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博弈未定局：冲突推演与资产配置前瞻
根据对美伊冲突演化路径的决策树分析，我们判断战争风险仍未真正消退，后续局势依旧存在较高不确定性。关键判断在于，如果美国此时以TACO式方式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实质上等同于默认中东地缘格局正在被改写，这无论对特朗普的政治权威，还是对石油美元体系，都会形成明显冲击。接下来，美国大概率还会继续强化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借助更高强度的武力压制争取更有利的谈判地位，同时也不能排除特朗普政府进一步考虑地面军事行动的可能。
其中一种情景是，美国在增加地面兵力部署后，对伊朗本土展开更具效率的打击，在美、以、伊三方经历高强度消耗之后，经由其他国家调停，再度回归谈判轨道。原油既是全球经济运行的成本项，也可视作全球利率的重要映射，同时还是当前美国的一项关键脆弱点，因此伊朗有动机通过推升油价来换取更优的谈判条件。
另一种情景则是，美伊之间的高压对峙迟迟无法打破，美国最终开始大规模集结兵力实施登陆作战，局面可能进一步朝“伊拉克战争式”或“越南战争式”方向发展。前一种情形下，霍尔木兹海峡有望实现有限恢复通航，油价中枢则可能在原有基础上叠加一层安全溢价；后一种情形在美国赤字高企、美债利率维持高位的背景下，或将对全球资本市场造成更强烈的破坏性冲击。
在这场冲突之中，究竟哪些国家或资产更可能成为“时间的朋友”？
以俄罗斯、加拿大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将直接受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叠加中东油气设施受损，将在较长周期内削弱中东能源输出能力。原油、煤炭等能源价格中枢上移，有望迅速改善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的经常账户表现与财政状况。
以色列也可能在这一轮地缘秩序重组中获得较多收益。本轮美以伊冲突已波及波斯湾多数国家，2023年在中国推动下形成的中东缓和局面遭到明显削弱。以色列本身是天然气净出口国，而且其进出口贸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相对有限，因此经济韧性更强。冲突结束后，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话语权可能进一步上升。
中国与东盟则有望在稳定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方面继续发挥关键作用。中国拥有全球韧性最强的工业生产体系之一，提前布局的能源安全战略也使其拥有较充足的煤炭和清洁能源产能，以对冲原油供应趋紧的冲击，中国出口表现有望维持稳健。同时，美伊以冲突不仅会重塑原油供给结构，也会改变全球石油产品、航运与仓储体系的流向。在此过程中，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具备转口、炼化、调和、仓储和区域贸易能力的国家，可能从供应链重构中获益。
美国和伊朗或将成为冲突长期化背景下的主要受损方。伊朗面临的是更加直观的国力消耗，不论最终结果如何，其工业生产体系和能源基础设施都需要较长时间修复。对美国而言，问题在于“能够打，但未必经得起长期消耗，更承受不起失败”。在高赤字、高利率以及国内政治分裂加剧的背景下，持续承担中东军事行动所带来的财政支出、经济滞胀压力和反战情绪，都会削弱美国的国际信誉与影响力。
对资本市场而言，这场冲突大致会带来三个层面的影响。
短期来看，在冲突方向尚未清晰之前，避险情绪仍将主导市场，不排除再次出现流动性冲击，进而迫使特朗普重回TACO路径的可能。
中期来看，需要重点关注通胀中枢抬升对基本面以及货币政策的影响，美联储与中国央行的降息节奏都可能因此更趋谨慎、相机而动。
长期来看，相比财政赤字，全球未来可能更加重视“安全赤字”，各国在“发展与安全统筹推进”上的投入或将持续增加，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国防安全以及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建设需求预计会明显上升。
风险提示：海外经济衰退风险；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的风险；地缘政治突发升级的风险。
一、核心判断与决策树推演
自3月2日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局势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伊朗开始主动触碰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以及美国维护中东秩序的核心利益。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这意味着其迅速陷入两难：一方面，美国几乎不可能接受伊朗长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因为这等于默认伊朗革命卫队对这条全球能源要道形成事实控制；另一方面，单靠远程打击，显然不足以迫使伊朗恢复海峡通航。因此，在当前阶段，“打通海峡”很可能成为美军最核心的战略任务。
特朗普政府目前已明显转向“军事施压+谈判试探”并行的策略。特朗普最新公开表态称，美国正在与伊朗展开接触，并表示相关沟通“取得成效”，同时将原本更强硬的后续打击节奏延后数日甚至一个月，为谈判和第三方斡旋预留时间窗口。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已参与传话与斡旋。与此同时，伊朗并未承认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只承认通过中间方进行接触，并提出停火、赔偿和未来安全保障等更高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军事冲突仍在延续，美国继续向波斯湾方向调兵，伊朗也持续对以色列发射导弹。因此，当前局面可以理解为特朗普的“半TACO”状态，更接近“边打边谈、以压促谈、以谈稳市”的新阶段。
加拿大和挪威同样是此轮能源价格中枢上行中的重要受益者。加拿大2025年原油产量约为530万桶/日，且出口能力仍在提升，全球产量占比约为6%；到2025年12月，其原油及类似产品出口量已升至2170万立方米，创历史新高，对美国以外国家的出口同比增长136.6%。挪威则更典型地体现了资源国特征，2025年其原油出口规模达到4370亿挪威克朗，约占货物出口总额的60%；同期中央政府来自石油活动的收入占比超过8%。
澳大利亚则属于混合型资源国，即一方面受益于海峡受阻，另一方面也需承受高油价压力。一方面，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限以及中东能源设施受损持续存在，全球LNG与煤炭等替代能源的供给价值将明显提升，澳大利亚是全球前三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与卡塔尔、美国并列，2024年天然气出口占全球比重达到19.7%。同时，澳大利亚也是重要煤炭出口国，将从全球能源价格中枢上移以及“煤替油”需求增加中受益；特别是在卡塔尔部分LNG产能受损、全球天然气市场趋紧的背景下，澳大利亚上游资源出口的战略意义进一步上升。另一方面，澳大利亚自身约84%—90%的成品油依赖进口，液体燃料安全水平较弱，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柴油短缺和价格快速走高的现象。
（二）以色列：地区秩序重塑中的受益方
以色列是本轮中东地缘秩序调整中的重要受益者之一。与传统意义上主要受益于能源价格上涨的资源国家不同，以色列所获得的收益更多体现在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安全议题重心的转移上。本轮美伊以冲突已外溢至波斯湾多数国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上升、海湾能源设施受损、区域国家安全预期恶化，都表明自2023年以来形成的中东阶段性缓和格局正在遭受明显破坏。
从经济韧性角度看，以色列相较多数海湾国家也具备一定优势。首先，以色列是天然气净出口国。以色列政府能源部门披露，目前该国天然气田总可采储量约9000亿立方米，年产量约210亿立方米，其中超过90亿立方米出口至埃及和约旦。这意味着，以色列并非完全依赖外部油气输入，而是在东地中海天然气体系中已具备一定供给能力和出口地位。其次，尽管以色列在原油层面仍依赖进口，但主要来源并不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2024年以色列原油对外净依存度约为90%，但进口来源较为分散，2025年以色列经土耳其杰伊汉港进口的阿塞拜疆原油达到9.4万桶/日，同比增长31%，已成为其最大原油来源；俄罗斯位列第二。因此，以色列虽然依赖进口原油，但关键来源并不完全受制于霍尔木兹通航。
与此同时，伊朗被削弱，从本质上有利于提升以色列在地区中的实力与话语权，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会客观上加深伊朗与其他海湾国家之间的矛盾，这有利于以色列扩大其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相对优势。
（三）中国与东盟：在稳定全球产业链中扮演积极角色
中国和东盟有望在本轮冲突外溢过程中，继续承担稳定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重要角色。
对我国而言，首先的优势在于工业体系完整、生产配套能力强，即便外部冲击上升，仍具备较强的供给韧性。虽然我国原油进口依存度约为75%，但原油和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并不高，2024年约为27%，我国能源消费仍以煤炭为主。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能源安全能力建设，煤炭稳产保供与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装机快速扩张同步推进，使国内能源体系面对原油短期冲击时具备更强的对冲能力。2025年上半年，中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发电量达到1.7993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6%，约占总发电量的39.7%，我国新增太阳能(6.090, -0.05, -0.81%)发电装机量约占全球的50%。在这一背景下，即便中东局势推高全球油气价格，我国也更有能力通过煤炭保供、电力系统调节与清洁能源替代，缓冲原油供应趋紧带来的冲击，从而维持工业生产和出口的相对稳定。
与此同时，美以伊冲突不仅会重构原油供给格局，也会重塑全球石油产品、航运、仓储及区域贸易流向。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风险上升，亚洲炼厂和石化企业已出现减产、停工及不可抗力声明，欧洲和美国汽油货源开始转向亚太市场，亚洲对俄罗斯燃料油和替代油品的采购也明显增加。在这一过程中，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具备转口、炼化、调和、仓储和区域贸易功能的东盟国家，有望受益于供应链重组。马来西亚虽然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42.7%，但其仍大量出口石油。2024年，马来西亚原油进口总额为147亿美元，出口总额为216亿美元，主要出口至中国（134亿美元）、泰国（23亿美元）和澳大利亚（19.6亿美元）。同时，马来西亚具备较强炼化能力，2024年成品油出口总额为316亿美元，主要出口至新加坡（80.1亿美元）、印度尼西亚（43.7亿美元）和澳大利亚（41.8亿美元）。EIA数据显示，马来西亚炼油能力约为99.7万桶/日，使其能够在区域油品贸易重构中承担重要的加工、调和和再出口功能。若中东冲突持续，马来西亚有望同时受益于上游油气价格抬升以及中游炼化、仓储和转口需求增长。
（四）美国与伊朗：冲突长期化中的主要受损者
美国与伊朗实际上是这场冲突长期化过程中的两大主要受损方，只不过二者承受损失的形式并不相同。伊朗承担的是直接而显性的国家能力消耗，美国承受的则是高成本投入、战略透支以及国际声誉与影响力的下滑。
对伊朗而言，其损失最为直接。战争一旦长期化，意味着本土军事设施、能源基础设施与工业体系将持续暴露在打击风险之下，国家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都会受到明显冲击。近期伊朗南帕尔斯气田、阿萨卢耶等关键能源设施已遭受打击，而哈格岛又承担着伊朗约90%的原油出口功能，一旦这些关键枢纽持续受损，伊朗本就脆弱的出口创汇能力将进一步走弱。与此同时，伊朗国内高通胀、消费收缩以及粮食危机压力也在上升。
对美国而言，核心问题在于“打得起，但未必耗得起，更不能输”。短期内，美国当然仍拥有压倒性的远程打击能力、全球部署能力和对盟友体系的组织动员能力，但战争一旦拖长，其边际成本和战略代价将迅速抬升。所谓“耗不起”，主要是指美国需要在高赤字、高利率和国内政治撕裂的背景下，持续承担中东军事行动带来的财政支出、军工补库压力以及民意反对，并直接传导至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基础与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前景；所谓“输不起”，则是指一旦美国在伊朗方向陷入长期僵局，或未能达成既定军事和政治目标，不仅会削弱其全球威慑力与盟友信心，也会冲击美元体系，进而动摇美国的国际地位。
三、美以伊冲突对资产配置的启示
（一）短期：关注两条主线
第一条主线是供给短缺。与一般地缘事件更多体现为情绪冲击不同，这一轮美伊以冲突已经开始对全球能源供给与贸易流向产生实质性扰动，因此短期市场交易的核心，不再只是风险溢价本身，而在于供给约束是否会演变成现实缺口。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上升，中东原油、LNG以及部分石化原料的稳定外运能力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区域能源基础设施受损、保险成本与运费上行，也在强化原本的供给紧张预期。在这种情形下，市场最先受益的，往往是那些直接对应资源稀缺和运输瓶颈的资产，包括油气、油运、石化、工业气体，以及所有与中东供给受扰、海运成本抬升、炼化利润重估相关的板块。近期全球市场已经出现亚洲炼厂减产、亚洲汽油裂解价快速上升、欧美汽油货源转向亚洲、运费中枢抬升等现象，说明供给收缩与贸易重构并非停留在预期层面，而是已经开始反映在现货和中游链条价格之中。往后看，在冲突尚未明显降级之前，市场大概率仍将围绕“真实供给约束”和“贸易流向重构”两条逻辑展开交易，资源品与中游运输链条的相对强势或仍将延续。
第二条主线是避险。相比之下，美元及高流动性资产在冲突升级阶段通常表现得更加直接：一方面，美元依然是全球风险上升时期最核心的流动性载体；另一方面，风险资产在不确定性显著提升时，通常同时面临估值压缩与风险偏好回落的双重压力。因此，从短期资产配置角度来看，当前的避险更应被理解为一种“向高流动性、强现金流、低波动资产收缩”的过程，而不只是简单押注某一传统避险品种的单边上涨。
黄金是否仍具备避险属性？答案是肯定的，但这种避险属性更多体现于中长期，而2026年开年以来的黄金上涨更多是由流动性因素推动。因此，除非市场预期战争烈度进一步升级，否则黄金的避险逻辑在短期内已被较充分计价，当前更容易被视为高溢价、高波动的风险品种。原油是全球的成本，也是全球利率的重要变量，黄金与油价走势呈现出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那么，黄金的避险属性何时会再次显现？我们认为，若全球出现一次类似大流行期间的流动性危机，黄金的流动性溢价将被充分消耗，届时其“避险+去美元化”的长期牛市逻辑有望重新主导定价。
（二）中期：跟踪通胀上行对美联储与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影响
中期最重要的是将地缘冲击转化为宏观变量来观察。若油价和天然气价格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位，地缘风险就会经由能源、航运和工业品价格逐步向全球通胀体系传导，推动输入型通胀再度抬升，并进一步压缩美联储年内降息空间。近期市场已经明显下调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甚至开始交易“年内不降息”或更长时间维持高利率的情景。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奥斯坦·古尔斯比也表示，美联储需要看到通胀回落的进一步进展，才会对今年降息持现实态度，但由于伊朗战争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短期前景并不乐观。
英国和欧元区面临的约束同样正在增强。英国方面，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休·皮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冲击正在演变为新的通胀风险，英国央行已上调通胀预测，并强调不能因为地缘不确定性而忽视价格稳定压力。欧元区方面，欧洲央行也已将2026年通胀预测上调至2.6%，并下修增长预期，显示其正同时承受“增长偏弱”与“能源再通胀”的双重压力。
对中国而言，中期需要重点观察输入型通胀抬升是否会影响国内货币政策节奏。中国政策基调大概率仍将维持稳增长、防风险、重安全的组合，货币政策继续保持支持性，但短期降息空间可能受外部冲击影响而受到一定制约。核心在于，宽货币更可能体现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稳定短端资金利率、加强结构性工具支持，而不是迅速推动政策利率大幅下调。
（三）长期：美债问题未解，全球对“安全赤字”更为重视
从长期来看，这场战争最大的影响，是再次将两个长期问题推到市场前台。第一，美国高利率和美债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即便未来中东冲突出现阶段性缓和，美国国内财政赤字、债务扩张和高融资成本的结构性压力仍将持续存在。冲突长期化只会让市场更加担忧，美国是否会在高债务、高利率环境下，继续借助外部扩张和安全议题来转移内部矛盾。近期市场已对此有所反映，长端收益率的上升并不只是单纯的增长乐观，更像是对通胀与财政约束同时进行重估。
第二，全球将比过去更加重视“安全赤字”。相较财政赤字，未来各国对能源安全、供应链安全、国防安全和产业链自主可控的重视程度将持续上升。换句话说，未来市场的定价逻辑不会只围绕“增长与通胀”，而会越来越多地围绕“如何统筹发展与安全”展开。这意味着，在长期资产配置层面，能源安全、新老能源、军工、关键资源以及自主可控供应链等方向的重要性，都可能出现系统性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