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起步年，财政与货币政策怎样形成合力？
2026年4月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中国人民大学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承办的“大金融思想沙龙”（第273期）顺利举办。本次会议围绕“更加积极有为：‘十五五’开局年的政策协同与新范式”这一主题展开。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李戎，以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银行业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昊宇作主题发言。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经济学实践教授、国际合作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研究员梁季，长江证券(7.120, 0.30, 4.40%)首席经济学家伍戈等嘉宾到会并参与讨论。沙龙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主持。
李戎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题进行了报告。他指出，2026年GDP增速目标调整为4.5%-5%，并明确延续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目标下调并不意味着宏观政策转向收紧，通胀水平仍是关键观察变量。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将放在“扩支出”“抓地方”“促消费”三个方面。基于这一判断，“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其一，从支出端持续用力，保持较高赤字水平，继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其二，更好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积极性，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并适当前置发力，同时推动转移支付在规模和质量上同步提升，增强地方自主财力与统筹能力；继续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快建立统一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缓解偿债压力。其三，通过扩大内需带动增长，借助增加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并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高昊宇围绕“‘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新考量”分享观点。他表示，这一政策是面向“十五五”规划、衔接中长期发展目标的重要部署，核心在于统筹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等多重目标，符合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他认为，要把握新阶段“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需要回答三个关键问题。首先，是这一政策出台的必要性及其演进逻辑。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内需偏弱、预期不稳等问题，实施“适度宽松”是稳定经济基本盘的现实选择。我国货币政策也在逐步由总量调控向结构优化转型，工具体系不断丰富，始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导向。其次，是政策转型呈现出的新特点。此次“适度宽松”并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而是立足低利率环境和新旧动能转换需求，更加注重结构性、定向性工具运用，聚焦金融“五篇大文章”，以避免过去曾出现的非预期风险。再次，是政策落地中的协同要求。需要进一步强化财政与货币政策配合，破解“推绳子”难题，通过贴息、减税等方式撬动社会资本，同时统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与风险防控，提升政策传导效率。新阶段“适度宽松”应“立足于宽，制胜于度”，各方需加强研究，精准把握“适度”边界，更好服务中长期发展目标。
在嘉宾研讨环节，与会专家围绕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发力、宏观税负优化、地方财力增强等重点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肖耿从国际视角阐述了对“十五五”开局年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看法。他表示，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因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需要与美国进行比较研究。当前的核心矛盾在于，过去5至8年间中美资产端出现明显失衡——美国资产快速扩张，而中国资产持续收缩，导致中国在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中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他认为，“十五五”时期应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重点解决资产负债失衡及历史债务问题。第一，要推动合理通胀和资产重估，以实现资产端与负债端的再平衡，缓解地方政府负资产困境。其中，重视房地产价值重估是实现债务与资产平衡的重要一环。第二，要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建议由中央政府做好顶层设计，推动地方财政收支实现可持续，减轻民营企业税费负担，提振市场活力。第三，要推动人民币合理升值和国际化，缩小中美价格水平差距，降低美元通胀贬值带来的结构性冲击。他强调，中国具备完成上述调整的经济基础，关键在于推动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行为方式转变，以资产重估和债务重构支撑“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
梁季围绕2026年积极财政政策、宏观税负和地方财力问题进行了分析。首先，2026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支出总量仍将保持高位，赤字规模、政府债券发行以及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都达到新高，支出结构继续优化，重点保障科技和民生领域投入，严格控制行政支出，并强化财政、金融、产业政策之间的协同，以放大政策乘数效应。其次，近年来我国小口径、中口径和大口径宏观税负持续明显下降，主要原因包括减税降费持续推进、物价低位运行、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传统税源疲弱以及新税源尚未充分接续等。宏观税负下降在支撑积极财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未来进一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因此“十五五”时期需要重点研究如何维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再次，增强地方财力、完善地方税体系，也需要在新的形势背景下统筹谋划。当前，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已超过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也高于中央本级收入。在这一背景下，增强地方财力需要从两个方面着力：一方面，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扩大内需的基础上拓展地方税源；另一方面，在统筹整合转移支付、提升地方对转移支付资金统筹使用能力的基础上，增强地方财政实力。
伍戈围绕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进行了分析，重点关注政策目标与工具之间的关系、2026年经济形势判断以及政策分工协同三方面内容。首先，要厘清政策目标与工具的关系，宏观政策的核心在于实现总量与价格的协调统一，而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物价持续低位。政策工具应始终服务于稳增长和稳物价目标。在价格真正止跌企稳、企业利润和市场信心尚未充分恢复之前，逆周期政策力度不宜减弱。其次，对于本年度经济形势和政策判断，他认为2026年出口较快增长对GDP形成支撑，外部供给冲击会带动物价回升，但这并不意味着内需明显改善。成本冲击容易压缩中下游企业盈利空间，因此需警惕需求偏弱问题，政策仍应继续降低融资成本，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最后，在财政与货币政策分工协同方面，财政更侧重结构性调整，刚性较强、上升容易下降难；货币则更偏向总量调控，具有更强灵活性和市场化特征。当前最关键的协同点在于，财政大规模发债化解债务时，央行应着力压低长期利率，做好长短期限的久期匹配，避免政策边界模糊，真正实现协同增效。
大金融思想沙龙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发起设立，是一个高层次学术交流平台。该平台立足中国实践，紧跟国际前沿，旨在为推动新时期“大金融”学科建设，深入开展“大金融”理论、政策和战略研究，搭建高水平、专业化、开放式的学术交流载体。
黄达教授是新中国“大金融”思想体系的首倡者与设计者。世纪之交，面对经济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学科建设提出的新挑战和新要求，他重构了立足中国实际的金融学科框架，率先提出并系统设计“大金融”学科体系；在此基础上，几代学者不断传承与发展，倡导金融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人大学派”特色的重要理论创新体系。（中国发展网 记者宋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