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能源转型之痛：内部撕裂与技术瓶颈

新华社索非亚/维也纳6月15日电（记者姚雨璘孟凡宇）美伊两国于北京时间15日发表联合声明达成共识，然而作为伊朗冲突核心区域的霍尔木兹海峡仍未恢复正常通行，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紧张态势远未消除。这场持续三个半月的冲突，让正在推行能源“去俄罗斯化”的欧洲再度承压，其能源转型进程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伊朗战事的连锁反应暴露出欧洲能源战略缺乏整体规划、各国路径选择差异显著等深层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代价最终落在了普通欧洲家庭身上。

今年4月，“维也纳国际能源与气候论坛”召开，主题定为“赋能繁荣、安全与稳定”，但中东战火的阴霾给这一议题蒙上阴影。彼时，伊朗冲突推动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的液化天然气设施遭到破坏，17%的出口产能陷入停滞，恢复运转预计需要3至5年时间。

3月11日，顾客在法国北部的阿斯克新城一处加油站加油。新华社发（塞巴斯蒂安·库尔吉摄）

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盟开始推动能源“去俄化”。然而，中东局势一旦紧张，欧洲天然气储备便降至近五年最低水平，价格在一周内飙升63%，欧盟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换了一个依赖对象。

实际上，早在伊朗冲突爆发前，欧洲能源转型战略已显现出深层矛盾。这源于欧盟内部长达二十年的路线之争——以法国为代表的“核能阵营”与以德国为首的“可再生能源阵营”之间的博弈，核心争议在于：核能是否应被纳入“绿色能源”范畴。

2022年，在法国的积极推动下，欧盟委员会有条件地将核能纳入《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承认其在减排过渡期的作用，但遭到德国、奥地利等国抵制。这一分歧至今悬而未决，导致欧洲在能源投资方向、补贴政策及跨境电网规划上难以形成统一方案。

作为欧盟两大经济支柱，法德两国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法国的发展方向相对明确：坚持“核能+可再生能源”双轨并行，一方面推进6座新一代EPR2反应堆建设，首台机组预计2038年投入运行；一方面重启可再生能源重大项目的招标。目前化石能源在法国能源消费中占比60%，计划到2030年降至40%，2035年进一步降至30%。

德国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促使德国下定决心“弃核”，2023年最后3座核电站停止运行；与此同时，德国提出2045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大力发展风电和光伏产业。

这是2023年4月11日拍摄的位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埃姆斯兰核电站。新华社发（米夏埃尔·蒂特格迈尔摄）

德国智库“全球能源解决方案协会”理事会成员埃丝特勒·赫林指出，德国的“弃核”决定主要基于安全与民意考量，并非系统性优化方案，而在同时放弃核电和化石能源后，“德国几乎一无所有”。

她认为，欧洲能源转型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技术或资金短缺，而在于缺乏以欧洲整体为视角的战略规划。“我们需要一套欧洲战略，但从未有人真正制定过……不应该是27个独立计划，而应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方案。”

由德国政府资助的智库“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执行主任拉娜·阿迪卜表示，欧盟委员会制定了明确的电气化和供热计划，“但这需要获得成员国的认可”，而部分成员国在能源转型方面甚至出现倒退趋势。

如果说欧洲内部的能源战略分歧是制度层面的困境，那么可再生能源的脆弱性则是技术层面的警示，能源转型需要更加完善的配套设施。

德国乌尔姆大学应用知识处理研究所理事会主席弗朗茨·拉德马赫尔警告：“没有备用方案，可再生能源就是灾难；没有配套设施，整天空谈，只能沦为宣传。”他以2025年西班牙大停电为例指出，发展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资金筹措、政府政策等各环节都要跟上，同时还应同步发展“清洁化石能源”。

2023年3月24日，在西班牙卡塞雷斯省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光伏电站，光伏板周围春花绽放。新华社记者孟鼎博摄

许多专家主张，煤电的角色应从“主力电源”向“备用电源”转变，这对各国政府提出新的治理要求——需要逐步建立容量市场机制，确保“备用电源”在低利用率下仍能获得合理收益以维持运营；对现有机组，应加快推动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以系统性降低其碳排放强度。

储能技术的瓶颈是另一大难题。赫林指出，电池储能在日内调节方面有效，但无法应对持续数周的“无风无光”天气。例如，晴天时太阳能板集中发电导致严重过剩，德国不得不贴钱向奥地利输送电力，而在漫长的阴雨季节，德国现有的储能设备“撑不了一周”。

在全球储能市场快速扩张的背景下，突破储能技术瓶颈更为紧迫。据瑞银集团预测，2026年全球锂电储能需求预计增长55%。伍德麦肯兹咨询公司高级研究分析师丽贝卡·格兰特指出，随着可再生能源成为新增发电能力的主力，电力系统对灵活性资源的需求大幅增加，储能系统需求将以每年6%至7%的速度增长。

然而，储能扩张也面临供应链制约。伍德麦肯兹预测，最早在2028年就可能出现锂供应短缺，到2050年供应缺口将达850万吨。

在欧洲各国为能源转型路径争论不休的同时，欧盟试图推动各成员国乃至普通民众展开“自救”。

今年3月，欧盟理事会正式通过《欧洲气候法》修订案，确立到2040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90%的中期约束性目标。据此，从2036年起，欧盟成员国可通过购买其他国家的“高质量国际碳信用”抵消最多5%的排放量，但其余85%的减排仍需通过欧盟本土的产业转型、能源结构优化等方式实现。

2024年4月23日，人们在德国汉诺威工博会上参观一款光伏设备。该设备可根据太阳位置调整面板角度。新华社记者任鹏飞摄

值得注意的是，该修订案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2)的全面运行时间从2027年推迟至2028年。ETS2覆盖建筑、道路交通等民用领域，这意味着家庭取暖和汽车燃料等民生领域的碳定价机制延后落地。这出于欧盟的务实考量——减排雄心不得不给社会承受力让路。

欧盟委员会今年3月发布的《公民能源一揽子计划》中，鼓励欧洲居民家庭通过安装屋顶光伏、组建“能源社区”等方式“自行生产清洁能源”，同时鼓励各成员国出台减免电力相关税费，以降低家庭能源支出成本。然而，目前欧洲市场上一套含储能设备的家用光伏系统价格约2.1万欧元，而省下的自用电费和出售多余电力的收入通常需要10到15年，才够抵消设备成本。

当下欧洲关于能源转型的各种讨论，都指向一个问题：当欧盟各国在战略上各自为政、技术仍面临诸多制约时，能源危机的代价正在被一层层向下转嫁，欧洲“绿色转型”目标短期内恐怕只能停留在纸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