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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适配视角下AI助力民族文化传承的现实困境与突围策略

发布时间:2026-06-26 06:29阅读:4

●摘要:[研究目的]AI助力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的现实困境,核心在于技术逻辑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目标间的匹配失调。本研究聚焦算法文化解析表层化、基层应用受碍、价值与数据隐患突出等匹配难题,意在揭露困境的深层根源与传导机制。[研究方法]以技术适配理论为剖析视角,构筑价值引领下的四维匹配架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价值引领,以技术、文化、政策、基层为支撑维度。依托该架构,全面梳理AI助力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的实践与匹配状况,将困境界定为内核性、基础性、场景性、导向性四重匹配失调并逐层深挖其因果传导链条,进而提出系统性匹配重构策略。[研究结论]四重匹配失调展现“内核驱动-基础放大-场景制约-导向偏离”的递进构造:算法逻辑与质性文化的本体论对立构成内核性匹配失调,数据治理落后构成基础性匹配失调,基层条件束缚构成场景性匹配失调,价值偏离与共同体意识淡化构成导向性匹配失调。文章据此提出构建共同体导向专属语料库并确立“政治审核一票否决”硬性制度、以基层准入政治评测推动AI匹配增进共同性诉求、以“核心红线”和“刚性权重参数”构筑数据安全防控体系、以政治素养为硬性指标构筑跨学科人才体系四条突围路径。AI助力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的成效,应以是否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衡量准则。技术、文化、政策、基层四个维度的匹配,最终均须统合于价值匹配,服务于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这一根本目标。

●关键词:人工智能;数字政府服务;优秀民族文化传承;技术适配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本研究聚焦的“优秀民族文化传承”,是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目标、以增进共同性为首要原则,涵盖民族语言、口述史、传统技艺、民俗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实践体系。民族文化政策的实施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则为上述传承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与落地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并要求“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进一步部署“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推进文化数字化发展,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上述部署相互呼应、层层递进,共同为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的数字化升级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改进文化创作生产流程”,为优秀民族文化传承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上述政策指引下,民族地区数字政府服务与智慧文化治理平台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作为核心技术支撑,逐步渗透到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实践,在政策传播、文化资源保护、活态传承、创新转化、基层治理等环节形成了稳定的赋能机制。然而,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仍面临技术与民族文化匹配不足、基层落地薄弱、价值导向偏差、数据安全隐患等突出矛盾,相关研究也普遍存在理论支撑不足、实践路径模糊等短板。

本研究引入技术适配理论作为核心分析视角。该理论由Goodhue与Thompson于1995年首次提出,其核心要义在于:技术的应用效能并非取决于技术本身的先进性,而是取决于技术特性与任务需求、用户能力之间的匹配程度。何精华进一步拓展了技术与治理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在优化治理流程结构的同时,也受到政府制度与文化环境的深层塑造。刘亚娜、朱琳关于任务导向型创新的治理适配性研究亦表明,治理效能取决于治理工具与任务属性的动态适配,为理解技术适配理论在公共治理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分析参照。结合研究主题,本文将技术适配理论重构为价值统领下的四维适配框架:在此框架中,价值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决定性和统领性的核心政治准则,是技术、文化、政策、基层四个维度的根本遵循。技术适配的首要前提在于政治价值适配,即人工智能技术特性必须服从于增进共同性,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要求。本研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贯穿研究全链条的核心政治标尺与评价标准,核心研究问题是:人工智能技术与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在技术、文化、政策、基层四个维度上是否实现了双向适配?若存在适配失衡,其根源何在、如何破解?

一、人工智能对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的赋能作用

当前,数字政府服务体系与智慧文化治理平台已成为优秀民族文化传承落地实施的核心载体。人工智能聚焦文化传承这一核心场景,以政策实施和基层治理为保障性场景,结合民族地区具体实践释放了显著的赋能价值。

(一)对民族文化政策实施的赋能作用

人工智能技术打破了传统政策实施的时空限制,优化了政策实施全流程,为优秀民族文化传承提供了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已有研究揭示,技术不仅通过业务流程的数字化再造提升行政效率,更通过信息传递通道的重塑,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信息流通与互动转化。

在政策传播环节,智慧文化治理平台搭载算法推送、多语言人工智能解读、人工智能直播宣传等功能,为优秀民族文化传承提供了政策引导和舆论保障。例如,呼和浩特市发布的“北疆文化知识服务平台”创新运用人工智能多模态与跨文种知识服务关键技术,通过汉蒙双语翻译、智能问答等八大功能,助力打破多民族语言交流与文化共享的壁垒。再如,广西云数字媒体集团在2024年广西两会期间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系列融媒体产品,全网点击量超2亿人次,为各民族优秀文化展示与传播开辟了新空间。这种高传播效能的实现,源于人工智能技术在推动党的声音深入民族地区过程中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塑造,有效强化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认同。

在政策执行环节,人工智能与数字政府服务深度融合,推动党的民族政策与惠民举措精准直达基层,确保民族政策在落实中不走样,使各族群众在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中增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归属感。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心以本市为例,系统探讨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非遗项目材料审核流程的路径,并提出了基于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的低成本解决方案,为基层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实用参考。

在政策评估环节,数字政府服务平台整合政策实施数据与群众反馈数据,借助AI技术构建智能化评估体系,重点监测政策执行是否契合“增进共同性”的原则,精准捕捉在强化中华文化主体性、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的实效与堵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印发的《西双版纳州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方案》明确提出构建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安全保障、数据资源等数字政府体系框架,为人工智能政策评估的系统化推进提供了制度支撑,将政策实施的科学性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目标深度衔接。

(二)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的核心赋能

人工智能为优秀民族文化传承提供了数字化、智能化路径,助力优秀民族文化实现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

在资源保护方面,智慧文化治理平台借助人工智能数字化采集设备,对民族语言、口述史、传统技艺、民俗文化等核心资源进行精准采集、存储与数字化还原,建立了民族文化数字资源库。例如,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管理委员会申报的《唐卡AI智能体驱动的非遗文化智能解译与藏品上链溯源系统应用示范项目》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荣获“年度数字城市金奖”。该项目直击以唐卡为代表的非遗产业长期存在的鉴定标准缺失、文化认知壁垒高等痛点,构建了“人工智能解析+区块链+知识图谱”三轮驱动的非遗文化可信资产管理平台,首创了人工与人工智能协同(Human+AI,HAI)双重认证机制,实现了从“传统专家肉眼鉴赏”到“AI智能机器识图”的技术跨越。2023年12月30日,“鼓动八桂 声震九州——广西古代铜鼓文化数字化陈列”作为国内首个铜鼓专题数字化展厅,在广西博物馆正式开展,通过裸眼3D屏、视觉互动、AR、全息投影等多种数字技术,全面呈现了广西古代铜鼓文化的整体风貌与历史底蕴,为优秀民族文化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提供了示范。

在文化创新发展方面,胡鸿等以苗绣为对象,系统研究了人工智能在非遗创新设计中的应用特点与策略。李莉等借助Stable Diffusion和触手AI进行民族纹样设计研究,为人工智能赋能民族纹样创新设计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学术支撑。实践中,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通过减税降费、助企纾困等政策,引进智能绣花设备,推动了苗族刺绣产业由传统加工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此外,藏族唐卡、维吾尔族刺绣、彝族漆器等非遗传承人也借助人工智能设计工具优化传统图案与造型,推出了一批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创意产品。

在文化传播方面,智慧文化治理平台与人工智能算法协同发力,推动了优秀民族文化向场景化、个性化传播转型。郭海威、桑晓攀指出,沉浸式叙事通过重构文本符号、优化语义修辞,突破了传统传播的时空限制,为文化的场景化、个性化传播开辟了新路径。云南景颇族“目瑙纵歌”经人工智能改编后全网播放量突破20亿次,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实现了非遗的大众化传播。该案例表明,人工智能赋能民族文化传播的成效,取决于是否以增进共同性为价值导向,切实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目标。郭昊睿、杨华祥的研究亦强调,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正成为推动文化认同建构与国际影响力提升的关键力量。这进一步印证,在优秀民族文化传承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是工具层面的创新,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实践。

(三)基层治理的文化服务功能

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为优秀民族文化传承提供了重要的落地载体。人工智能融入数字政府服务体系,优化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流程。

一方面,数字政府服务平台整合民族地区基层文化资源,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文化服务的精准供给。高永久、张泽亮在关于数字技术赋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中指出,数字技术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具有工具服务价值的结构共驱逻辑和多元聚合中心的过程同频逻辑。基层文化服务的优化,应重点关注技术应用是否有效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另一方面,数字政府服务平台搭载AI智能客服,为基层群众提供24小时文化服务咨询和非遗传承人联络等功能。柳兰芳在关于数字政府驱动社会治理的研究中指出,数字技术赋能治理不仅表现为效率提升,更涉及治理理念与价值导向的深层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使基层工作者将更多精力投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工作,夯实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基础。

综上,人工智能从政策保障、文化传承、基层服务三个维度为优秀民族文化传承提供了全方位技术支撑。也正因其赋能价值日益凸显,应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适配失衡问题更需得到高度重视。

二、人工智能赋能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的现存不足

尽管人工智能已在多个维度形成赋能效应,但对照价值统领下的四维适配框架的评价标准,当前实践仍存在突出的适配失衡问题。本章聚焦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实践层面的三大核心矛盾,分别加以识别与阐述。

(一)算法难以解读民族文化深层内涵,传承实践适配浅层化

民族文化符号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情感价值多以非结构化形式存在,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地域性与历史性。卢震、骆晨曦研究发现,算法以量化建模为核心运行逻辑,在理解民族文化符号所承载的深厚历史记忆与情感价值方面存在局限,容易加剧内容传播的浅层化与同质化倾向。人工智能以“量化建模、数据驱动”为运行核心,难以精准捕捉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与价值理念,仅能实现文化符号的浅层识别与机械分类,因而无法将文化特质与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的目标深度绑定。与此同时,主流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大量依赖西方语料库,容易植入“民族-国家”西方话语体系,与我国“大一统”“多元一体”本土叙事形成冲突,进而产生理论认知偏差与民族认同弱化风险。

(二)基层落地受阻,人工智能赋能传承推进乏力

基层文化机构普遍存在经费短缺问题,缺乏人工智能技术采购、运营及数据采集专项经费,部分嵌入数字政府服务体系的AI设备因后续资金不足而长期闲置。相关研究显示,受部门管理服务能力与人工智能技术内在发展条件等多重因素影响,人工智能在基层政务服务场景中的落地与实效发挥面临诸多现实阻碍。此外,基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部分偏远牧区、山区、边境区域尚未实现高速网络全覆盖;民族文化传承人以中老年群体为主,数字素养普遍偏低,进一步加剧了技术落地的阻力。蒋其琴、于维辕研究注意到,人工智能赋能基层治理需兼顾技术应用与主体能力建设。更为关键的是,现有人工智能应用在设计与运行中存在过度突出单一民族文化特质而弱化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本质的潜在风险,导致“多元”与“一体”的叙事失衡,与新时代民族工作“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重要原则形成明显张力。

(三)价值与数据风险凸显,冲击民族认同与共同体建设

算法训练数据受西方价值观影响,可能传播片面理念与极端思潮,与民族文化政策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目标相悖。相关研究揭示,人工智能在推动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兼具效能提升与风险防范的双重属性。人工智能算法推送易形成“信息茧房”,固化文化偏见、强化文化区隔,在客观上弱化了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与此同时,民族文化数据分散在数字政府不同部门,数据标准不统一、共享机制缺失,形成了严重的数据孤岛与数据壁垒。陈庚、李晨鹭认为数字信息技术迭代速度与制度变迁节奏之间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张力,成为制约AI赋能优秀民族文化传承效能释放的重要原因。

综上,算法浅层化、基层落地难、价值与数据风险相互交织,共同造成了人工智能与民族文化政策的适配失衡。这三大矛盾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围绕“技术逻辑与民族文化传承核心目标的系统性适配失衡”这一核心矛盾,分别构成了内核性、场景性与导向性适配失衡的突出表征。深入剖析这些矛盾的内在成因,是优化路径设计的必要前提。

三、技术适配理论视角下的困境成因分析

本文第二章已识别了实践层面三大适配失衡的突出表现。本章依据价值统领下的四维适配框架,将上述矛盾进一步定性为内核性、基础性、场景性与导向性四重适配失衡,并构建其间的因果分析链条。上述困境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算法文化解读不足源于量化逻辑与质性文化的本体论冲突,构成内核性适配失衡;数据治理滞后在此基础上放大适配偏差,构成基础性适配失衡;基层经费、设施与能力短板使适配失衡在政策落地末端具象化,构成场景性适配失衡;前三重失衡的叠加效应最终投射为价值偏离与共同体意识弱化,构成导向性适配失衡。四重失衡环环相扣,以内核性失衡为逻辑起点,经基础性失衡放大和场景性失衡制约,最终在导向性失衡中实现政治维度的集中显现。为系统呈现上述分析框架的逻辑结构,并为后续成因分析提供评估依据,本节对各维度的核心内涵与评价标准加以界定(见表1)。

表1 价值统领下四维适配框架各维度内涵与评价标准

价值维度居于统领地位,规定了其他四个适配维度的根本方向与评价准则:技术维度是工具支撑,文化维度是内容基础,政策维度是制度保障,基层维度是落地依托,而价值维度则是贯穿其中的政治灵魂。所有维度的适配性评价,最终都必须回归到是否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根本标准上来。

(一)内核性适配失衡:算法逻辑与文化特质的本体论冲突

算法难以解读民族文化深层内涵,是全部适配困境的逻辑起点。其根本成因在于人工智能量化建模的运行逻辑与民族文化质性化存在方式之间的本体论冲突。

从技术运行逻辑来看,当前主流人工智能算法以数据驱动和统计学习为核心,其“理解”本质上是基于统计相关性的模式识别,而非基于意义阐释的文化理解。Palarimath等学者在关于算法理性与文化意义的哲学研究中提出,人工智能所内嵌的理性概念并非跨文化中立的,算法理性所依据的形式逻辑、最优化和概率推理原则,与强调关系性、道德传承和情境判断的多元文化意义系统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对抗”。向勇在关于传统艺术学与计算艺术学的交叉研究中亦指出,算法追求可计算性,而人文对象则需要可阐释性和历史连续性,二者之间横亘着“技术理性与艺术感性的价值鸿沟”。

在民族文化政策的应用场景中,上述本体论冲突尤为突出。民族文化所承载的历史记忆、情感结构与集体认同,本质上是高度质性化、情境化和价值负载的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其深层结构体现为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念与交融共生的文化肌理。当算法以统计相关性替代文化因果性、以形式特征提取替代意义语境还原时,民族文化符号便被抽离其生成的历史语境和情感结构,仅作为浅层特征向量被机械分类与推送,这不是技术精度不足的问题,而是两类认知逻辑在根性上的不可通约。

进一步而言,算法在文化解读中的浅层化缺陷,会沿着“算法文化解读不足、‘多元’与‘一体’叙事失衡、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受阻、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一体性被削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受损”的因果链条持续传导,最终直接消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思想根基。

(二)基础性适配失衡:数据治理滞后对适配偏差的放大效应

内核性失衡揭示了算法与文化之间的根本性冲突,而民族文化数据治理的体系性滞后,则在此基础上构成了放大适配偏差的基础性因素。

当前,民族文化相关数据广泛分散于文旅、民宗、宣传、政务服务等多个职能部门,由于缺乏统一的数据采集标准、共享机制和统筹协调制度,导致严重的数据孤岛与制度壁垒。全国人大代表高友东在专题调研中指出,已有的民族纹样数据库“彼此之间缺乏互通共享,普遍形成数据孤岛”,且“大部分数据库仍停留在图样数字化层面,对纹样背后的文化语义、历史脉络、工艺技艺等基因信息的挖掘与标注严重不足”。算法本身已受到量化逻辑的局限,而高质量训练数据的匮乏则使其进一步丧失逼近文化真实的可能性——输入端的结构性缺陷在输出端被持续放大。

与此同时,现有通用大模型的训练语料大量依赖西方公开数据集与全球互联网文本,其中隐含的“民族-国家”西方叙事框架和文化偏见,经由算法训练内化为模型的基础认知结构,由此引发的算法偏见、算法牢笼和算法崇拜问题,对赋能效果的实现构成了严重阻碍。数据治理体系的不健全使得这一西方话语渗透路径长期处于无屏障状态,与内核性失衡形成叠加放大效应。

(三)场景性适配失衡:基层条件约束对技术赋能效能的末端制约

技术适配的最终检验场域在基层。民族地区的基层政务服务站点、文化馆站、非遗传承场所是人工智能赋能民族文化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然而,基层在经费保障、基础设施和技术能力三个维度的结构性短板,使得适配失衡在传承实践执行末端具象化为场景性适配失衡。

相关研究在探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时发现,技术应用在基层普遍面临“悬浮化”困境——数字产品与基层实际需求脱节、与在地文化语境疏离,难以实现深度嵌入与长效运行。就经费保障维度而言,人工智能设备的采购、部署、运维以及民族文化数据的采集、标注、更新均需要持续性经费投入,而现有制度安排中鲜有对此类新型支出的系统性保障设计。就基础设施维度而言,民族地区多为偏远牧区、山区或边境地区,5G网络、光纤宽带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覆盖率和稳定性仍存在明显短板。就技术能力维度而言,基层工作人员和民族文化传承人中中老年群体占比偏高,数字素养整体不足,技术供给与主体能力之间的落差使赋能效应在人机交互环节被大幅削弱。

(四)导向性适配失衡:价值偏离对共同体意识的深层侵蚀

前述三重适配失衡的叠加效应,最终在政治方向上投射为价值偏离与共同体意识弱化,由此构成导向性适配失衡。这也是四重失衡中危害最为深重的一层。

在文化解读浅层化、数据治理偏差与西方话语渗透的共同作用下,算法在内容生成与推送中可能呈现三类价值偏差:过度突出单一民族文化特质而弱化交融共生的历史事实;以西方“民族-国家”叙事框架裁剪中国的民族关系实践;算法推荐机制形成“信息茧房”,固化文化偏见、强化群体区隔。已有研究指出,数智化传播在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也伴随着算法推荐形成“信息茧房”、固化文化区隔等潜在风险。许晓东、邝岩进一步指出,算法在治理体系中的嵌入实质上是一种与制度相互型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算法既强化了行政组织的决策权和执行权,也带来了“信息茧房”“算法歧视”等新的治理风险,需要通过制度制约与伦理制约进行针对性规制。

在此基础上,现有人工智能应用在设计与运行中存在过度突出单一民族文化特质、弱化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本质的潜在风险,导致“多元”与“一体”的叙事失衡,进而造成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在基层落实中出现价值引领功能弱化甚至偏移的风险。这种与增进共同性原则适配的失衡,实质上是技术运行消解了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的价值属性,致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在基层末端失灵。

从制度层面审视,制度变迁节奏与技术迭代速度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使得上述价值风险长期处于监管滞后状态。杜玉春、张小劲在关于数智治理新范式的研究中提出了“制度异步”的核心概念:在数智化转型进程中,“技术的迭代速度远超制度构建的能力”。当人工智能算法以周或月为周期进行迭代优化时,相应的数据安全审查制度、算法审核制度和意识形态审查规范仍处于漫长的论证与设计过程中,价值偏离由此在制度缝隙中被不断放大,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成持续性威胁。

综上,人工智能赋能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的实践困境,其成因呈现层层递进的四重结构。内核性适配失衡是逻辑起点,决定了适配困境的基本性质;基础性适配失衡从数据输入端放大适配偏差;场景性适配失衡在基层执行末端构成阻碍;导向性适配失衡则是前述三重失衡在政治维度的最终投射与危害显现。

四、人工智能赋能民族文化政策的优化路径

基于第三章对适配失衡成因的逐层剖析,本部分提出的优化路径遵循价值统领下的四维适配框架,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价值统领,针对四重适配失衡的成因进行系统性适配重构。核心要义在于将增进共同性确立为算法设计、数据治理、基层应用全流程的首要政治原则,并转化为可执行、可检验的刚性制度约束。

(一)搭建共同体导向专属语料库,研发共同体价值导向的适配性算法模型

针对算法适配不足与西方理论霸权等问题,本研究提出构建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文化专属数据支撑体系,研发共同体价值导向的适配性算法模型。所谓共同体价值导向的适配性算法模型,指的是在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基础上,嵌入中华文化符号识别规则、多民族语言语义网络及增进共同性价值观权重的特定算法模型。该模型不同于计算机科学领域Reynolds提出的文化算法进化计算模型,而是特指在民族文化传承领域经过文化适配和价值校准的算法模型。

在具体路径上,一方面,相关主体应统筹科研机构、高校、基层文化机构及传承人,搭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属民族文化语料库,建立“多方协同、动态更新”管理制度,重点采集民族语言、民俗礼仪、口述史、传统技艺、节庆文化、政策文本等核心内容,剔除西方“民族-国家”错误话语,注入“大一统”“多元一体”“增进共同性”等本土叙事,并定期补充更新。另一方面,应将“增进共同性”作为算法设计的首要政治原则,建立“政治审核一票否决”的刚性制度,邀请意识形态专家对算法导向进行前置审核,凡不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的算法模型一律不予上线运行,将政治要求转化为算法权重分配与推荐逻辑中的刚性技术规范。

(二)加大基层技术扶持,推动人工智能适配增进共同性实践要求

针对基层落地受阻以及导向不相适配等问题,本研究提出完善基层保障体系与配套制度。张婧琳、商继政指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应加快转变社区数字治理理念,互联共享以弥合数字鸿沟,提升数字素养和能力。

在具体路径上,一是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补充”的多元化经费保障机制,由中央与地方财政设立人工智能赋能优秀民族文化专项经费,重点向偏远民族地区倾斜,同时出台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融合实践;二是开展个性化实操培训,聚焦数据标注、人工智能设备操作等核心技能,在培训中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增进共同性理念;三是将是否增进共同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基层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准入的首要政治原则,建立应用上线前的政治评估刚性约束机制,对人为制造文化区隔、过度强化差异性的人工智能功能坚决不予部署。同时,加快5G、光纤网络向基层延伸,为基层政务服务站点配备必要的人工智能设备与终端。

(三)建立数据共享与安全防控协同机制,防范认同风险

针对日益凸显的价值与数据风险等问题,本研究提出构建“共享-防控”协同体系与配套制度。田钒平等指出,有效规制民族事务治理领域中的信息茧房风险,是在数字社会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建立健全数字政务数据共享制度,统筹文旅、民宗、宣传、政务服务等部门,制定统一数据共享标准,搭建统一数据共享平台,以打破数据壁垒。马龙、陈奕博指出,以联邦学习、安全多方计算等为代表的隐私计算技术,能够在保护数据隐私安全的同时实现数据价值的充分释放,达成“数据可用不可见”的治理目标。另一方面,将“强化共同体意识”作为数据分类分级与安全防控的核心红线,搭建文化数据安全监测平台,建立防范认同弱化风险的刚性拦截机制;将增进共同性设定为推荐算法的刚性权重参数,强制打破“信息茧房”,以技术手段保障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政治导向。

(四)构建跨学科人才培养与激励体系,强化价值引领能力

针对跨学科人才匮乏问题,本研究提出建立“培养、引进、激励”一体化人才体系与配套制度。相关研究指出,民族地区社会工作数字化人才培养应构建“技术+伦理+服务”三位一体的数字化融合发展路径。

高校应优化人才培养制度,设立交叉学科,重点培养兼具人工智能技术、民族文化、政策理论、政治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开展校企、校地合作。地方政府应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在薪酬待遇、职业发展、生活保障等方面给予倾斜,通过挂职、帮扶等形式提升基层工作人员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的综合素养。相关部门应建立人才激励制度,将“政治素养与主线把控能力”作为跨学科人才评价的硬性指标,实行政治底线一票否决制;对在人工智能赋能中表现突出者给予晋升倾斜。

综上,四大优化路径分别从技术、基层、数据、人才四个关键层面协同发力,形成了相互支撑、系统配套的治理体系。各路径一体推进、落地见效,方能实现人工智能与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的深度适配与良性发展。

五、结语

人工智能赋能优秀民族文化传承,是数字中国建设与民族文化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的重要方向。人工智能在助力优秀民族文化传承、提升政策实施效能、优化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等方面形成了显著支撑,但在实践中产生的各类困境,本质上是技术逻辑与文化逻辑、政策导向、基层场景、价值主线之间的全方位适配失衡。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技术、文化、政策、基层四个维度的适配,最终都必须统一于价值适配,统一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根本目标。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贯穿理论分析、困境诊断、路径设计的全过程,是确保人工智能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赋能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实践的重要保障。以是否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评价人工智能赋能成效的根本标准,是化解适配困境、推动优秀民族文化传承提质增效的关键所在。

基于上述认识,以技术适配理论为分析框架,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算法设计、基层支撑、数据治理、人才保障与民族文化特质、传承实践需求深度契合,是化解文化解读浅层化、落地效能不足、价值风险凸显等现实问题,实现技术赋能、文化赋能与治理赋能有机统一的重要路径。始终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基本原则,推动人工智能在优秀民族文化传承领域合规、安全、高效、可持续应用,是提升民族工作现代化水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路径。

作者|陈奕博,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华中科技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许晓东(通信作者),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于《科技智囊》2026年第5期(总第360期)“技术赋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栏目。

本期·推文

责编:王争伟 胡文汇

审核:刘光宇

终审: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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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科技智囊》作为服务国家战略、引领学术前沿的重要思想平台,始终以扎根中国实践、回应时代命题为己任。为进一步明确办刊方向、聚焦用稿重点、彰显期刊特色,紧密围绕当前学术研究前沿与重大现实议题,结合本刊发展定位与实践需求,《科技智囊》确定了2026年度重点选题方向(包括但不限于),谨供参考,诚邀赐稿。

选题方向(包括但不限于):

1. “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2. 科技现代化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

3.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问题研究

4. 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进阶与系统优化

5. 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的机制

6.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体系化布局与能力提升

7. 重点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的国际技术动态、竞合逻辑与中国方略

8. 关键核心技术全链条攻关的体系化能力建设

9. 加强基础研究切实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10.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制度重构与生态培育

11.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绿色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系统重构与政策协同

12. 国际大科学计划的战略博弈与中国应对

13. 统筹发展和安全视角下的国家科技安全体系构建与关键核心技术治理机制

14. 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与风险治理(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前沿技术集群,研究其产业化路径与潜在风险,探讨我国系统性布局的战略及同步构建敏捷治理框架的路径等)

15. 数字化转型赋能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路径与模式创新

16. 科技金融体系创新

17. 全球科技治理变局下的中国策略与话语构建

18. 智能时代知识生产范式革命:特征、影响与自主构建路径

19. 大模型技术引发的科学研究范式变革问题

20. 前沿科技发展中的伦理风险与治理体系构建

21. 全球科技治理碎片化背景下的区域化创新合作路径

22. 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协同发展机制研究

23. 地方创新高地建设的典型案例与经验提炼

24. 区域创新共同体的协同机制与效能提升

25.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的系统逻辑与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