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人才的“黄金时代”：竞业协议下的“枷锁”与困境

AI领域的精英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

4月16日，《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发展报告（2025~2026）》正式公布，该报告由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与中国就业促进会联合主导编撰。报告指出，中国AI人才的缺口已超过580万人，其中核心技术岗位更是面临超过80万的人才短缺。

如此庞大的需求缺口，使得各行各业对AI人才的争夺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2025年，为了构建其智能实验室，美国科技巨头Meta向AI研究人员开出了“4年3亿美元”的天价薪酬。国内的互联网巨头、知名科技公司，以及众多虎视眈眈的资本方，正通过薪资翻倍、增发股票期权等多种手段不惜血本地招揽人才。在当今社会的竞争格局中，掌握最稀缺的生产要素——顶尖的智慧头脑，就意味着掌握了未来。

然而，这场人才争夺战的背后，已远超普通职场跳槽的范畴。为了阻止人才流失，许多企业将竞业协议的效力发挥到了极致：竞业范围被扩大至全员、全球化，设置巨额赔偿金，甚至规定“竞业补偿金先行发放至工资卡中”、“终身不得泄露任何机密”等严苛条款，让许多身处基层岗位的年轻人因此受到束缚。

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业纠纷案件数量激增。被竞业协议困住的AI人才，有的面临数百万的巨额索赔，有的被迫从新东家离职……他们在失去职业发展机会的同时，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

即便身处AI蓬勃发展的时代，背负着竞业官司的年轻人们也难以施展才华，有限的青春时光被消耗在处理法律纠纷和偿还债务上。

天价索赔

去年12月底，阿龙收到了劳动仲裁庭的法律文书，他不幸卷入了一场“竞业官司”。

去年3月，阿龙从北京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离职，随后加入了杭州的一家互联网企业。当时，他所在前司的AI项目已启动两年，阿龙认为“项目与业界主流的差距越来越大”。他主要负责推理方向，基于开源代码开发推理引擎。一年多后，团队决定放弃该引擎。阿龙不愿成为被淘汰的一员，渴望更换环境，追逐最新的技术发展。

他的团队主管也支持他离职。在他离开后，陆续有7名同事，包括主管，也提出了辞职。

至于《竞业协议》，阿龙回忆称当时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他曾随意浏览过协议内容，“看到涉及很多款项，很多内容与我无关，就没有仔细阅读”。当时HR也告知他，这份《竞业协议》“只是走个形式”。甚至当阿龙指出其通讯地址有误时，对方也未做更正。

然而，9个月后，“形式”并未结束，官司却随之而来。

阿龙感到有些慌乱，他第一次认真阅读协议，发现前东家列出了7大类竞合公司：包括消费点评、生活服务类电商、互联网增值服务、共享出行、餐饮供应链、短视频直播、人工智能与大模型。协议中还提及了30多家公司及其子公司，涵盖AI领域的独角兽企业、新能源车企以及其他互联网巨头。竞业限制的地域范围被设定为全球。按照这份协议，他无疑触碰了红线。

该《竞业协议》规定，每月补偿金为工资的30%，约合2万元，竞业限制期为9个月。然而，违约赔偿金高达350万元，相当于他5倍的年薪。

作为一名在该公司工作了8年的老员工，阿龙曾极度信任前司，但这份巨额赔偿金彻底击碎了他的信任。

与阿龙相比，李志远在离职前更为谨慎，他竭尽所能规避潜在风险，但最终还是未能幸免。

李志远曾就职于上海一家上市公司，从事“AI辅助药物设计”工作，主要负责蛋白质结构检测，并研发AI制药领域的应用软件。

他签署的《竞业协议》中，竞品公司名单涵盖了AI制药公司和互联网公司，共计200多家。签署协议时，他曾询问“竞业范围是不是有些过广了？”，但HR并未给出明确回应。

离职后，为了规避风险，他在寻找新工作时刻意避开了协议名单上的所有公司。他仔细回忆，7年前刚入行时，曾短暂接触过基因测序领域的工作。他认为这应该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选择，不会违反竞业协议。

他向20多家基因测序公司投递了简历。在电话面试过程中，他主动提及“我目前处于竞业期”，并解释“两个领域关联性不大”。然而，几乎所有公司都拒绝了他，只有杭州的一家公司在初步面试后主动推进了后续流程。

离职7个月后，李志远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直接质问他“为什么隐姓埋名？”他被吓了一跳，过了许久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当初的《竞业协议》规定，每月竞业补偿金为月薪的50%，即1.9万元，发放期限为两年。而违反竞业协议的赔偿金同样是5倍年薪，再加上已发放的竞业补偿金，总索赔额高达260万元。

“为什么偏偏是我？”他曾尝试与前公司沟通感情。通过前同事向HR转达，得到的回应是，“这是业务部门的决定，我们无能为力”。而他之前的业务部门领导，正是那个曾给他打低绩效分的人。

李志远认为，为了遵守竞业协议，他已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他所处的圈子里，他听说有十几个人遭遇了竞业纠纷，只有一人是幸运儿，“那个人与前公司CEO关系不错，提前打过招呼。”否则，在没有这份协议的限制下，他们本有上百家AI药企可供选择。

在AI领域，竞业协议的使用范围已不再局限于老员工，甚至延伸到了尚未毕业的大学生群体。

面对近40页的厚重合同，康宁感到有些茫然——桌上摆放着《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和《竞业协议》，后两份协议让他感觉“大脑一片空白”。《竞业协议》上留有两个空白栏，未明确填写具体的竞业期限和补偿金额。然而，在《保密协议》中，这些信息已清晰载明，规定竞业期限为两年，每月补偿金为工资的30%，违反协议的赔偿金为50万元。

同时，保密金和竞业补偿金将折算成基本工资，与绩效一同在竞业期开始前发放。

这是康宁第一次接触竞业协议。他今年夏天才刚刚本科毕业，专业是通信工程。临近毕业季，他在一家专注于AI+文娱领域的头部公司实习。

在这里，他第一次体验到令人愉悦的工作环境。公司提供零食，领导平易近人，遇到问题可以随时带着电脑去找他们交流。入职一周，他每天自愿加班2小时，练习撰写AI提示词。“一个人，竟然能完成过去一群人才能做的事情。”公司邀请他以实习生身份加入核心团队，这种价值感让他沉迷其中。

如果不是这份竞业协议，这家公司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之地。但让他感到困惑的是，竞业补偿金直接与工资挂钩，并且他被告知，公司内所有已成文和不成文的“秘密”都需要永久保密。

根据HR的说法，“这份竞业协议实际上是一种保障”。提前签署，意味着公司有意向让他转正。至于未来，公司通常不会真正启动竞业限制，“与其树立更多敌人，不如多交一个朋友”。

然而，他心中仍有不安。万一若干年后，他因各种原因离职，该何去何从？AI时代变化迅猛，以周为单位进行迭代。一旦被竞业限制两年，还能去哪里？“目前看来，国内外所有公司都在竞业范围之内。能否将这些竞对公司写得更具体明确一些？”康宁问道。

HR的回答温和而直接，“这里无法修改，如果您不能接受，可以选择离职。”

整个对话仅持续了5分钟。康宁最终没有签署合同。下班前几小时，他办理了离职手续。在乘坐最后一班地铁回家的路上，想到这是最后一次来这里上班，他心中涌起一阵失落。这里有漂亮的办公楼、攀岩墙和乒乓球桌。楼顶的天窗设计，宛如北京的鸟巢。这一天的结尾，他才深刻体会到，这是社会给予他的“第一课”。原来，“乌托邦”之下也暗流涌动。

图源剧集《凡人歌》

一个故事，两种版本

一旦触碰了竞业红线，前员工往往只能被迫走上法庭。在法庭上，公司与劳动者的陈述往往截然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两个独立的故事。

阿龙回忆起去年4月刚刚结束的仲裁庭现场，他详细陈述了自己在前东家一路走来的经历。8年前，他作为应届毕业生加入了这家公司。他视这里为“一个大家庭，一个承载我最美好时光的地方”。经过多年的努力，阿龙的职级不断提升，年薪也增长到税前70万元。

他的工作性质始终如一，主要是“从开放的社区下载源代码，为同事的想法编写代码，帮助他们实现落地”。最初，他服务于社区团购业务。随着AI大模型的兴起，他被调往新的部门。这里仍然属于“一线”业务。他的任务是支持公司内部的智能客服，例如问答机器人。他和同事们也留下了一些“推理引擎”，简单来说就是一些代码，旨在为公司的新模型提供支持。但在他离职前，领导决定废弃这些代码。

而公司方则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公司自主研发的AI产品于2025年9月发布。作为公司的大模型工程师，阿龙必然了解产品的模型、公司的算力规模以及机房分布等信息。而这些，均被公司视为重要的商业机密。

在法庭上，双方能够提供的证据数量也存在巨大的不平衡。

面对前司的律师，阿龙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压制”。他之前的所有工作文档都存储在公司的云端。互联网公司普遍推行无纸化办公，员工在离职前无法将任何工作文档带走。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信息、数据和证据都掌握在企业手中。

对阿龙而言，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本应是部门组织架构图以及他所有的工作文档。这两者能够直观地展示他在团队中的位置和具体工作内容。然而，公司并未出示。

为了证明阿龙是“算法工程师”，前司律师截取了工作文档中的一部分，展示了几页引擎代码。阿龙对此反驳道，“这东西已经被废弃了”。

但“废弃”本身却难以被证明。这几乎陷入了一个死胡同：“作为前员工，我无法证明自己没有接触过涉密信息。”阿龙无奈地表示，他所能做的，仅仅是口头陈述。

在竞业协议的诉讼中，作为弱势一方的当事人和他们的代理律师面临着共同的困境——究竟什么才算得上是商业机密？

清明节假期的第一天，李志远的竞业案件进行了第一次庭审。质证过程异常激烈，涉及大量专业技术概念，这让出身文科背景的律师和法官听得“云里雾里”。虽然李志远是技术最了解的人，但他并不熟悉法律争议的焦点，也缺乏足够的时间进行详细阐述。

在前公司的叙述中，这是一个企图骗取竞业补偿金的犯罪行为。李志远作为一名“高级科学家”，却失去了诚信，匿名入职另一家公司。在陈述环节，李志远记得对方律师最后说道，“他的行为太过恶劣了”。

而在李志远自己的故事里，他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足以构成商业秘密的信息。他仅仅是一名熟练的工人，由于在AI行业工作，他在市场上相对稀缺。

阿龙和李志远的代理律师是吴士刚。他认为，这两起案件都极具挑战性。吴士刚也在深入思考，一个技术人员是否应该被限制竞业，以及什么样的认定标准才算是公平公允？

商业秘密在法律上的定义是：“具有秘密性、价值性并采取了相对保密措施”。什么样的技术才具有保密价值，什么样的技术则不具备？从现有的法院判例来看，法官通常会推定，技术研发人员默认负有保密义务，只要技术未被公开披露，就可以认定其知悉技术秘密。

吴士刚认为，也许从法官的角度来看，“研发人员只要从事技术工作，就会被推定为他（她）了解技术秘密，进而推断他在竞争性公司工作时，可能会泄露大模型方面的技术秘密。”

然而，对于一线基层程序员来说，如果一名员工从一家外卖公司跳槽到一家共享单车公司，他很可能既不了解外卖行业的具体运作，也不熟悉共享单车业务。

吴士刚指出，目前司法判例大多倾向于认定程序员属于适格的竞业限制主体。但是，阿龙在前公司所从事的技术路线已被公司完全放弃，并未取得具有商业价值的技术成果，因此不存在需要保护的技术秘密。所以，公司不应限制阿龙的再就业。

当天下午，质证环节持续了4个小时仍未结束。傍晚6点，法官敲响法槌，宣布暂时休庭。李志远听到法官说了一句话：“你们这个技术领域太专业了，我们完全听不懂。”

走出法院，吴士刚告诉他，想要胜诉，还需要拼尽全力。让法庭认定他不属于竞业限制对象，实现起来非常困难。当前的关键在于两家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的竞争关系，而这需要双方提供充分的证据。

一个悖论由此产生：那些有资格被巨额索赔的人，往往并非公司最顶尖的核心人才；而那些真正接触到商业机密的关键人物被挖走时，却往往不必自己承担赔偿责任。

图源电影《Her》

“大家的花期都蛮短的”

老麦在21世纪初进入职场，先后经历了房地产和移动互联网行业的蓬勃发展。在他看来，当前的就业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冰火两重天”景象——许多行业不景气，伴随着降薪和裁员，而但凡与AI沾边的领域，人才流动和薪资涨幅都呈现翻倍的态势，备受追捧。“AI不仅是一个行业，更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力，它正在深刻地重塑所有行业。”

今年年初，脉脉高聘发布了一组数据：2026年1月至2月，国内新增AI岗位数量同比增长了12倍，占整个新经济领域岗位总数的26.23%。这意味着，在新发布的岗位中，每四个就有一个与AI相关。

在薪酬水平方面，AI领域新发布岗位的平均月薪达到了60738元。这表明，在这个领域，“年薪百万”已成为一种常态。

老麦创办了一家专注于服务AI领域的猎头公司。2025年，公司成功为2000名AI人才推荐了新的工作机会。他估计，其中不到10%的人无需自行承担竞业赔偿——他们的“下家”公司承担了全部的赔偿费用。此外，新东家还会支付“签约金”，如果签约时间在下半年，还会额外补偿因耽误年终奖而产生的损失。

老麦表示，这些受益者绝大多数来自大模型领域。人才供给的极度稀缺，促使各大公司不惜高价聘请。这些顶尖人才的加入，能够撬动公司庞大的资源。与算力、硬件投入和团队配置相比，人力成本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对公司而言，必须用最优秀的人才来匹配巨资投入的项目。

为了寻找顶尖人才，老麦不仅关注其学历背景和过往履历，还会对其“胜任力”进行考察——即人才加入公司后，是否真正适用，能否带领团队“成就事业”。

业内知名的顶尖人才毕竟数量有限。许多猎头已经开始深入校园，发掘“潜力股”。拥有8年行业经验的猎头小樱，已经开始接触清华大学的校园，并设法加入了清华计算机系的校友群，随时关注着每一位“校友”的职业动态。

与这些人才打交道时，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他们通常不太回复消息，即使回复，也往往言简意赅。一旦他们开始给小樱发送表情包，这通常被视为初步建立信任的信号。

如果能有幸进行电话交流，除了探讨行业信息，小樱总会补上一句，“说句实在话，大家（在职场上的）黄金期都蛮短暂的。”

这也是她观察到的一个趋势——28岁左右博士毕业，30岁左右在职场站稳脚跟。如果未能遇到绝佳的机会，极有可能在35岁面临职业危机。这些顶尖人才的职业发展路径高度相似：在AI人才市场中，新人不断涌现，而从中国香港或全球其他知名大学毕业、曾在谷歌等大厂实习后回国的人才，只会越来越多。

然而，不计代价地挖人、不惜血本地砸钱，终究只针对极少数顶尖人才。对于金字塔中层的AI人才而言，竞业赔偿金依然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新东家通常能够承担其中一部分。

熟悉竞业官司的律师崔灿介绍，赔偿金额通常在两倍年薪到五倍年薪之间，从一百万到上千万不等。新公司能够为这部分人才承担的金额，大约在50万至100万之间。

老麦补充说，这种“帮助”有一个隐含的前提，那就是人才不会再次频繁跳槽。如果人才在新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再次被其他公司挖走，此前支付的赔偿金必须全额退还。

而面临巨额索赔的，大多数是AI领域的基层员工。崔灿认为，当前在AI行业，竞业协议的覆盖范围正呈现出一种“全员化”的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竞业限制的对象，仅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以及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2026年前四个月，已有数十人就AI行业的竞业协议问题向崔灿咨询。他们大多是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曾在大型科技公司核心AI团队或“六小龙”公司（指腾讯、阿里、百度、京东、网易、华为六家科技巨头）工作。他们的学历背景也十分相似，均毕业于知名院校，拥有海外留学经历、国外大厂实习经验，并在校期间主要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

崔灿也代理了10个AI领域的竞业官司，令他感慨的是，其中8个当事人仅是普通员工，包括程序员、AI产品经理、AI产品运营等。他们往往在一个宏大的AI项目中扮演着“基层螺丝钉”的角色。尽管他们的薪资不菲，但实际上，“基本只负责自己的一小块工作，并未深度参与过整个项目”。

然而，这些人却被定义为“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目前，他处理的所有案件都在上海长宁、北京海淀、杭州余杭或深圳南山等地开庭审理。诉讼过程通常需要一年半左右，所有案件尚未有最终结果，最早也要等到明年才能有定论。

有一个案子让他感到非常无奈。一位来自大型科技公司的当事人，在AI部门仅工作了3个月，刚毕业就遭遇了裁员，随后入职了一家新公司，却又被起诉违反竞业协议。前公司的律师声称，这位年轻人非常优秀、非常重要。当事人对此感到十分困惑：“如果他们真的认为我‘非常优秀，非常重要’，为什么还要裁掉我？”

一种荒诞感油然而生。崔灿认为，表面的安慰已无济于事。他尝试给出现实的建议：“兄弟，好好工作吧。至少先把钱攒下来。我帮你打官司，看看能不能胜诉，至少能把赔偿金打下来，少赔点钱。”

图源剧集《凡人歌》

“我工作了8年，白干？”

从法律角度来看，还有另一种“逃离”竞业协议的途径。

律师郑曜灵曾接到过一份关于跨国跳槽的咨询。一位大型科技公司的算法工程师，在离职后计划前往国外发展。尽管其竞业协议的限制范围包含全球范围内的竞对企业，从协议条款来看，这位算法工程师明显属于违约；但对公司而言，发起跨国诉讼的性价比不高，启动竞业官司的概率非常低。因此，“有时候，物理距离可能是对抗竞业协议的有效手段。”

这一点Vincent深有体会。2023年，他从中国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离职，凭借其资深算法工程师的背景，创办了一家Agent领域的跨国公司。这些年，他往返于澳洲、中国和美国之间。

202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宣布，员工离职后的任何竞业禁止条款均属无效。这项政策极大地加速了OpenAI、Meta、Google等大型科技公司之间的人才流动。

在Vincent所在的行业圈子内，一个AI项目的普通员工离职时，通常不会签署《竞业协议》，主要依赖于个人的职业道德。对于掌握核心秘密的高管而言，一旦跳槽，前公司可能会要求签署《竞业协议》。为此，公司提供的竞业补偿金不会低于其月薪，甚至可能达到原有薪资的数倍。

然而，像阿龙和李志远这样的人，并没有计划前往国外发展，他们获得的竞业补偿金仅为月薪的30%-50%，却面临着相当于年薪5倍的巨额追偿。

从互联网大厂的组织架构来看，找领导已不再奏效，竞业官司已流转至法务部门。阿龙现在才明白，“不要将公司拟人化，实际上没有什么人情可言。”他立即向现任东家寻求帮助，请求公司介绍律师。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此事，包括他的妻子。“说了也没用，只会让她徒增担忧。”

那两周，当妻子入睡后，阿龙总会打开社交媒体搜索“竞业”。他刷到了大量关于竞业官司的帖子。这些人的情况与他非常相似，大多数都来自大型互联网公司。而且，他从未看到过有人胜诉。

350万元，5倍年薪。这两个数字总是在阿龙脑海中盘旋。他反复思考，在前司工作的那8年里，他总共的收入是否能达到350万元？“合着我工作了8年，最后白干了？”

前司的AI项目刚刚起步时，阿龙也步入了人生的新阶段。他与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两人在昌平区购置了一套三居室。妻子曾就职于一家互联网公司，最近转入了一家国企。除去每月1.5万元的房贷，两人的收入足以满足日常开销。还能依靠年终奖积攒一些积蓄，每年大约能存下20万元。

他开始盘算如何偿还竞业协议的违约金：即使夫妻二人拼尽全力工作、极其节俭，也至少需要十年时间才能还清350万元。“加上利息，这笔债务比房贷还要高。”

那段时间，每天早上醒来，阿龙的枕头上都会多出二三十根头发。妻子开玩笑说：“你是不是老了？是不是要秃顶了？”阿龙勉强笑着回应，“可能最近皮脂分泌比较旺盛。”

同样晚睡的还有李志远。七个月前，李志远收到了仲裁结果。法院驳回了前公司260万元的赔偿诉求，将金额调整为130万元。

听到这个数字时，李志远也计算了一下，他以前月薪到手两万多元，130万元相当于他近4年的收入白费了。

竞业协议生效时，他也恰好和女朋友领证结婚。女朋友刚毕业，尚未找到工作。为了迁就李志远的新工作，两人将新家安在了杭州。下一步的规划是买房、生孩子，哪一项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可他之前工作了五六年，花钱大手大脚，并未攒下多少积蓄。“以后要工作多少年才能把钱还清？”面对妻子的询问，他同样没有答案。

原本正在筹备的新生活，不知道是否还能按计划进行。视频中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了他，“有些事情，对于从业者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案件。但对于当事人而言，那就是一生。”

最近，他经常做梦，最常梦见的是高考。他梦见自己高考失利，他在痛哭，家人围在他身边责骂他。醒来后，他庆幸这只是一个梦。

然而，与“高考失利”相比，现实的处境或许更加窘迫，因为他职业生涯的黄金期并没有多少年了。

图源剧集《凡人歌》

“悬在头顶的剑还没落下”

对于所有竞业案件的当事人，崔灿都建议他们仔细考虑成本问题——这不仅包括物质上的成本，也包括精神上的压力。即使员工身处高薪行业，但本质上仍是“高级打工人”。如果对方公司并非极其傲慢，也许不必“奋战到底”。在他看来，“最理想的结果就是（当事人）以较低的金额达成和解，将自己从竞业的泥沼中解脱出来。”

李志远也曾有过两次类似的和解机会。去年7月，仲裁结果判定李志远可能泄露了前公司的商业秘密，应赔偿130万元。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有15天的时间考虑是否接受仲裁结果。如果不接受，可以自行提起上诉。仲裁结束后，法院出面牵头双方进行谈判和解。

对他而言，这可能是改变命运的15天。他态度诚恳，承诺将所有已收到的竞业补偿金全部归还，共计14万元。如果再额外赔付十几万元给公司，他也能接受。

前公司法务部门回复称，多赔十几万元远远不够。和解可以，但公司遭受的损失换算成金钱，大约为80万元。因此，李志远必须从新公司离职，并同时赔付50万元。剩余的30万元，则由尚未兑现的竞业补偿金来抵扣。

这意味着，他将无法入职新公司，也得不到补偿金的缓冲，只能以“免费竞业”的方式等待合同失效。而那一天，是今年的10月8日。

李志远的第一反应是“凭什么”。家人劝他做出让步。妻子说，“你的头太倔强了，这样不行，只要低头认个错就好了。你能不能为身边的人考虑一下？”在那15天里，李志远与妻子、父母一直争吵，没有人理解他为何不愿妥协。

“要不就和解了吧！”在这场不对等的纠纷中，博弈或许是唯一可行的策略。几天后，他回复前公司：可以接受，只是能否请法院出具一份调解书？他未曾料到，对方仍然不同意。“只能接受私了。”法务表示。这意味着，这场竞业纠纷外部看到的最终结果仍将是李志远赔偿130万元。一旦对方反悔，他将连上诉的机会都没有。他不敢轻易答应。

第二次尝试和解是在一审首次开庭之后。法院再次出面，牵头公司与李志远进行谈判。他记得，对方法务的原话是“你必须（从现在的公司）离职，才有调解的可能。”

李志远再一次选择了拒绝。他不能失去当前的工作。他的两位前同事，一位被竞业限制了一年，因为家底殷实，索性在家“躺平”。另一位则花了一年时间才拿到新的offer，进入了完全跨行的芯片行业。一旦离职，他很难再次找到合适的工作。那样的话，他可能连偿还债务的能力都没有了。

在新公司上班的头一周，李志远发现，这个行业早已发生了变化。7年前学习“基因测序”时所掌握的知识已经不再适用。如今，测序技术已经升级，配套的AI技术也随之改变，都转向了深度学习。而他的知识储备，仅够应对最基础的数据处理工作。

他发现同事们时不时会冒出一些陌生的专业术语，他听不懂。在业务问题的讨论中，他也插不上嘴。入职7个月以来，他每周至少有两天加班到晚上10点，啃读最新的文献。现在总算看到了成效，他已经能够无障碍地与同事讨论业务。

对于阿龙来说，他也逐渐开始接受“少赔点钱”的和解方式。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两倍年薪的标准赔偿前司，自己则需要工作三年才能攒够钱。“总不至于十几年的努力就白费了。”如果最终结果很不乐观，“那就走一审，如果一审不行，那就再走二审。”

他愿意接受案件的悬置状态。妻子提醒他，“现在滥用竞业协议的情况如此严重，也许拖延下去更好。说不定哪天就会出台新的法规。拖得越久，胜算就越大。”

然而，潜在的债务问题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尚未落下。”

为了准备赔偿金，夫妻俩首先暂停了备孕计划，以节省最大的开支。阿龙还发现，妻子不知从何时起停止了频繁的网购。过去，家里平均每周会有7个快递，现在每个月平均只有一两个。阿龙感到愧疚，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一旦开口，就想起自己仍然官司缠身，“什么都承诺不了。”

生活标准也一降再降。过去，阿龙和妻子每个五一、清明和国庆节都会安排旅游，并且一定要离开北京，去云南或者出国游玩。今年的五一长假之前，妻子说，“算了，想到还要赔钱，就不想出去了。”

最近几个周末，两人没有任何消费计划。如果在家里待得有些闷，就出去走走，晒晒太阳。

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狼狈的下午。那个周日，两人在颐和园闲逛了一上午，准备在北门附近的山顶休息一下。刚坐下，突然刮起一阵大风，吹得花粉四处弥漫。两人赶紧下山。没想到，半路开始下雨。手无寸伞的两人只能加快步伐，手拉手在雨中奔跑起来。

那一刻，他终于感受到一丝久违的快乐。一次次失去之后，他仿佛从心灵的低谷触底反弹，重新获得了看待生活的视角。他想到，“幸好，我还有家人。”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出现的阿龙、李志远、康宁、小樱、老麦均为化名）

周日下午，阿龙拍摄的颐和园 受访者供图

亲爱的读者们，不将《人物》公众号设为星标，不仅会收不到我们的最新推送，还会看不到我们精心挑选的封面大图！请将《人物》设为星标，不错过每一个精彩故事。希望我们像过去一样，日日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