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大选失利揭示欧洲政治版图破碎化

新华社伦敦/布鲁塞尔5月11日电（记者于艾岑赵家淞陈斌杰）在最近结束的英国地方选举中，首相斯塔默率领的执政党工党遭受重创，在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席位中仅夺得1000余个。反对党保守党同样损失巨大。

观察家指出，英国选民对工党与保守党这两大传统政党的执政理念及表现日渐失望，转而投向新兴政治势力，致使英国政治碎片化现象进一步恶化，这亦是欧洲多国政治走向的集中体现。

2026年5月7日，一名男子抵达英国首都伦敦一家投票站准备投票。新华社发（雷伊·唐摄）

选票格局发生“历史性”剧变

本次选举中，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取得空前突破，斩获超过1400个地方议席，自由民主党与绿党亦表现亮眼，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影响力显著提升。

改革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8日表示，英国部分地区的选票分布正经历“历史性”的转折。

选举数据显示，在参与选举的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中，工党丢失近1500个议席，丧失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森德兰等昔日优势区域失守。保守党丢掉500多个议席，失去纽卡斯尔安德莱姆等传统据点的控制权。改革党、绿党等党派则大肆扩张，夺取了多个地方议会。

选票流向改革党等党派背后原因复杂。曼彻斯特大学教授伊恩·斯科特分析，许多选民认为工党和保守党政策趋同、丑闻缠身，且对现实反应迟钝，缺乏主导议程的能力。

另有分析称，原本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工党支持者，因生活成本高涨等因素心生不满，转而投票给改革党，以此表达对工党的抗议。

此外，移民政策是选民考量的关键因素。工党与保守党在执政期间均未满足选民控制非法移民的期待，改革党则凭借激进立场吸引选民。例如，法拉奇2025年曾称，若赢得下次大选，或将在5年内遣返60万非法移民。

然而，在此次选举中，尽管改革党获得最多地方议席，工党仍掌控最多的地方议会，且更多地方议会出现无政党获得绝对多数的局面。有观点认为，改革党虽“势如破竹”，但尚未彻底动摇传统大党的地方民意根基。

2026年5月7日，在英国首都伦敦，英国首相斯塔默（左）与妻子在一家投票站投票后离开。新华社发（雷伊·唐摄）

斯塔默9日坦言，选举结果“严峻”且“令人难受”，但自己不会“弃国而去，让国家陷入混乱”。

今年以来，因任命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关系密切的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斯塔默已两次面临辞职压力。此次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声浪再次高涨。英媒报道，已有数十名工党下院议员公开呼吁斯塔默辞职或明确离任时间表。另有工党议员表示，斯塔默应主动“交权”，否则将寻求工党下院议员支持，启动党首选举程序。

不过，目前尚无有力竞争者挑战斯塔默的首相及工党党首职位。分析认为，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最有可能获得足够党内支持，但这位前内阁大臣目前非下院议员，资格受限。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和前副首相安杰拉·雷纳也获得一定呼声，但两人尚未表达相关意愿。

关于此次地方选举能否成为下次大选“风向标”，分析人士看法不一。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认为，若将地方选举投票折算为大选投票，改革党将成为议会下院第一大党，但所获议席难达绝对多数。若此预测成真，英国政坛长期由工党和保守党主导的局面将被打破。

另有分析认为，不宜简单地将地方选举与大选投票结果画等号。伯明翰大学教授约翰·布赖森指出，选民在地方选举与大选中的投票取向往往存在明显差异。加之距下次大选尚有数载，后续形势演变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分析人士认为，英国两大传统政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创，进一步印证了自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以来欧洲政治极端化与“碎片化”的趋势，也是欧洲大国主流政党集体陷入治理困境的缩影。

在欧洲多国，曾被视为“社会稳定器”的中左、中右主流政党阵营，如今支持率纷纷跌至历史低位。在德国，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东部地区的支持率稳定领先，迫使传统政党面对一个日益破碎、难以组阁的议会僵局。在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通过强化民生议题叙事，有成为“准执政党”的势头。

在2024年6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政治光谱向右倾斜明显。这是当年6月10日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拍摄的选举临时结果。新华社记者赵丁喆摄

德国《商报》网站文章分析认为，英国正被卷入欧洲政治的大趋势之中。“如今，就连英国这样以务实和理性著称的国家也卷入了政治极端化的浪潮，这表明不少民众对建制派极度失望且愤怒。”

专家和媒体认为，这一现象背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低迷耗尽民众耐心。长期的高通胀叠加能源转型带来的阵痛，令中低收入选民群体对主流政党的施政能力失去信心，转而支持非传统政治力量。二是主流政党在移民、安全等议题上的回避或应对不力，使极右翼政治力量有机可乘。极右翼民粹政党通过放大选民对上述议题的不满，把自身塑造成“建制派的挑战者”“本国权利的维护者”等，以此赢得选票。

有分析指出，欧洲政治的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多国政坛的碎片化局面不仅大幅推高组阁难度，更导致政府治理效能持续低下，陷入“执政弱势难以回应民生诉求，民生困境加剧政治极化”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