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银行前行长挪用巨额公款获刑，金融风控漏洞如何被突破？

来源 | 独角金融

作者 | 刘银平

编辑 | 付影

曾被誉为南京银行(11.110, 0.00, 0.00%)（601009.SH）“债市先锋”的前行长束行农，因一桩陈年旧案，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半。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主办的《职务犯罪审判指导》第4辑，首次详细披露了这起精心策划的巨额“挪用公款”案件。

2009年，时任南京银行副行长的束行农利用职权便利，违规动用银行4.8亿元备付金，提前兑付了一款理财产品，随后又发行一款新产品进行对接，其目的在于谋取私利。束行农个人投入750万元购买该理财产品，最终获利1575万元，14个月内的收益率高达210%。

此案揭露了金融机构高管如何利用制度缺陷，为内部人员“量身打造”高回报游戏，同时也反映出南京银行在内部控制体系与权力制衡机制上存在严重不足。在束行农入狱后的几年里，南京银行的内控短板并未因前行长落马而得到根本性修复，反而在信贷业务领域持续暴露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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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定制”理财产品，

违规挪用4.8亿元备付金

案件需追溯到2006年，当时国家开发银行发行了一款名为“KY01”、总规模约50亿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该债券分为A、B、C三档，其中A、B档面向市场公开发行，风险较低、享有优先兑付权；C档则为“次级档”，面向特定投资者或主体进行私募发行，需待A、B档兑付完毕后方可获利，但潜在收益率更高，具备杠杆特性。

作为承销商之一的J公司员工莫某与刘某，很快察觉到了其中的机会。他们判断，该产品的底层资产质量优良，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为了谋求个人利益，他们需要寻找一位“金主”来撬动这笔交易。目标锁定在了当时在债券市场声名鹊起的南京银行。

彼时，束行农担任南京银行副行长，分管资金运营中心，而戴娟则是该中心的副总经理。莫、刘二人找到束行农与戴娟，提出了一个“共赢”方案：由南京银行发行一款分级理财产品，专门募集资金用于购买上述债券的C档。

2008年6月，南京银行发行了名为“聚富1号”的理财产品，募集资金4.25亿元，并精心设计了“稳健级”和“进取级”两层结构。其中，面向公众发售的“稳健级”规模为3.65亿元，约定年化收益率为9%；而规模仅为6000万元的“进取级”则由内部人员“锁定”，认购者包括束行农、戴娟、莫某、刘某等70余人。这意味着，一旦产品盈利，优先级投资者仅能获取固定收益，而进取级投资者则将获得扣除成本后的大部分超额利润。

为确保后续能够随时“优化”收益，束行农等人特意在产品协议中埋下伏笔：增加了“提前终止条款”。只要稳健级达到9%的年化收益率，产品便可提前清算。

图源：罐头图库

“聚富1号”运作半年后，市场利率开始下行。莫某等人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提前终止旧产品，再发行一款收益率更低的新产品，只要新产品的稳健级收益率低于9%，就能让进取级的收益进一步暴涨。

然而，他们面临一个核心难题：如何在不惊动公众投资者、不暴露内部人员持有进取级份额的情况下，先行筹措4亿多元资金兑付“聚富1号”？

在寻求外部过桥资金无果后，束行农等人将目光转向了南京银行自身的“备付金”。

银行备付金是为保障存款支付能力与资产流动性而设置的风险准备金，由库存现金和存放于人民银行的存款构成。备付金的使用必须基于真实的业务需求，例如客户取款、转账汇款、同业清算等。

为此，束行农等人精心编造了一套说辞：他们谎称宏观经济复苏导致企业违约率上升，国家开发银行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革，底层资产“KY01”的收益急剧恶化，风险巨大。基于此，他们向银行提议，应立即动用备付金提前兑付“聚富1号”，以“防范和控制风险”。

这一提议遭到了个人业务部、风险控制部等多个部门的明确反对，认为其对风险的描述缺乏依据，提前兑付反而可能引发投资者质疑。然而，在束行农的极力推动下，该方案最终在行长办公会上强行获得通过。

2009年7月，束行农等人动用了南京银行超过4.8亿元的备付金，按照稳健级年化9%、进取级年化33.89%的收益率，提前兑付了“聚富1号”。随即，他们又发行了新的理财产品进行对接，募集资金4.9亿元，从而完成了一场资金“换手”的操作。

新产品的稳健级收益率从9%大幅下调至4%，这意味着更多的收益转移到了进取级。同时，进取级的认购人数从70人锐减至21人，核心圈层进一步收窄至束行农、戴娟、莫某、刘某等少数几人。这场看似天衣无缝的“量身定制”理财游戏，却为十年后的东窗事发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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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后“东窗事发”，

束行农因挪用公款罪被判5年半

这场资金腾挪的游戏，直到十年后才东窗事发。

2019年2月20日，南京银行发布的一则公告引发了市场关注。公告称，该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总经理戴娟、资金运营中心副总经理董文昭及该行旗下公募机构鑫元基金副总经理李雁三人，因个人原因，不能正常履职。

随后市场传出消息：在公告发布5天前，戴娟、董文昭在办公场所一同被带走，李雁也位列被调查人员名单，名义上是“协助调查”。此事可能与债券市场的丙类账户有关，或存在大额利益输送行为。

同年5月，束行农突然辞去南京银行行长职务，平调至南京新农发展集团担任副董事长。值得注意的是，南京银行在其辞职公告中，并未按惯例对其任职期间的贡献表示感谢。6月中旬，市场传出束行农“被带走”的消息，他虽然迅速回应称“不实”，但在同年11月便卸去了所有职务，彻底淡出了公众视野。直到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才披露了案件的详细始末。

在该案中，束行农个人投入750万元，最终获利1575万元，14个月收益率高达210%。其他内部认购者也按比例分得了巨额回报。而南京银行作为承担风险的主体，最终仅从中获得了数百万元的收益。

根据《职务犯罪审判指导》披露，束行农系主动投案。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他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进行个人营利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其中，束行农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刘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

根据一审法院判决，束行农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刘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违法所得全部予以追缴。束行农上诉后，二审维持了原判。从时间线推断，束行农目前可能已经刑满释放。

图源：罐头图库

本案的关键并非在于束行农也参与了出资。事实上，银行内部员工也可以购买本行发行的理财产品。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蓬博表示：“银行员工购买本行理财产品，整体要求应与普通客户保持一致，不能享受特殊优惠、优先额度或者额外收益。关键岗位员工还需进行申报登记，不得利用岗位信息和权限为自己或相关人员谋取便利，产品风险等级也要与自身情况相匹配。”

“监管机构不允许员工利用未公开信息为自己或他人牟利，也不得泄露相关信息。银行需要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和问责机制，一旦出现违规行为，监管机构将根据情节采取处罚、市场禁入等措施，涉嫌犯罪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王蓬博补充道。

一款为内部人“量身定制”的产品，一套资金腾挪的操作手法，尤其是束行农要求动用公司备付金的提案，在公司多个部门已发现存在较大疑问及风险的情况下，仍能审核通过，公款的流向之一竟是为个人营利行为“输血”。此案暴露了南京银行在理财产品嵌套、分级设计、内部控制等方面的多重漏洞。

这起案件也为整个金融行业敲响了警钟：当权力与利益深度捆绑时，唯有真正刚性的约束与透明的监督，才能守住合规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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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违规罚单密集落地，

规模扩张背后的合规隐忧

束行农案历时近7年，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披露审判结果，标志着该案在法律层面画上了句号。对南京银行的直接影响已基本消化，银行当前的经营和股价已不受此案制约。但这起案件所暴露出的合规内控短板，仍是银行当前面临的实际挑战。

在束行农被调查的2019年末，南京银行就曾因13项违规行为被监管机构罚没623.77万元，其中5项行为直指理财业务，存在的问题包括理财产品之间互相调节收益、非标投资超过上限、违规投资权益类资产、理财资金未与自营资金充分隔离等。由此可见，理财业务曾是合规风险集中爆发的领域。

随着资管新规发布、理财产品逐渐打破刚性兑付、理财子公司独立运营，近年来理财行业的违规行为已显著减少。过去常见的“资金池运作、多层嵌套、非标超标、调节收益”等乱象已得到根本性遏制。

2020年末，南京银行因违反反洗钱规定被监管机构警告并罚没756.88万元，这是近六年来最大的一笔单笔罚单，四名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相应处罚。

从近几年南京银行收到的百万级罚单来看，问题高度集中于信贷领域。2023年3月、2024年1月，南京银行宿迁分行因贷款“三查”不到位等问题收到两张罚单，罚款金额分别为255万元、200万元。2024年5月、2025年1月、2026年3月，淮安分行、泰州分行、杭州分行也都因信贷业务违规等问题被分别处以265万元、145万元、185万元罚款。

2025年以来，公司及相关责任人累计被罚金额达到763万元，其中信贷业务违规被罚金额占据了大部分。

图源：罐头图库

从南京银行披露的业绩预告来看，2025年其增长势头强劲，总资产突破3万亿元，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分别为555.4亿元、218.0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48%、8.08%。其中，利息净收入同比增长31.08%至349.02亿元，是推动业绩增长的首要因素。

在贷款需求减弱的背景下，南京银行贷款规模实现了13.37%的增幅，远超行业平均水平。信贷规模的快速扩张伴随着违规行为的高发，说明银行在业务拓展过程中可能存在重规模、轻质量的问题。密集的信贷罚单反映出银行在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管理全流程存在执行漏洞。

尽管目前不良贷款率尚未明显恶化，仍维持在0.83%的较低水平，但个人贷款质量面临压力，2025年上半年个人住房贷款、消费贷款、经营贷款的不良率较上年末均有所上升。

从高管腐败到信贷违规，南京银行面临的已不仅是操作层面的风控漏洞，更是公司治理层面的系统性挑战。若内控整改速度滞后于规模扩张速度，潜在风险将持续累积，未来资产质量可能面临下行压力。正如束行农案所警示的那样：银行最大的风险，或许并非来自市场波动，而是来自内部失控的防线。

责任编辑：杨红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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