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全景呈现中国法治进程的剧集《重器》落幕，沈严：从历史褶皱里洞悉法治前路
《重器》的核心人物由五位法学院挚友构成，他们自毕业后分别进入法院、检察院及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履职。
这部剧并非主打烧脑的悬疑类型，却在未知情节与后续发展的伏笔铺陈上格外牵动人心。它同样不是堆砌明星阵容之作，却引来诸多实力派甘当绿叶，即便戏份寥寥，也是对中国法律工作者的礼赞。
剧内剧外皆令人动容，源于剧中描绘的当下与过往与我们同频共振。"许多是与剧中时代同行过的同辈人，因亲身走过而深知其来之不易。"沈严导演表示，"不少创作者心意相通，皆欲将这份仅隔三四十载却恍若隔世的切肤记忆呈现给世人。"
时代法治画卷大剧《重器》在CCTV-8黄金时段与爱奇艺的首次播出已圆满落幕，然而伴随部分社会事件曝光与法律界人士评析，剧情热度仍在延续。正面反响令沈严坚信此次创作意义非凡。接受本报专访时，这位曾执导《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大考》等现象级热作的导演毫不吝啬地用最高级评价《重器》："这是我所有作品中个人最钟爱的一部。"
创作者的厚爱，不仅源于题材的罕见——作为国家广电总局重点扶持工程，《重器》创下多项"第一"：首次由最高检与最高法联合监制，首次全景呈现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轨迹，首次完整勾勒从"流氓罪"废止到"疑罪从无"原则确立的法治演进脉络。还因"第一"意味着无既有范式可循，从某种维度而言，创作者与剧中角色同样在"拓荒"中盼望着玉汝于成。尤其需要在历史转折紧要关口回溯中国法治建设的艰辛突围，角色刻画、案件遴选、分寸掌控，千头万绪均需摸着石头过河。"真实是创作的底线。"沈严所言之真实，既涵盖案件细节、司法流程、年代质感等多层面的还原，还包含"实事求是"这一层意涵——这既是改革开放以来深刻影响中国的核心理念，也是剧组创作的立场。
全剧终章定格于1997年刑法修订。和众多观众一样，沈严真诚期盼续篇启动，直面历史风云，客观审视一路的坎坷与行进，唯有如此，"方知来处，更明去途"。
《重器》的开篇落在一个特殊节点：1979年7月1日。彼日，包括新中国首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内，国家"一日连颁七法"。然而有法可依并不直接通往良法善治，那百废待举的年代，从人才养成到理念普及，皆处于混沌待启的状态。
近乎系统化的重建如何呈现？沈严坦言，再磅礴的叙事归根结底聚焦于"人"。"人的故事，人与人之间的羁绊，他们同社会生活、同时代的脉络，总能将我深深卷入。"他回忆两年前初次接触剧本大纲时的澎湃，十万余字一气读完，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顺逆浮沉、奋进与无奈，在心中烙下深痕。正如剧集序幕政法大学教授周一仆在黑板上挥毫"法律人"那般直白点题，《重器》呈现法治建设演进，便以法律人的命运起伏为切口。
主角阵容是五位法学院校友毕业后分别赴法院、检察院、律所等机构任职的青年——陈一众、余高远、张丽慧、夏英杰与陆则铭。伴随着他们的成长轨迹，北京、南余县、滨江市、别山监狱等各异地域的社会风貌依次呈现。沈严说："除首都外，其余地名均作虚化处理，旨在传递这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故事"；五位青年与案件衍生的角色皆是"群体群像的缩影"，其中既有向现实低头、被时代困局束缚之人，更不乏理想高扬、笃行致远、勇于担当、矢志不渝的"法治信仰者"。"赵冬苓老师的剧本不规避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牺牲与曲折，也不回避不同个体追求公平正义时的交锋、博弈与无力感，这正是创作者实事求是的体现。"
以满腔热血与正义感的陈一众为例，他研习法律、扎根基层、再入学府深造，直至投身修法事业，然而19岁那年同学杜晓辉的遭遇及薛春燕案的真相，直至全剧终了仍萦绕于心。他对特定历史阶段"从重从快"判决倾向的复现保持警觉，却在正式履职后操办的第一桩案件里便不得不面对起点正义却终点偏离的结局；他力推胡旭东案适用"疑罪从无"，然而从"凭嫌疑即可定罪"到"证据须确实充分"，基层司法实务中的证据裁判理念尚处萌芽阶段……
"许多当下已成型的法治共识，回溯至特定历史节点，绝非少数人乃至一代人之力所能铸就。"沈严表示，时间的分量凝结出法治建设的艰辛历程，因而愈发要求创作者贴近真实。七八年前，作为《因法之名》的联合导演，他曾与赵冬苓及最高检携手。彼时一位检察官向主创坦言，不能将今日的公检法与往昔割裂看待，今日是从昨日逐步演进而来。《重器》不惜笔墨再现现实夹缝中追寻清明理想的一群人、于法治奠基阶段蜕变重生的一个时代，正是期望观众能经由昨日的步履维艰，体会今日的来之不易。
《重器》播出期间，弹幕中频频浮现"憋屈""无力"等字眼。沈严很早就认清，《重器》并非爽剧。"法，乃国之重器。重器之重，既是压舱石之稳，亦是法治每迈一步背后的分量。"
事实上，《重器》远不止是不爽这般简单，许多时刻剧情令人心痛。邱阿桂案件，表面上是一位长期遭受家暴的受害者反杀丈夫，背后却另有隐情。现实困境、陈规陋习、固有偏见等多重复杂因素交织，结果令人不胜唏嘘。夏英杰始终怀揣澄澈理想，但她对梅芳的一度退让、对尹平的一瞬心软，已然注定了某些悲剧。正义或许会迟到，却不会缺席，但郭达杰临终未能盼来真相的遗憾，闫继才沉冤得雪时的深沉慨叹，皆是刻骨铭心……
直面错综复杂的过往，意味着可能呈现与观众预期相左的情节，意味着或许有观众因"不爽"而弃剧。"说不担心是假的，创作者不可能无视观众感受。然而若都制作同类作品、撰写同一语境下的对白，又有何意义？"导演坦承，感激出品方给予机会拍摄不以提供快感为戏剧追求的作品，"风险确实存在，但我们的创作是真诚的、无愧于心的"。
拍摄现场，沈严与联合导演李江明多次落泪，"从拍摄到播出，有几场戏无论重温多少次，我都会眼眶泛红"，为那些明知难为而勉力为之的法律人，为法治信念、人性光辉穿透惯性与坚冰的瞬间。
于和伟所饰律师袁亦方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为"严打"时期为被告出庭辩护的律师进行辩护。从"击鼓传花鼓声不息"到"终有一日它将止息"，激昂言辞间，蕴含破局之胆、信念之坚，乃至舍生取义的孤勇，最终归结于对中国必将迈向法治道路的笃信。这一情节，沈严每每谈及都激动难抑。能打动创作者的，同样能触动观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特别撰文、录制视频，"头皮发麻，泪眼朦胧"，他逐字逐句记录下袁亦方的辩护词，"法治的每一小步进展背后，都承载着沉甸甸的故事"。
在邱阿桂案量刑过程中，法官方淑梅深切体悟到法理刚性与人情温度间的张力拉扯，而她自身也深陷于令人困窘的家庭困局之中。吴越入组前与导演反复推敲"救人者难以自救"的角色逻辑，查阅彼时影像素材，更赴基层法院深入体验。银幕上的方审判长既坚守程序正义、法不容情，也流露法律人的慈悲与人文关怀。
在沈严看来，法律人的高光时刻并不仅局限于庭上激辩的瞬间，也不局限于所谓"成功"的结局。袁亦方不图私利只求法治推进是高光，方淑梅为一家三代女性福祉深思熟虑的良苦用心是高光，郭达杰在监狱岗位坚守半生、日积月累更是高光。无数法律人的微芒汇聚相连，铸就了一部中国当代法治演进史。
耐人寻味的是，剧中部分情节发生在三四十年前，然而即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法治推进程度都已今非昔比，剧中事、当年事仍能映照当下现实。我们应如何看待案件社会舆论的两面性等议题，都在跨越时空与今日展开对话。
恰在《重器》热播之际，九年前首播的《我的前半生》再度翻红，于夏日隔空触达新一代受众。沈严表示，作品能被赋予新的视角、新的解读，这是创作者之幸，"然而二次创作、三次创作等，皆归属于观众，创作者的使命已然达成"。
而对于《重器》，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怀。《重器》的价值，不在于颂扬，而在于铭记——它让当代观众明白，法治中国并非凭空而生，那是一代人以青春与热血，从无到有、由粗至精锻造而成。正如剧中台词所云："置身其中，亲身参与，你方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面貌。"
沈严坦言："法治的进步绝非一夕之功，法治建设亦无完成时。"国之重器，仍在锻造征程上，电视剧《重器》仍将持续回响。（记者 王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