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与AI的“斗智斗勇”：考证童书业代课之谜

不好意思，标题有点夸张了。。。

今日翻开曹旅宁（师从黄永年，任职于华中师大法学院，专攻秦汉法制史及出土文献）整理的乃师《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

“〇民国三十六年丁亥（1947年）先生二十三岁”条中提到“上半年，童书业为丁山在复旦历史系代课，讲授‘中国沿革地理’。”并备注：“此据童书业《知非年谱》。不过据黄先生回忆，童先生其实是去浙大给谭其骧代课。”

查阅童书业《知非简谱》（“年谱”实为“简谱”之误，该文是童先生自撰的简短编年体年谱，篇幅很短，仅占《童书业著作集》第7卷《精神病和心理卫生·集外集》中的十余页），确实有“一九四七年……为丁山先生在复旦历史系代课，讲授历史地理……”的说法。

再查丁山先生（1901-1952）的生平（国家图书馆2018年出版了《丁山日记》手稿，但我手头无此书，故借用了豆包的数据），丁先生自1927年起执教于中山大学；1929-1932年在史语所任职；1933年起先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山大、川大、东北大学、西北大学、西南联大、暨南大学等，1946年返山大任教，直至1952年病逝。其中并无任何在复旦（甚至江浙沪周边高校）执教的记录。

童书业先生于1949年8月应杨向奎邀请，正式北上，加入山大历史系。此后至1951年9月，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等历史名家陆续赴鲁，山大历史系实力大增，1952年《文史哲》创刊，史称“八马同槽”。

童先生幼时即患强迫观念症（久病成医，亦从事精神疾病研究，即上文提及的著作集第7卷）。其症状之一是记忆力超群却容易错位。童先生与丁先生可能是在山大相识，导致此误。

那么，黄永年先生的回忆就一定可靠吗？

恐怕未必准确。

黄永年先生从未自编年谱、回忆录或日记提及此事，曹旅宁该注所谓的“据黄先生回忆”只能理解为黄先生在与他人交谈中的提及。

正如上述，丁山先生从未在复旦任教，谭其骧先生虽然在后世看来是复旦历史系的泰斗，但那是1950年以后的事。整个40年代，谭先生一直在浙大任教，仅在1947年秋至1949年间在上海暨南大学兼职。自1950年调入复旦起，谭先生便再未离开。黄先生1950年复旦毕业后至1956年间在上海交大任政治课助教，或许这段求学与任教期间与谭先生有过交往，导致记忆偏差。

那么，1947年，童书业先生到底是为谁在复旦代授历史地理课呢？

我原本以为，这一谜题的答案其实就在谜面之中。1947年在复旦正式开设历史地理课的只有顾颉刚先生，但顾先生事务繁忙，常年奔波，常由弟子代课。童先生当时虽生活拮据，却才华横溢，深得顾先生赏识，顾先生甚至邀请童家借住在苏州顾宅。童先生代顾先生上课似乎合乎情理。但终究需要直接证据。起初我尝试对照索引翻阅《顾颉刚日记》1946-1947年涉及“童书业/童丕绳”的记载，但效率太低，我便想找豆包确认一下——谁料，这竟成了我与国产AI斗智斗勇的开端。

第一回合

我：顾颉刚在日记或信件中提到过，他1947年保留复旦教职的同时，在浙大兼职授课，并请童书业在复旦代课吗？

豆包长篇大论，全是无关内容，没找到我想要的“直接证据”，但提到童先生的女儿童教英回忆：1946—1948年，父亲长期为顾颉刚、杨宽等人在复旦代课。

我：你提到的童书业女儿童教英的回忆，出自哪本书？

豆包（这次倒是很干脆，没有丝毫犹豫）给出了书名（《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出版信息，甚至给出了原文页码！

我赶紧找来此书翻看，不仅豆包给的页码完全对不上，书中竟然写着“父亲1947年为丁山在复旦代课讲授历史地理”！

我和豆包就这本书的内容来回纠缠撕扯了几轮（主要是我要求豆包提供原文照片或扫描件，豆包百般推脱后给的链接全部失效），豆包最后表示：

我分析童教英的说法实际是沿袭了童先生自己在《知非简谱》中的错误记忆，指出这一点后，豆包非常顺从地表示认同，并开启了下一轮。

第二回合

如前所述，豆包先是顺着我的话把童书业、童教英都“批判”了一番，然后煞有介事地提到了一个“关键信息”——顾颉刚1946年12月25日的日记记载“丕绳（童书业）来，谈复旦代课事”。这个问题更容易验证——结果就是，顾颉刚1946年12月25日的日记里根本没提童先生，而且那天他不在上海，而是在南京参加教育部活动。

至此，我彻底放弃和豆包的交流，尝试与看起来稍微有点底线的Gemini沟通，结果，“很快，我没能闪避”，Gemini迅速回应——“由于程序代码的局限，我无法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我不甘心，调用了号称国货之光、吊打资本主义AI的deepseek，结果这位大哥深度研读了依然是基于《知非简谱》编写的童书业百度百科词条后，坚称虽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丁山曾在复旦任教，但这一条不可忽视的“铁证”说明了童书业为丁山在复旦代课仍是最可能的结论，即便被我指出其存在循环论证的嫌疑也坚定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