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嘉富人寿换帅：童超掌舵，直面盈利与偿付双重挑战

来源：机构之家

东方嘉富人寿的掌门人再次迎来变更。

5月13日，东方嘉富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发布通告，因股东方工作调动需要，何欣自4月28日起卸任董事长职务。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童超当选为新任董事长，该任命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核准后将正式生效。

此次人事变动距离何欣正式上任尚不足半年。2025年11月，何欣刚获监管批准出任董事长。与此同时，2026年3月，刘大勇刚刚获批担任总经理，这意味着在短短两个月内，董事长与总经理职位均发生了更替。

对于一家成立已达14年的保险公司而言，管理层如此频繁的变动，其背后的治理逻辑与经营压力值得深入探究。

童超此次接手东方嘉富人寿，延续了浙江东方(5.300, -0.30, -5.36%)金融控股集团自2022年增资入股以来，对标的公司进行的持续治理架构调整。

2022年7月，浙江东方通过增资将持股比例提升至33.33%，成为单一第一大股东，原外方股东韩华生命的持股比例随之降至24.99%。自此，这家原名为“中韩人寿”的中外合资险企，股权结构从50:50的对等持股模式转变为国资主导格局。

此后，“合转中”的转型路径逐步展开：2025年1月，公司获准更名为“东方嘉富人寿”；高管团队则经历了更为密集的洗牌——2025年8月，时任总经理张希凡因个人原因辞职，转投香港万通保险；2025年11月，何欣获批出任董事长；2026年3月，刘大勇获批担任总经理。如今童超接棒，国资股东在董事会核心层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

从履历分析，童超的专业背景极具针对性。公开资料显示，童超出生于1984年，现任浙江东方控股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其职业轨迹涵盖律师事务所、阿里巴巴集团法务合规部、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风险合规部，并持有中国法律职业资格、美国纽约州律师资格及中国注册会计师三项专业资质。加入浙江国资金融体系后，童超还曾兼任浙江东方集团产融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法律、财务、合规三重背景的叠加，使童超成为控股股东强化财务纪律与风险管控的理想人选。

直白地说，这是控股股东的“财务总监”级人物直接下沉到子公司坐镇。在当前财务纪律至关重要的背景下，童超的三重资质显得尤为契合：历史亏损严重，资本消耗过快。让一位既懂账本、又懂合规、还熟悉跨境业务的人出任董事长，并非简单的“不拘一格降人才”，而是典型的“对症下药”。

将这样的人员配置安排到保险公司担任董事长，意图十分明显——控股股东要亲自把控资金命脉。

随着童超当选，东方嘉富人寿的核心经营班子基本尘埃落定，“双80后”格局正式形成。总经理刘大勇生于1981年，拥有博士研究生学历，曾担任平安改革项目组顾问、阳光保险集团战略与创新发展中心高级经理、弘康人寿企划市场部负责人、合众人寿企划部与市场部负责人、金融壹账通战略规划负责人等职，兼具战略规划与科技运营背景。

两人的专业侧重差异显著：刘大勇侧重于战略执行与业务运营，童超则侧重于财务与合规管控，一个负责冲锋陷阵，一个负责把控风险。这种分工看似合理，但在一家13年内更换了7任总经理的公司里，最缺乏的并非分工，而是稳定性，战略摇摆的代价已体现在那15亿元的累计亏损之中。

童超接手的东方嘉富人寿，虽然交出了一份表面光鲜的成绩单，但内部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从最直观的业绩结果来看，根据2025年第四季度偿付能力报告，2025年公司实现保险业务收入39.72亿元，同比增长23.74%；净利润约为0.6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80%。总规模保费41.07亿元，同比增长21.8%。在业务品质方面，13个月与25个月保单继续率分别达到98%和99%。截至2025年末，公司总资产增至164.53亿元，净资产为10.57亿元。

这是公司连续第二个年度实现盈利。在此前的2024年，公司净利润约为1000万元，为成立以来首次实现年度盈利。不过，盈利基础是否稳固，仍需结合更多数据进行观察。

首先，盈利的季度波动值得警惕。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净利润合计约为1.05亿元，但第四季度单季净亏损0.45亿元，导致全年净利润大幅收窄。四季度亏损的原因无疑与资本市场表现高度相关，从年末数据看，全年累计综合投资收益率仅为1.55%，与4.48%的投资收益率存在显著差距，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对实际收益形成了拖累。

进入2026年，一季度数据延续了这一波动特征。公司再次由盈转亏，单季净亏损0.26亿元。当季投资收益率和综合投资收益率分别为0.46%和0.24%。从上述波动来看，公司盈利状况对投资端表现存在较高依赖，承保端的盈利贡献仍然相对有限。

其次，偿付能力指标的演变轨迹引人关注。2025年一季度，公司发行14亿元资本补充债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一度被推高至334%以上。但截至2025年末，这一指标已回落至222%，低于发债前约229.74%的水平；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降至111%。进入2026年，一季度末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进一步降至167.89%。实际资本由发债时点的约37.94亿元降至2025年末约30.55亿元，公司在业务扩张过程中的资本消耗速度过快。

“发债输血、业务扩张消耗、指标快速回落”，这一循环与公司历史上“增资、亏损、再增资”的路径存在相似之处。公司自2012年成立以来，除2020年、2024年、2025年微利外，其余年份均录得净亏损，累计亏损规模超过15亿元。其中2021-2023年三年间分别亏损1.17亿元、2.98亿元和3.27亿元，亏损呈扩大趋势。在经历了多轮增资后，公司当前业务增速加快，但资本消耗速度与盈利积累能否匹配，将是童超面临的持续课题。

从业务结构来看，公司在转型过程中银保渠道占比持续提升，这在当前“报行合一”监管框架下面临费用管控压力。加之公司仍处于品牌更名后的市场建设期，渠道、机构、产品等维度的调整仍在进行中，承保端利润率的提升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和验证。

童超接任董事长后，公司治理架构中“财务背景董事长+战略背景总经理”的组合已经清晰。在“健康金融、共富金融”的战略主线已基本确立的背景下，管理层面临的核心挑战不在于战略方向的重新选择，而在于执行层面的延续性和各项指标的精细化管理。

对公司而言，偿付能力充足率的动态管理、业务增长与资本消耗的平衡、承保端盈利能力的系统性改善，是摆在童超和新一届经营团队面前的主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