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深读：三江源守护者群像
新华社西宁6月22日电 题：三江源守护者群像
三十载光阴流转，牧民各求手中的尺子从未离开过黄河源头的草场。从垂髫孩童到而立壮年，他日复一日俯身丈量，目睹脚下牧草由稀疏变得繁茂，近十年来更是重新焕发生机。
日复一日的坚守，如同各求一般的无数牧民，正以平凡之举见证着三江源的非凡蜕变。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度亲临青海考察，始终将守护三江源、守护“中华水塔”置于重中之重。总书记强调，必须全力守护好这一“中华水塔”，保护生物多样性，强化水源涵养功能。要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及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标杆。
2016年，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启动。十年来，遥远而高冷的三江源已化作公众眺望美丽中国的重要窗口。牧民从草原利用者转型为守护者，志愿者从五湖四海汇聚于此共护“中华水塔”，不同条线的管理者携手呵护这片占地19.07万平方公里的我国最大国家公园……国家公园将众多守护江源的人们紧密相连，承载起更为丰富的生命内涵。
我们深入大江大河的源头，走近那些可敬的守护者们，从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黄河源守护者众矣”
牧民各求五六岁时，便拿着尺子去丈量青草。
彼时，他的家以及黄河源的牧草能长至两尺高。他记得，父亲骑马带他参会，过河时河水几近漫过马颈。夏日草场鸟鸣啾啾，花开得比如今繁盛，草也更茂密。“往昔黄河源之水特别丰沛。”他回忆道。
如今38岁的各求，是“黄河源头第一家”的守护者。在黄河源约古宗列盆地深处，他们一家已在此生活数十载。
各求铭记，父辈虽不懂何为“生态保护”，却深知需敬畏源头。
譬如，夜晚不能在源头大声喧哗，源头周边严禁杀生，宰牛后不可在源头洗手。长辈从小教导孩子，不可伤害野生动物，要护好草原与河流。
待到十七八岁，各求首次明显察觉黄河源“状况不佳”。
此后，他每年都能感知到变化。草渐矮，水渐浅。昔日需骑马渡过的河流，后来人步行即可通过。再后来，许多地方连夏季都露出了大片河滩。往日此起彼伏的鸟鸣声，也渐渐销声匿迹。
2009年，各求父亲离世。老人临终遗言：“务必守好黄河源，草场不可外包，人亦不可离去。”
那年，正值二十出头的各求成为户主，开始真正独自坚守黄河源。这些年，虽有人欲来此投资、建宾馆、开发旅游，甚至有人愿出千万巨资转让草场，但各求始终未允。
“父亲遗言，我必须坚守。”各求说道。
国家公园成立后，各求正式受聘为生态管护员。
他发觉，守护黄河源的人日益增多。
在雪域高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愈发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牧民明白，保护好三江源、“中华水塔”，便是守护子孙后代的生存根基。
往昔，各求捡垃圾常被人讥为“多管闲事”；如今，越来越多的牧民开始主动巡护、清理垃圾。
现今，位于青海省境内的三江源区域，黄河、长江、澜沧江干流水质均达Ⅱ类及以上，每年向下游输送600亿至900亿立方米源头活水。
各求最挂念的，仍是黄河源的水。“水位尚未完全恢复。”他说，水多了，草便会长起，动物也会归来，“若真如此，我一辈子的坚持便值了”。
每年五月，肖虹便开始期盼降雨。只有雨落，草籽方能发芽。
肖虹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可可西里）园区管委会治多管理处生态保护站站长。在草原上耕耘32载后，他始终坚信人需敬畏自然。
1994年，肖虹进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草原工作站，先后从事鼠虫害排查、黑土滩治理、草场修复与生态监测工作。
从懵懂少年到年近花甲，他见证了诸多变迁——
儿时肖虹所见草场植被虽不及祖辈口中繁盛，但雨水充沛，夏日草场连片青绿。2000年前后草场退化加速，鼠虫肆虐，大片草皮脱落形成黑土滩，治多县扎河、索加一带草场大面积裸露沙化，当地人将草场退化称为“草原烂掉了”。
“最严峻之时，若无治理项目，草场恐将退化殆尽。”肖虹坦言。
也正从那时起，三江源开启了规模化生态治理。
为将退化草场一点点挽救回来，肖虹与同事们一年中大半时光都奔波在野外。海拔高、天气变幻莫测，常在全国各地已入夏时，高原仍飘雪，种草犹如与老天抢时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视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三江源进入大规模生态治理阶段，草原退化得到有效遏制。
昔日治理草场主要依赖人工。如今，越来越多无人机、免耕机等设备“登场”，治理方式也逐步从粗放走向系统化。
2018年、2019年降水丰沛，牧草长势喜人，是肖虹心中治理成效最佳的年份，连续两年草场向好令这位“护草人”倍感欣慰。
草原是水源涵养的根基，草场退化直接威胁江河源头生态。
过往生态治理分属各部门，片区治理各自为政，草地、水源管护割裂，灭鼠、种草难以连片落实。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后实行全域系统治理，将三江源视作完整生态系统，统筹管护山水林田湖草沙，从碎片化修复转向全域综合治理。
最新数据显示，自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以来，草地植被综合覆盖度达36.8%，较10年前提升8.6%；水源涵养服务能力指数达92.6，较10年前提升21.8。
朋友来电时，次丁正在家中。
电话那头告知：“山谷里有雪豹。”
他抓起相机，骑上摩托便向外疾驰。
很多时候，待他翻越数十公里山路赶到，雪豹早已离去。但只要听闻何处出现雪豹，他仍会前往。
次丁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的牧民。儿时，他从未见过雪豹。
真正改变他的，是一部纪录片。他首次意识到，原来自己每日生活的草原、山谷和动物，也能被镜头记录。
2012年，父母凑钱为次丁买了一台卡片机。无人教授摄影，他便一点点自行摸索。
起初，他拍出的许多照片都是模糊的。
后来，他带着相机参与巡护、捡垃圾、监测动物。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正式启动，同年，他正式成为生态管护员。也正从那时起，他重新认识了脚下的草原。
往昔，他见到动物脚印，仅知“有动物来过”；如今，他能一眼辨认出雪豹、狼和兔狲留下的痕迹。
2013年，他首次拍到雪豹。虽照片模糊难辨，但他仍异常激动。
2016年冬，他与朋友救助过一只濒死的小雪豹。正是此次救助，让次丁结识了摄影师奚志农。此后多年，奚志农多次来到昂赛，将次丁带入更广阔的世界。
那时的次丁，不会说普通话，更不会调节相机参数，只会用自动挡拍摄。跟随奚志农外出拍摄，他总是背着相机默默跟随，也一点点开始学会说普通话。
后来，次丁参与了纪录片《雪豹和她的朋友们》的拍摄，片中许多雪豹、山谷和河流的镜头，皆来自他熟悉的土地。该作品荣获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科教片奖，导演奚志农在领奖时表示，这几位牧民摄影师是“我们电影团队中最重要的成员”。
这些年，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越来越多的牧民开始拿起相机。有人长期记录黑颈鹤，有人追踪雪豹和兔狲，也有人持续记录冰川、湖泊和草场的变化。
如今次丁已组建家庭。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摄影实则耗资不菲，相机需维护，外出拍摄需油费与干粮钱。
遇困难时，次丁也会向亲友借钱。但他仍想坚持拍摄下去。
“摄影不是工作。”他说，“是我的命。”
“源头与人人息息相关”
当越来越多关于雪豹、冰川和江源的影像被带出高原，三江源也开始与更广阔的世界产生连接。
1986年，杨欣首次踏入长江源。
那时，他还只是一名喜爱探险与摄影的青年。高原反应让他头痛欲裂，但数日后，为拍摄冰川全貌，他仍登上了海拔6000多米的雪山。
此后多年，他一次次重返长江源。他逐渐发现，冰川在退缩、垃圾在增加，而外界对三江源却几无概念。
1994年，杨欣在治多县首次听闻环保卫士杰桑·索南达杰的故事。彼时，索南达杰刚刚牺牲，这位环保卫士带着几名队员，在长江源头可可西里长期打击盗猎，最终牺牲在无人区。
这个故事深深触动了杨欣。他后来回忆，那是自己首次真正意识到，“保护江源，仅靠记录是不够的”。
杨欣开始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长江源保护中。
为在可可西里筹建索南达杰保护站，他四处义卖书籍、发表演讲、多方筹款。最困难时，他甚至需靠朋友接济，才能维持保护站的建设。
但那时，许多人并不理解。有人问他，为何要跑到那么远去保护藏羚羊；也有人不解，为何要为“无人涉足之地”投入如此巨大精力。
2000年，索南达杰保护站终于建成。保护站建成后，杨欣却逐渐发现，仅靠少数人留守高原守护自然，远远不够。
冰川退缩、垃圾污染、水源变化……这些问题看似发生在高原，最终却都会影响下游。
“保护长江源绝非青海一隅之事。”杨欣开始愈发强烈地意识到，真正重要的，不仅是保护三江源，更要让更多人理解三江源。
2001年起，杨欣组建的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正式启动志愿者招募，并实行一月一期的轮换。此项活动延续至今。
后来，为解决冬季无人愿留守的难题，他又发起“两个人的冬天”计划，专门招募情侣或夫妻志愿者驻守长江源。
未曾想，这个原本“无奈之举”，后来却变得异常火爆。高峰期，百人中仅录取一人。
许多人因此首次目睹冰川，也首次真正意识到，每日使用的水源，来自高原深处的雪山与湿地。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保护“中华水塔”已从专业领域议题，逐渐转变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命题。雪山草原的影像登上电视荧屏，雪豹与藏羚羊走进手机屏幕，关于三江源的知识进入教材，也出现在地铁站、公交车站的宣传栏中。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的贺信中指出，中国实行国家公园体制，旨在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构筑生态安全屏障，为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
国家公园建设永无止境，贯穿其中的，始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这份扎根高原的坚守，未止于一代人，而是在言传身教中传承至下一代。
如今，各求开始带着正在上小学的外甥索南多杰一同守护三江源。放学回家后，索南多杰也会学着大人的模样去捡垃圾、查看草场，再让父母拍视频发给舅舅：“舅舅你不在家，所以我来捡垃圾了。”
屏幕之外，风从黄河源吹过草地。远处，河水正缓缓流向下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