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晓光：AI 时代下“少年非遗”的践行逻辑与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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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降临，我们的生活模式与生存理念正经历深刻变革，少年儿童也直接面对着 AI 引发的新技术浪潮与新环境变化。非遗作为一种活态文化，是集文化生态、精神维度及身份认同于一体的整体存在。在此语境下，“少年非遗”理念着眼于少儿的文化培育，推崇心手合一的“即兴实践”与在地化体验，并利用 AI 技术赋能非遗传承，助力少儿深化对非遗的认知，激发艺术想象力并投身文化传播。研究指出，非遗能为数字时代少年的成长奠定文化基石并提供认同路径，从而助推其未来发展。

关键词

少年非遗；人工智能；活态文化；即兴实践；互动实践

一

非遗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对应价值

当下，时代演进呈现出多元且复杂的态势：一边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迭代，另一边则是国家对传统文化及非遗的高度重视，并相继出台多项政策举措。总书记强调需扎实推动非遗的系统性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探寻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契合点。社会层面的“非遗热”持续升温，非遗的多维实践正深刻重塑着教育事业的格局。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核心素养理念的指引下，非遗已成为美术新教材中关键的艺术鉴赏与实践板块，特别是在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里，“非遗进校园”与“传承人进课堂”已演变为校园内“常展、常演”的常规活动。

将作为活态文化的非遗融入中小学艺术教育，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一方面，文化的启蒙、传承与认同须从少年起步，千百年来各民族的文化自觉与自信皆建立于少儿时期，诸多非遗传统门类的传承亦离不开少年阶段打下的“文化童子功”。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对教育、社会及家庭产生了全方位冲击，也给人的主体性带来诸多挑战。故而，非遗亦是应对数字时代社会异化的“根源性教育资源”，有益于少儿的身心健全与文化成长。我们不应仅将非遗视作单一的艺术技艺或审美现象。非遗是一个活态系统，与日常生活及自然生态紧密相连，蕴含深厚历史底蕴，既深刻影响当下，亦持续塑造未来。

人工智能这一革命性技术虽为社会发展带来极大便利，但其广泛应用也在剧烈冲击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刻改变着人的主体性状态。人们对 AI 的过度依赖亦衍生出诸多弊端。因此，我们将非遗视为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主体性最后的精神家园，作为应对 AI 挑战的“心灵之维”。在教育范畴内，非遗是助力少儿文化成长的生活之书与生命之书。非遗即是我们的生活本身，囊括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民族的文化信仰以及根源性的精神文脉。

二

一个关乎少年文化成长的议题

“少年非遗”这一实践理念的诞生，源于多维度的实践探索与深层思考：其一，受日常生活中“剪花娘子”童年习得剪纸经历的启迪；其二，源自多年参与支持“蒲公英行动”，在边疆村社小学开展民间美术传承活动的切身体悟；其三，2015 年教育部启动“全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项目，众多在地性非遗传承工坊成功开展了周期性的传承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参照。

基于对上述多类活动的参与及调研，我们发现 5 至 15 岁的少儿时期不仅是传统生活中文化代际传承的“种子期”，从认知心理学视角审视，该阶段亦是人生认知发展中可塑性最强的时期，因而成为推行“少年非遗”实践、促进文化接纳与传承的最佳阶段（图 1、图 2）。

图 1 西双版纳乡村民族小学的学生们在做陶艺 乔晓光拍摄

图 2 陕西陇县乡村小学的孩子们在学画社火脸谱 杨秉权拍摄

2002 年至 2005 年，在中国民间剪纸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期间，我们对乡村妇女传承人群进行了多地域的深度调查，其间发掘了许多高龄的天才传承人，如陕西旬邑县的库淑兰、佳县的郭佩珍、安塞的高金爱，吉林通化满族的倪友芝，甘肃陇东的祁秀梅，贵州台江苗族的王安丽、潘套九、刘妹莎等。这些高龄传承人有着相似的生活境遇，生活充满磨难，但她们都是不向命运低头的“剪花娘子”，同时，她们均从六七岁起学习剪花，至十五岁左右便精通剪花与绣花。这些具有普遍性的女红传习经历，让我们发现了民间剪纸传习中的“童子功现象”，也揭示了少年儿童期在生活中浸润、体验传习文化的重要性（图 3、图 4）。

图 3 达斡尔族的老人在教孩子玩剪纸做的“哈尼卡”高飞拍摄

图 4 贵州榕江侗族村寨的孩子们在学唱侗族大歌 乔晓光拍摄

三

非遗作为活态文化的教育意蕴

非遗作为活态文化，归属于日常生活范畴中的经验与常识。当今，国家对非遗高度重视，正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与文化倡导，推进非遗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新学科建设，推动非遗传统向现代生活的转化及在地活化。同时，非遗也已纳入中小学艺术教材成为重要教育内容。非遗既是先辈们的过往生活，也是今日我们的日常现实。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体量与尺度，蕴藏着本真的体温与性格。文化不应是脱离生活的死板知识，而应是一种融入信仰的活态传统。对非遗的认知、传承与保护，需回归文化本体，回归日常生活的完整场域。

2024 年中国春节申遗成功，将一个各民族共享的节日时段呈现于世界面前。春节作为具有“人类性”的节日，正受到日益广泛的国际关注。而少年儿童与节日的关联也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实议题。少儿对节日的认知并非始于书本概念，而是源于生活中的具身体验。在许多生活社区中，孩子们往往是先参与节日实践，再逐渐形成具体的节日概念。少年儿童时期是节日文化传承的“种子期”，他们最初的文化感知与文化认同，正是在节日的氛围中得以孕育。

节日作为日常生活中关键的时间节点，既关联着自然节律与物候变迁，也联结着民众文化信仰中的心理时间。节日期间的民间美术尤为绚丽多彩、丰富多样。全国各地的春节及元宵节等庆典活动，宛如一个活态的民族民间艺术大舞台，为少儿认知在地非遗提供了珍贵契机。而引导少儿亲身参与节日活动、体验庆祝节日的全过程，正是“少年非遗”所倡导的实践理念（图 5 至图 7）。

图 5 贵州从江苗寨民族节日中穿盛装的儿童 龙胜海拍摄

图 6 北京妙峰山传统庙会上参加民俗活动的小学生们 乔晓光供图

图 7 陕西陇县春节社火中的七仙女彩车

女娃们以装扮七仙女为荣，因为这是家乡的传说 乔晓光拍摄

2015 年，在曼谷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生学位课程发展区域论坛”上，我们曾阐释教育对非遗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中国快速的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致使许多乡村逐渐消失，依附于乡村生活的诸多文化遗产也随之衰退。由于时代变迁，并非所有文化遗产都能得以存续，但那些具有独特艺术文化价值的非遗类型，仍可通过教育途径实现传承与发展。尤其在人工智能迅速普及的今日，我们更应借助教育，维系中华民族根源性的文化传统与主体性的人文精神。

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大国，教育是推动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关键途径。学校不仅是非遗教育传承的场所，也可成为具有当代意义的非遗文化项目适应与传播的新空间，成为部分代表性非遗类型赖以栖居的“港湾”（图 8）。

图 8 乔晓光在西双版纳傣族村寨小学和孩子们实践在贝叶上绘画 谢丽芳拍摄

学校可与非遗社区传承活动及传承人开展互动，构建互利共生的关系。通过建设非遗特色工坊与小型的“活态传习博物馆”——如剪纸、漆艺、木作家具、传统造纸、木版雕刻、活字印刷、印染、陶瓷、金工、民间建筑营造等，许多蕴含跨学科复合知识、兼具社会实用价值的非遗类型，得以转化为新的教育资源与艺术实践课程。尤其位于文化遗产地的中小学，与非遗社区开展双向互动、交流传习，更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可持续传承模式。

四

“即兴实践”与非遗课程的教学理念

“即兴实践”这一概念的提出，既针对“少年非遗”艺术实践的特性，也关联到民间艺术、原始艺术及日常生活中“即兴思维”的实践传统。这种思维方式既契合儿童的本性与思维特点，也体现为传统民间艺术的日常实践特征。许多民间艺术类型，如民歌、史诗演唱、社火秧歌、民间剪纸、蜡染、民间绘画、民间泥塑等，都蕴含着“即兴实践”的要素。

在教学中，“即兴实践”不仅关注学生自发的实践状态，也强调与之相关的“文化理解”。作为艺术核心素养之一，“文化理解”应是教与学共通的素养，也是艺术想象与创新的土壤。

“即兴”既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文化方式，在人的身体与语言中始终贯穿着即兴的情感表达。它亦是少年儿童思维的行为特点与身心本能——儿童的口头故事如同其涂鸦的“母本”，民间剪纸亦然，口传文化与图像历来紧密相连。

因此，“即兴实践”应成为中小学美术课程的重要教学理念，其核心在于确立以少年儿童成长为本、适应其思维特点的课程价值观。非遗主题教学更是如此，手工实践课中的泥塑、折叠、刻印、编织、剪贴、扎糊、彩绘等，均富含“即兴”因素，应尊重学生个性，不轻易干预其自发尝试的热情，避免以过度同质化的目标加以约束。艺术教育本就蕴含着差异化的教学逻辑，尊重并鼓励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天性，远比单纯传授技能更为重要。

五

人工智能时代的“互动实践”与“少年非遗”

从“少年非遗”的“即兴实践”演进至人工智能时代人与 AI 的“互动实践”，如今，多元互动融合的复杂性实践也影响到中小学美术教育教学的观念与方法。近期，教育部在人工智能教育领域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政策举措，旨在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全方位推动人工智能素养提升和技术应用。2025 年教育部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这两份文件明确了人工智能在未成年人中推广的原则与方法，并关注相关 AI 教育伦理议题。同时，面对人工智能，当我们把少年作为主体时，“少年 AI 接受学”这一问题便自然浮现。从接受学的视角思考 AI 的学习与应用，更贴近少年的本体状态。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更应重视少年身心发展与文化成长过程中其成长权利的保护，这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观察和理解少年儿童思维的自然成长过程，在人工智能时代依然至关重要。我们应保持对少年儿童的自然视角，尊重并保护其身心成长中的“自发性”——这亦是人类百万年来生命生长与发展的“初衷”。少年儿童在思维成长中或对人机互动抱有天然的本能兴趣。我们观察到，低龄儿童同样易于接受数字产品的操作模式，因其类似“玩具式游戏”的互动特点，儿童表现出一种“天然的适应”。数字产品中频繁变幻的动态图像对儿童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针对学前儿童构建“儿童数字接受学”的伦理框架显得尤为必要，亟须确立与儿童智能发展相适应的数字产品使用伦理边界与约束。

AI 赋能非遗，为少年的数字化实践开辟了广阔前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数字化是一座重要的信息转化桥梁，也是艺术想象与文化创新转换的“大舞台”。少年群体作为数字时代充满活力与想象力的新生力量，他们不仅是 AI 的学习者，更是具备数字化创造潜力的实践主体。而从人类文明发展与自然生命、生态共居的视角看，非遗不仅是关于人类的文化，也是人类与其他碳基生命共生共存的文化记忆与生存实践。在某种意义上，非遗是一部关于人类与自然界其他碳基生命如何共同编织意义之网的活态史诗。它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承载着人类与植物、动物乃至整个自然生态系统长期互动依存的活态见证。

深入思考非遗的生命多样性与文明活态的可持续性，我们不宜过度强调人类中心主义倾向。非遗虽以人为本，但人的可持续生存与生产离不开整体生态系统的支撑。非遗是以人为中心的创造，然而自然生态中的动植物、天地运行与物候循环皆参与其中。植物不仅是“资源”，也是文化实践的“能动参与者”；植物在被人类发现与利用的同时，也反过来塑造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审美习惯乃至宇宙观。非遗蕴含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对宇宙与自然万物生命的“元认知”及本原哲学，但祖先留下的并非知识性的教科书，而是活态的文明——其中包含着神话传说、史诗古歌、舞蹈音乐、手作造物、五彩衣裳......这是一部生生不息的生活之书，也正是“少年非遗”数字化实践与文化理解、艺术想象的灵感源泉。少年的数字化实践，将开启一个广阔深远、万物皆故事的非遗世界。

少年儿童身上潜藏着人类最大的“未知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他们是面向未来最具影响力的“根源”性基因，也是最根本的“智能体”。如果说 AI 可能改变未来，那么能够应对 AI 改变的，或许正是少年儿童——这是教育必须深思的时代命题。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应守护好少年儿童文化成长中的人类主体性精神。我们相信，少年儿童始终代表着人类本体的原生性与未来可能。

本文摘自《中国中小学美术》

2026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