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浪潮下，戏剧的生存困境与未来走向

■ 原载2026年3月16日学习强国平台

作者简介：陆军，上海戏剧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摘 要中国戏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持续性危机，在人工智能（AI）时代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戏剧本体生命力疲软的现状下，AI通过诱发技术依赖、审美趋同、版权盲区与创新萎缩这四重路径，不仅无助于解决既有危机，反而可能消解戏剧的“人性内核”与“在场性”本质，使其沦为技术的附庸。AI时代的戏剧危机，本质上是一场关于艺术本质的哲学追问，应该清醒认识AI的局限性和戏剧的本质价值，在保持戏剧人文内核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技术与艺术的创造性结合。

关键词AI 戏剧危机 艺术本体 人性内核 在场性

一

当下，我们正身处一场由通用人工智能技术（AI）所驱动的艺术变革进程之中，其改变和震动可谓前所未有。AI的出现，如一匹黑马，长驱直入，抵达戏剧创作、戏剧研究、戏剧教育、戏剧传播的腹地。一时间，惊恐者有之，惊慌者有之，惊喜者更有之。笔者是喜忧参半，更准确地说，是忧大于喜。

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如果对我国目前戏剧创作群体作一个人才质量评估，在笔者看来，大致可分为三类具有显著差异的群体：一类为基准型创作群体，是绝大多数，约占70%；另一类是卓越型创作群体，凤毛麟角，约占5%；还有一类，介于前两者之间，为具备发展潜力的过渡型创作群体，约占25%。正常情况下，假以时日，70%的基准型群体中有一部分可能发展成为有潜力者，25%的过渡型群体当中可能会有相当比例成长为卓越型创作人才。然而，AI介入戏剧创作以后，如果不加以规范、引导，很有可能引发结构性的负面影响：它让70%的基准型创作群体强化了创作惰性，抑制了进一步发展；让25%的过渡型创作群体逐步失去了创作潜力，变得平庸；甚至也有可能让5%的佼佼者，熄灭了创作才情的火花，最终也渐渐趋近平庸。

由AI，想到了一个问题。40年前，中国戏剧界就有人提出“戏剧危机”说，并很快成为业界共识。“一开始，学者们认为话剧创作思想、艺术形式、戏剧观念、演剧方式过于单调，无法适应新形势下观众的需要，认为戏剧危机主要原因是公式化、概念化地‘图解观念’。吴乾浩提到，早在1980年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期间，就听到了‘京剧危机’‘戏曲危机’之说。······1982年，戏剧危机开始浮出地表，方杰提到了戏剧面临的危机现状：‘最近人们又在为话剧担心。话剧上座不好已经不是个别地区和个团的问题。据说有的剧院排出一个新戏，只演三四场就收场了。许多戏剧工作者为群众对话剧的冷落而苦恼，从而引起了他们的思索。’他认为‘概念化是提高话剧创作的主要障碍’。”那么，40年过去了，戏剧危机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解决的标志是什么？如果缓解了，或加剧了，转机又在哪里？如果没有解决，原因又是什么？

40年，不算长，也不算短。但我们似乎都忘了。

回望40年前的“戏剧危机”说，我们需要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理解。上世纪80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文化生态都发生了剧烈变化。戏剧作为曾经的主流艺术形式，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电视的普及、电影的复兴、西方现代艺术的冲击，以及观众审美趣味的多元化，共同构成了戏剧危机的复杂图景。当时的戏剧危机主要表现为剧场观众锐减、创作活力不足、表现形式陈旧等问题，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戏剧与社会现实之间联系的断裂，以及戏剧自身现代转型的迟滞。

如果要问，戏剧危机，现在怎么样了？笔者的回答是，经过40年的挣扎与努力，这场危机非但没有真正解决，反而在AI时代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戏剧艺术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是借助AI实现凤凰涅槃，还是被AI彻底异化为技术的附庸？这不仅是戏剧界需要思考的问题，更是整个人文领域必须面对的挑战。

二

当然，现在的戏剧还活着，一靠自身强大的生命基因，二靠“激素”输入，死不了，但也活不好。

事实上，为解决戏剧危机，40年间，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戏剧界人士，都作出了巨大努力。谓予不信，请看事实：从国家层面来说，主要举措有：设立国家级评奖活动。如梅花奖（1983），文华奖（1991），曹禺剧本奖（1982，2005），五个一工程奖（1991）；推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创立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推动国有院团改制；倡导“戏曲进校园”；助力昆曲申遗成功；推广政府采购与配送政策；力推主旋律作品；开展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研究；鼓励民间剧团发展；重视戏曲人才培养（包括设立戏曲表演研究生班、戏曲千人计划、艺术硕士、艺术博士等）；推动各地戏剧之乡、演艺之都建设；倡导戏曲走出去，扩大国际交流，等等。从戏剧工作者层面来说，主要举措有：发起戏剧观大讨论；举办小剧场戏剧赛事；尝试行业戏剧；探索沉浸式戏曲、剧本杀；推出青春版古典戏曲；探索戏歌推广；推进文旅戏剧；举办乌镇戏剧节等各类青年戏剧节；开展民间专业学会评奖与创研活动；重视博士生、硕士生学位论文研究，等等。都努力了，或者说，都尽力了，但是，戏剧危机依然没有解决。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努力更多是在“救急”层面发挥作用，戏剧本体面临的根本性问题——艺术表达的贫乏、思想深度的缺失、与当代生活的脱节等，并未得到真正解决。戏剧依然像一个依靠“激素”维持生命的病人，表面上看似活跃，实则内里虚空。

为了探究“戏剧危机”的深层原因，20年前，笔者曾尝试研究过这个问题，并在《当代戏剧现代性的障碍之我见》一文中提出：有三种非正常因素正大面积侵害当代戏剧的肌体，造成戏剧本体生命力的疲软。一是政治因素。简单说来，就是“题材决定论”大有市场。二是权力因素。戏剧创作演出成为一些地区的“一把手工程”，艺术行为变成了个别领导的政绩行为。三是“权威”因素。由业界“权威”推出的一批批获奖剧作达不到具备示范意义的艺术水准，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中国戏剧的审美取向。

如今，20年又过去了，AI出现了，对依然在“危机”中徘徊的戏剧来说，到底是新的“危”，还是新的“机”？笔者前面所说的“忧大于喜”，实际上就是在担心AI会不会成为侵害当代戏剧肌体的第四种非正常因素。

笔者担心的理由是，当前AI对戏剧的介入，实际上加剧了这场持续40年的危机。与之前的挑战不同，AI不是外在于戏剧的艺术形式或社会现象，而是直接渗透到戏剧创作的核心领域——想象力、审美判断和原创性。这不再是戏剧要不要适应新技术的问题，而是戏剧作为人类独特精神活动的本质是否会被技术重新定义的问题。当AI能够生成剧本、设计舞台、甚至模拟表演时，戏剧艺术赖以存在的“人性光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比电视、电影或互联网带来的冲击更为根本，因为它直接威胁到“什么是戏剧”这一本体论问题。

在笔者看来，AI，可能会对戏剧创作带来四重解构：技术依赖、审美趋同、版权盲区、创新萎缩。

首先，技术依赖会消解创作者的想象力。戏剧史上，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戏剧，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伟大的戏剧作品无不闪耀着人类想象力的光芒。想象力是戏剧艺术的灵魂，是连接现实与超越的桥梁。然而，AI的出现使许多创作者开始依赖算法生成的故事框架、人物关系甚至台词对白。这种技术依赖不仅导致创作过程的简化，更危险的是它正在重塑戏剧创作者的思维方式——从主动的想象创造变为被动的算法选择。当编剧开始习惯于从AI生成的十几个情节选项中挑选最“合理”的一个时，戏剧创作中最珍贵的“灵光乍现”时刻正在消失。这种变化不是渐进的改良，而是创作范式的根本转变，它将戏剧从一门创造性的艺术降格为一种技术性的生产。

其次，审美趋同会颠覆戏剧作品的艺术性。AI系统通过分析海量戏剧作品数据来学习创作规律，这种学习本质上是对已有审美范式的强化而非突破。当越来越多的戏剧作品由AI参与创作或直接生成时，我们看到的将是审美风格的日益同质化。历史上戏剧艺术的魅力很大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