦未就其引发的深层风险进行本质性探讨。因此，探讨人工智能在俄乌认知战中的表征与影响，不仅是对一场时态冲突的实时观察，更是把握认知战在技术迭代背景下的发展演进、回应现实安全挑战的迫切需要。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认知域作战图景的复杂化趋势愈发明显，围绕网络意识形态的斗争愈发激烈。在此背景下，应聚焦数智技术中人工智能这一关键性技术形态，深入剖析其背后的致效机制与战略意图，构建具有普遍解释力与广泛适用性的战略框架，为未来应对数智化的认知对抗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一、人工智能在俄乌认知战中的具体表征

与传统的信息战、舆论战不同，在此次俄乌认知战中，技术由辅助转变为主角，传播亦扮演着全新角色。俄乌双方依托技术赋能和发声渠道优势，促使由自上而下的、内容驱动的、低烈度的社交传播逐渐被自下而上的、大数据驱动的、高烈度的智能传播取代。在俄乌双方的认知战中，人工智能被广泛应用，成为塑造国际舆论、影响本国民心导向及干扰敌方决策的关键性工具。本文基于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过程5W模式，围绕其中的主体、理念、受众三个要素，系统梳理传播运作的转变样态，揭示人工智能技术在认知战中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因素生成，从而为潜在风险源的精准识别和防范提供经验支撑。

（一）身份演变：权力下移催生多元化主体

在传统军事战以及2000年以前的舆论战中，传统大众媒体和Web1.0的网络传播建构了一种相对封闭的价值传播环境，此种传播结构的主体基于权威性信息发布中心的地位，对传播载体的“垂直性”内容供应方式采取统摄性的规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集中控制的大众传播范式。随着数智化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技术的快速迭代引发了信息革命，新媒体亦开始崭露头角，这意味着从国家力量和大型传统媒体主导的媒体生态系统逐步过渡到有诸多不同信息源且去中心化的环境，数字传播权下移直接造成了线性的单向度传播流动的信息环境的重塑。数字化传播、星状网络传播、多功能传播等技术特征使人际间自由、平等、交互、实时和匿名传播成为可能。

俄乌冲突正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数智化时代的战争，基于网络的全球信息联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等，削弱了权力边界，涌现了一批非国家行为体的新的战争参与者与潜在行为者。在受政府支持的俄罗斯国内外媒体中，俄罗斯RT电视台（RT）和卫星通讯社（Sputnik）的影响较为突出，这些媒体通过信息传播影响国际舆论，成为战争“信息维度”的重要参与者；而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数智化战争中形成了技术驱动、多域协同、虚实交织的立体作战体系。乌克兰的IT军作为受数字化转型部协调的准军事网络力量，与国家的安全和情报机构进行密切合作，在与俄罗斯进行叙事权和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推特（Twitter，后更名为X）、脸书（Facebook）等社交媒体以及应对网络攻击的乌克兰初创公司Osavul、Mantis Analytics与利用人工智能生成评估工作的研究所OMI在俄乌信息战中均发挥了一定作用。乌克兰利用推特、脸书、Instagram等社交平台传播AI生成的虚假战场视频，引发了国际舆论对俄罗斯的信任危机。OMI针对俄军士兵家属，开发反向心理战模型。通过分析家属在俄罗斯社交平台VKontakt上的留言，生成个性化劝降视频，再通过社交平台“电报”（Telegram）定向推送，以达到消解俄罗斯士兵士气的目的。

近年来，随着智能社交媒体技术的普及，部分国家对相关敏感智能技术在民用信息传播与政治宣传领域的应用边界界定逐渐模糊。这一背景为民间私人媒体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此类媒体借助智能社交媒体来展开认知相关传播活动，使得官方主流媒介机构不再是对外传播的唯一主体，传播渠道与传播权逐步让渡给普通民众，传播结构呈现出大众化的趋势。原本相对固化刻板的“主体——受众”二元结构的认知框架已无法涵盖技术的加深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认知效能的延展。然而，在技术赋能下，受众获得了接受者与传播者的双重身份，这意味着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以往仰仗科层制社会结构建构的操控客观信息流的传统传播规则的有效性受到冲击。此外，受众能够切身参与到整个信息传播系统创设之中，具备干预传播进程并促成其进展的能力。因此争夺受众、竞争议题设置权等成为网络传播空间中不同认知作战机构获取注意力资源的常态，多元化主体造成的信息过载极大地压缩了受众深度思考的时间，致使其难以逃脱媒体预设的舆论议程设置等态势，从而影响其认知和行为。

总而言之，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微粒社会的形成，受众个体已不再是可以被忽视的控制变量，而被赋予了更具结构性张力的传播能力。这不仅克服了自身话语体系的流动困境，亦提升了信息传播的广覆盖性和强渗透性。主流媒介难以将个体受众限定在有效释义范围，导致受众认知坐标普遍失灵，故需铺垫、编织具有隐晦意图、淡化目的的叙事体系，进而产生更好的劝服效果。

（二）意图隐晦：以战略叙事引发理念的嬗变

在网络空间中的认知争夺更体现着传播理念的深刻调整。由于受众具备一定的对冲与纠错能力，政治鉴别力与民族认同感逐渐提高，使得以往一些直白的舆论战形式难以奏效。鉴于此，一些认知操纵者为消除利益攸关方的警惕，改变了意图清晰的传播策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中立的迷惑性外表，转而以“深度伪造”“社交机器人”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认知争夺，以意图隐晦作为认知域博弈的全新传播理念。俄乌冲突不仅是一场延续传统战争逻辑、依托国家硬实力、以经济主导决策为特征的地面军事对抗，更是一场建立在智能化时代、以数据驱动与技术赋能为支撑，以叙事能力为核心手段、以争夺公众认知主导权为目标的全球性认知博弈。交战双方运用一种相对隐蔽而温和的竞争手段——战略叙事，通过编织出符合目标受众文化和认知框架的逻辑严密、具有冲击力与煽动性的故事，在无形中削弱对手的认知防线，打破其世界观，并进一步将其重新格式化为操纵者所要求的参数，营造一个利己的外部舆论生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又为新的战略叙事行动提供了思路支撑，奠定了启动条件。以深度伪造技术为例，作为利用深度学习算法与借助神经网络技术的智能体，在视频传播环境下基于对政治舆论事件的虚构与捏造，利用无中生有的虚假信息操控认知，使受众眼见也不一定为实，从而可能对目标受众的认知产生或大或小的罗生门效应。自2024年8月9日起，一段显示“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俄罗斯方面愿意考虑将扎波罗热核电站移交给基辅代表控制，以换取乌克兰武装部队自愿撤出库尔斯克州”的视频，在社交平台“电报”（Telegram）上的俄语和乌克兰语频道流传。然而，俄罗斯外交部表示，这是使用深度伪造技术传播的虚假信息。这属于人工智能辅助战略叙事以混淆国内外民众视听的典型表现。自2025年初以来，已有研究记录俄罗斯联邦在社交网络上实施了191起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信息行动。这些行动多以战略叙事为主，例如制造英雄式或悲剧式的图像与视频，以此操控舆论，强化信息情感效应并扩大其传播势能。

“意图隐晦”的传播理念激发了更加缜密、伪善的认知域博弈策略。无论是俄罗斯以从历史维度赋予自身行为合法性所进行的宏大叙事还是乌克兰通过社交媒体的展演所进行的差异叙事，人工智能的“加盟”使受众在反复强化的预设叙事“劫持”下认知系统的建构有了质的飞跃，受片段性、零碎化的叙事逻辑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认知战的助推手，亦成为此次博弈中的新变数。

（三）精准封锁：以技术调控干预受众的认知塑造

俄乌双方依托社交网络分析与图神经网络（GNN）、自然语言处理（NLP）、计算机视觉与多模态识别等技术手段识别、干预信息以达到限制对方信息传播的目的。这种手段看似在控制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