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强劲，为何民众仍深感焦虑？
作者：戴维・弗伦奇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美国经济表现令全球侧目。但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本国经济现状却长期抱有强烈不满，而且这种情绪延续已久。
这两点其实都成立。坦率地说，直到前不久，这种反差一直让我难以理解。经济增长如此出色，民众却始终情绪低迷，这真的合乎理性吗？
在过去25年里，美国GDP增长速度明显领先于欧洲和日本这两大主要经济对手（不包括印度和中国），领先幅度之大，以至于不少欧洲发达国家的富裕水平，只能和美国最贫困的几个州相提并论。比如按可支配收入计算，英国和法国居民的生活水准，更接近美国最贫穷的密西西比州，而不是全美平均线。
我们常常听到“中产阶级缩水”的说法，但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富人和上层中产的人数正在增加。经济学家斯科特・温希普和斯蒂芬・罗斯的研究指出，核心中产阶级（家庭收入为贫困线250%至不足500%）在全国家庭中的占比，已从1979年的35.5%下降到2024年的30.8%。表面看降幅不算惊人，但实际比例减少了13%。
这并不是因为美国人更穷了。事实恰好相反，他们整体上变得更富，而且财富增长幅度相当明显。同期，美国贫困人口及接近贫困线的人群（收入低于贫困线150%）占比从29.7%大幅降到18.7%。下层中产家庭（收入为贫困线150%至不足250%）的比例，也由24.1%降至15.8%。
同一时期，美国上层中产和富裕阶层的占比则快速攀升。1979年，上层中产阶级（收入为贫困线500%至不足1500%）家庭仅占10.4%；到了2024年，这一数字几乎增长了三倍，达到31.1%。而富裕家庭（收入达到贫困线1500%及以上）的比例，也从几乎可以忽略的0.3%升至3.7%，增幅超过十倍。
为了帮助理解这些数字，以一个三口之家为例，2024年划分五个收入层级的门槛分别约为：4万美元、6.7万美元、13.3万美元和40万美元。
结果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如今的生活条件，和他们的父辈、祖辈相比，都可以说优越得多。尽管人们对住房负担能力的抱怨完全可以理解，但美国人现在居住的房子平均更宽敞、配置更好，明显优于过去任何一代。
曾被视为奢侈配置的中央空调、大屏幕电视、家用电脑以及多辆家庭汽车，如今也已成为美国多数社会阶层——当然不是全部——相对常见的生活配置。
美国依旧是一个机会众多的国家。它依然能够为数以千万计的人创造巨大的财富。
过去，我总喜欢用客观的经济指标去反驳主观上的经济压抑感，反复强调：这种悲观也许真实存在，但未必合理。毕竟，即使人们担心整体经济，难道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经济状况不还是比较满意的吗？
而且，这种情绪难道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党派属性吗？随着执政党轮换，经济乐观或悲观的情绪也会随之翻转：共和党执政时，共和党支持者马上更乐观；民主党上台时，民主党支持者也是如此。
一个严重撕裂的国家，本就很难形成普遍的经济乐观氛围。
但后来我读到一篇文章，它彻底扭转了我的看法。观念改变后，我开始意识到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我们之所以感到痛苦，部分恰恰是因为我们变得更富了。
这篇文章发表于去年8月《纽约时报》的评论版，作者是管理顾问丹尼尔・柯雷尔，讨论的是迪士尼世界背后的经济学。文章指出，这个曾经对多数美国家庭而言尚可企及的乐园，如今价格已高得惊人，门票成本足以压垮数百万家庭的预算。
而且涨价的不只是基础门票。迪士尼还设置了各种额外收费的升级服务，构建出分层鲜明的游玩体验。你完全可以把它看作航空公司的登机分组：如果你在第一组，整个体验就是要舒适得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迪士尼的变化可以理解，也让人遗憾，但还谈不上最惊人的案例。毕竟，每年真正去迪士尼世界的人只占美国人口中的一部分；而既然美国富人越来越多，从商业逻辑上说，推出面向他们、也能更多掏空他们钱包的高端服务，并不难理解。
但问题显然不止迪士尼一个。类似现象几乎到处都是。本月，《华尔街曰报》刊登了一篇令人深思的报道，讲的是青少年体育开支的迅速上涨。比如从2019年到2024年，普通家庭每年在棒球上的花费，已经从660美元涨到了1113美元。
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青少年体育的形态已经发生改变。我小时候，大家只需要一根球棒、一只手套和几个球，然后在离家最近的沃尔玛门口社区报名点参加少年棒球联盟，球队名字往往是“汤姆汽修老虎队”“韦恩音像野猫队”这样由本地商户冠名的队伍。
而现在呢？巡回赛事型体育已经成为主流，而这种模式本身就花费巨大。正如《华尔街曰报》所写：“参加巡回队的青少年，身上的装备、服饰和周边产品总价值可达数千美元。” 那种由本地商家支持的社区球队已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你常常需要跟着名为“A联盟”“B联盟”的球队在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奔波，而这些队伍归属于不同的商业化巡回体育组织。
如果你是体育爱好者，口袋不够宽裕的话，想去现场看喜欢的职业球队比赛几乎不现实。正如我在《体育报》的同事亨利・布什内尔去年12月所报道的：
根据球迷成本指数，1991年至2023年间，观看一场NFL（美式橄榄球）或MLB（职业棒球大联盟）比赛的平均总成本上涨了约300%。如今，NFL比赛的平均票价已超过300美元。
《体育报》在本赛季开始时的分析还显示，NFL比赛最便宜的门票约为169美元，这个价格比英超所有普通比赛门票都贵，仅低于阿森纳最热门赛事最高档门票的售价。
再看看坐飞机这件事？买机票如今像是在翻阅一份复杂的菜单，座位等级一个接一个。早就不只是头等舱和经济舱、前后顺序登机那么简单。现在有头等舱、优选主舱、普通主舱和基础经济舱；还有至尊会员登机、优先登机以及另外九个登机分组。
最终带来的，是一种绵延不断的挫败感。我们被反复提醒：美国是一个等级感极强的社会，高收入可以兑换肉眼可见的优待，而一份还算体面的收入，却换不来任何特别待遇。高收入群体规模已经大到足以让整个经济体系向他们倾斜，而代价则由大多数人承担。
换句话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服务“第一组”的经济体系，却生活在“第九组”的现实之中。难怪那么多美国人会在经济上感到脆弱、焦虑和缺乏安全感。
这种直觉其实也有数据支撑。去年2月，《华尔街曰报》报道，收入位于前10%的人群（家庭年收入大约25万美元及以上）如今贡献了全美49.7%的消费总额。这个比例高得惊人，足以让整个经济朝顶层消费者倾斜。
如果再把范围扩大到收入前40%的人群，这一比例就会升至总消费的75%以上。这意味着，美国收入最低的60%人口，消费占比还不到四分之一。从整体看，每个个体都在做理性的经济决策，但这些决策共同推动了一个越来越只为富人服务的经济。而当消费真正由前10%主导时，即便是上层中产，也会感到不安。
如果你是汽车制造商，你会优先生产利润微薄的入门车型吗？还是会把资源投入利润更高的SUV？如果你是房地产开发商，豪宅项目通常显然更赚钱。
当然，二手车仍然可能是不错的车，也确有证据表明多建高端住宅会通过增加供给来压低整体房价，但今天的美国中产往往只能买得起二手车。那些崭新、体面的新产品？属于别人，不属于他们。
最终形成的，就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感受：自己像个二等公民。住酒店时，你看着金卡会员专属办理通道明显更短；乘坐租车摆渡车时，你路过优先服务柜台，那里的常旅客可以直接取钥匙走人。
更关键的是，当你搬到一座新城市后，会发现预约一位新医生往往要排上几个月——除非你愿意每月支付高额费用加入会员制医疗服务，那样你就可以迅速就诊，中年患者甚至还可能附带肉毒素之类的项目。
如果你恰好住在那些前10%富人集中的城市呢？那即便你已经属于上层中产，也很难真切感受到“富裕”。六位数年薪可能只能换来一间像鸽子笼一样的小公寓，从食品杂货到汽油，几乎一切都贵得离谱。没多久，你就会开始在网上搜索查塔努加或得梅因的房价——那里肯定便宜得多——无论你是否真的准备搬走。
在这种情境下，“可负担性”不只是某件商品本身的价格问题（甚至未必只是某一阶段的通胀问题），而是通往正常美国生活的门票价格——这种生活包括陪孩子打棒球、能及时见到医生、住进心仪的房子，以及最基本的一点：不觉得自己被时代甩在后面。
财富本身就容易诱发不满。人天生不知足，也容易因比较而生出嫉妒。“跟邻居攀比”之所以会成为固定说法，正是因为如此。
但如果邻居们不仅让我们羡慕，还在无意间让我们越来越难以追赶呢？如果他们强大的消费能力彻底改变了社区面貌，让我们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打不起球，也失去了许多本来需要或渴望拥有的东西呢？
在这个叙事里，问题未必是寡头统治。埃隆・马斯克的亿万身家并不会直接改变我的日常生活，但我所在城市中的医生、律师、工程师和会计师会。他们买下了门禁社区里的房子，他们的孩子参加巡回赛。正因为他们有钱，下一家新开的餐厅更可能是一家高端农场直供餐馆，而不是华夫饼屋那样的平价连锁。
也正因为如此，这个问题格外难解：这里并没有一个清晰可见的反派。我们无法锁定并击倒某一群把美国拖入痛苦的“坏人”。每个人都在按照理性的自身利益行动：如果有机会，为什么不去做律师或工程师？如果能向建筑师卖得更贵，为什么要低价卖给幼儿园老师？如果会员制服务更方便，为什么不买？如果做会员制医生收入更高、生活更轻松，为什么不转型？
正是数以百万计美国人做出的数以百万计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推动了经济扩张，另一方面却又反常地放大了大众的痛苦。我们既买不起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负担不起那些曾经还能承担的东西。这样的双重失落，会让一个按历史标准已算富足的美国中产阶级，也真切地觉得自己非常贫穷。
责任编辑：郭明煜
新浪财经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合作媒体，新浪财经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
郑重声明：1.根据《证券法》规定，禁止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扰乱证券市场；2.用户在本社区发表的所有资料、言论等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本网站立场无关，不对您构成任何投资建议。用户应基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自行决定证券投资并承担相应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