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建平：走向智能经济的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正成为新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强劲动力和高效来源。自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来，我们通过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持续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加速转型的重要抓手。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快演进，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创新持续推动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迈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逐渐成为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关键路径。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创新，则为数字经济的提质发展开辟新方向，催生新的业态与模式。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意味着“人工智能+”正在由“技术应用的单点突破”，进一步转向“构建全新经济范式”的系统谋划阶段。
如果说“数字经济”以数据资源为核心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融合应用为重要手段，通过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效率，并推动发展方式转型与跨越；那么进入“十五五”时期，“智能经济”将以更具牵引力的载体承接这一进程，成为实现我国经济“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的重要途径。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正加快生成智能经济的多种形态。这类经济形态主要依托人工智能的核心驱动力，以“算力、算法、数据”为关键要素，通过人、机、物全域互联与深度融合，让经济活动呈现网络化、智能化并逐步走向自进化的新发展样态。
从“信息+”到“数字经济”
回看人类对信息化的探索脉络，20世纪80年代初，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首次提出“信息化”；90年代初，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进一步深化讨论；本世纪以来，杰里米•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又从更宏观角度呈现信息技术的深远影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经济转型跨越并促使传统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演进的重要力量。2014年首届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隆重召开，标志着传统电信时代正加速向互联网时代迭代升级。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201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处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我们不仅持续推进两化融合并推动两化深度融合发展，同时也在不断完善信息化发展的推进与治理机制。从设立信息产业部，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再到国家层面设立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相关体制机制逐步健全，为信息化稳步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G20杭州峰会上发出“数字经济”的中国声音。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0.3%，数字经济对GDP贡献率达69.9%，并带动B（百度）A（阿里巴巴）T（腾讯）等数字经济龙头企业加速成长。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实现倍增、叠加与转化，迅速改变了千行百业。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可对应P（platform）L（link）U（unit）S(smart)：互联网与产业的连接方式，无论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其关键都在于数字的产业化与产业的数字化。数字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资源，正经历由“资源化”走向“资产化”、再走向“资本化”的演进过程。
作为国内数字经济发展的代表城市，杭州提出打造“数字经济第一城”的城市战略，阿里云、城市大脑、之江实验室等成为当年马可•波罗笔下那座“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的新LOGO。浙江省委省政府顺势提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数字经济一号工程”。近年来，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万亿元，规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数量也突破万家，形成智能物联、高端软件两大万亿级数字产业集群，并聚合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光伏等特色优势集群。根据工信部赛迪研究数据，浙江在实数融合发展方面走在前列，两化融合指数达98.15，位居全国第二。
如果说数字经济主要依托“互联网+”的技术底座而形成，那么智能经济则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底座的牵引下催生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着力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通过“信息驱动”实现增长，并把关注点放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上；智能经济则源于人类获得人工智能这一新能力后，推动“智能”从被动使用走向“智能自身”的进化，产生更多能够服务人类的新能力，而这些能力逐渐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元动力。
梳理人类经济演进的轨迹，传统增长方式更多受资源禀赋影响，形成一定的决定论色彩。无论是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还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概括的经典观点，新时期也在不断接受来自技术变革的重塑。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从数字经济迈向智能经济已成为必然。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科学技术进入人工智能新时代的重大理论创新：既在技术层面不断实现更多“0-1”，也在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上实现优化组合，进而推动产业深度转型，使数字经济进一步呈现出智能经济的新形态。
从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趋势看，我国实现“十五五”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智能经济的崛起与发展。因此，大力培育与发展智能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与路径。也可以说，这正是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智能经济”的题中之义。
从“人工智能+”到“智能经济”
若从创新链、产业链与价值链的角度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数字经济更聚焦产业端与供给侧的“含数量”，而智能经济则更强调贯通供给到消费全链条的“含智量”，更注重从供给到消费的“智能化”全过程。“十四五”以来，“智能”愈发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词元”这一概念也恰恰体现了智能经济贯穿科学研究、生产生活与社会发展各环节的真实写照。
智能化正从“辅助功能”加速跃迁到“核心支柱”。从2024年至2026年，“人工智能+”连续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由首次提出到持续推进，再到上升为“智能经济”，表明人工智能的发展已具备条件与能力，能够更全面地重塑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等经济活动全链条，进而推动新型经济形态加速形成与发展，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抓手，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主力增长极。根据2025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智能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技术普惠和成果共享”；“到2035年，我国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国务院行动意见与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形成一致信号：人工智能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辅助工具定位中走出来，转为新型经济形态的底层逻辑与核心支柱，战略地位实现明显跃升。面向未来，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经济，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也将由“增量补充”迈向“核心支柱”。
从“人工智能+”到“智能经济”的战略跃升，并非仅是概念层面的更替。从内涵看，“经济”成为“智能”的目标与最终结果。随着人工智能感知、决策、行动等关键能力不断取得突破，生产力有望迎来革命性跃迁，生产关系也将发生更深层次变革。“智能产业化”与“产业智能化”的可行性与可落地性持续提升，为经济增长拓展新空间、培育新模式、壮大新动能。多种条件协同发力，使得发展智能经济正逢其时。面向未来，我国发展智能经济正处于技术突破、政策加力与市场扩容的叠加窗口期：从顶层设计到基础设施，从产业生态到创新活力，多重条件已形成系统支撑，为智能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顶层设计清晰、战略导向明确。政策是智能经济发展的“方向盘”。从2024年“人工智能+”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到2026年“智能经济”上升为战略目标，政策连续性清晰可见。2025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2030年、2035年两阶段发展目标，形成自国家到地方的政策合力。同时，《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2.0版也已于2025年发布，为技术快速爆发期的安全可控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由此看，政策正从“鼓励探索”进入“系统推进”的新阶段。
基础设施同步发力，关键要素供给更充足。基础设施是智能经济发展的“路基”。算力方面，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被写入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并加快落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平台与公共算力资源体系在2025年初步建成，为模型训练和推理提供了坚实算力底座。网络方面，“5G+工业互联网”升级版加速推进，卫星互联网建设有序展开，持续提升的高速泛在连接能力正在支撑万物智联的新图景。数据方面，国家数据局发布《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指引》，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同步完善，为人工智能持续供给“燃料”。算力、网络、数据三者协同发力，使智能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更加完备。
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产业生态是智能经济发展的“引擎”。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与超大规模市场，为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独特的场景优势。产业门类齐全、创新人才集聚，为AI与制造业等产业形成“双向奔赴”创造了更广阔空间。在消费端，AI电脑、AI手机、智能家居等智能终端需求持续升温，规模化商业落地的市场基础加速形成。供给与需求彼此促进，正逐步形成良性循环的发展格局。
创新生态更趋活跃，开源文化加快兴起。创新活力是智能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国家持续支持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鼓励降低中小企业应用大模型的门槛，推动形成由大企业引领、由中小企业协同参与的创新格局。随着开源文化逐步深入人心、创新成本持续下降、创新创业热情保持高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的生态正为智能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以“智能经济”为引领，推进浙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建设创新浙江、创建一流创新生态，是浙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从数字经济迈向智能经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兼具浙江特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并为浙江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支撑，是浙江“十五五”时期的一项重大战略。要充分发挥浙江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先发优势，突出人工智能领域“六小龙”、具身智能领域国家唯一基地等独特禀赋，通过基础设施提能升级、生产与市场供需协同、业态培育的场景开放、开源创新生态的优化重构等多维度协同发力，把智能经济打造为引领浙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抓手。
提能升级新基建，筑牢智能经济发展的底座。基础设施是智能经济发展的物理载体和运行依托，其完善程度直接决定智能经济发展的上限。数字长三角在数字化基础设施方面已打下较好基础。下一步需通过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强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打造“5G+工业互联网”升级版。在“硬基建”层面，加速推进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推动算电协同发展，破解算力瓶颈与能耗约束，构建“模型—芯片—云服务—应用”一体化产业生态。在“软基建”层面，要统筹推进卫星互联网与“5G+工业互联网”升级版，保障数据高效流通；同时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高质量行业数据集，为人工智能提供更坚实、更优质的底层支撑。
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拓展智能化的规模化应用。新供给能够牵引新需求。扩大内需需要更重视高质量的新供给，通过新供给的规模化应用，推动智能经济从“技术可能”走向“经济现实”，形成生产与市场的双向动力。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与智能体加快推广，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实现商业化规模化应用。从供给侧看，应加大算力、数据、算法等要素供给，培育一批易用、好用、普惠便捷的智能终端产品；同时全力推进脑机接口、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等前沿方向的攻关迭代，推动AI电脑、AI手机、智能家居等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从需求侧看，应充分发挥“两重”“两新”政策效能，通过以旧换新等举措激发智能终端消费潜力；在工业、农业、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深挖场景化应用需求，推动人工智能从“通用能力”向“专用方案”加速落地。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才能形成“技术突破—产品迭代—市场扩容”的良性循环。“Scale is all you need”（“规模即一切”），也应成为推进浙江智能经济在“十五五”期间的重要目标。
构建高水平开源生态，激发创新浙江新活力。开源生态是智能经济持续创新的活力源泉。应当支持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推动开源生态繁荣，从而降低人工智能创新创业的成本，促进其更快发展。从平台建设看，要发挥国内最大的开源社区模型——魔搭社区的作用，同时加快推进开源社区、开源数据集、开源工具集的开发共享，打造开放协同的创新环境，使浙江成为开源生态的标杆省份。从生态培育看，要用好阿里巴巴等大企业的引领作用，放大浙江中小企业活跃的优势，形成“大厂”与“小厂”共同参与的开源协同创新格局，为智能经济持续注入活力。同时，通过标杆示范带动全行业应用，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应用大模型的门槛，让更多市场主体共享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红利。
注重有效场景开放，培育智能原生业态。智能经济既是对传统产业的赋能，更会催生全新的产业形态。在重大场景开放的过程中培育产业生态尤为关键。一方面，要支持重点培育“智能原生”业态，识别“智能+”为核心逻辑的新企业与新商业模式。可以通过“润苗计划”等机制实现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并通过政府提供有效场景、重大场景等，形成最适宜的生态环境，推动智能原生产业发展。另一方面，要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的深度融合，通过技术改造促使传统产业实现“换芯升级”，并利用智能体提升生产效率与决策水平。重点围绕浙江“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大力推动AI与制造业“双向奔赴”，让更多智能产品更好服务各行各业。通过新业态与传统产业的协同发展，共同塑造智能经济的产业版图。还应更加重视未来技术的场景化应用，培育经济发展的新空间，打造制造领域的“未来工场”、流通领域的“未来市场”、农业领域的“未来农场”、海洋领域的“未来牧场”，以智能经济的新形态重新定义浙江经济的区域新空间。
作者为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基地研究员、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