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中华文化身份的重塑与拓展
当下，以大型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从单纯的“技术手段”进化为“思想媒介”——普通民众遇到困惑时，本能反应是咨询人工智能而非查阅书籍；艺术创作者寻求灵感时，愈发倾向于让算法产出内容。人们构建世界观、塑造审美趣味、确立价值标准的过程，正被大模型潜移默化地改造。大模型逐渐成为新一代的“知识裁判”与“文化桥梁”。在人机协作、人机共造、人机交融成为新时代主流态势的背景下，中华文化面对的已非“怎样保护遗产”的单一课题，而是“如何在新型智能文明中扎根繁衍、绽放光彩”的全新课题。人工智能既对中华文化身份构成现实考验，也为其迈向智能文明层次提升带来历史契机，为中华文化的演进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
智能时代巩固中华文化身份，必须正视并破解以下三个彼此关联、逐步深化的核心问题。
首要问题是中华文化的“数据化”问题，即如何将实体世界里的中华文化，转变为数字空间中人工智能能够解析的中华文化。这是一个由“人文”向“数字”的转换难题，更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跨越难题。过去，中华文化的系统延续依赖典籍记载的薪火相传、师徒间的言传身教、社会生活的集体感知，这些途径塑造了我们骨髓里的文化印记。然而，这些深植于场景、情感和领悟之中的文化形态，实质是一种“无法量化”的隐性知识——书法中的“气韵流动”、水墨中的“虚实交织”、诗赋中的“弦外之音”、戏曲中的“程式象征”，都难以被单纯的二进制编码所捕捉。这些“无法量化”的中华文化，正面临跨越数字鸿沟、构建大模型“可解析”信息资源的迫切需求。若大模型无法领悟《论语》的深邃哲理，便不能让大众体会先贤的精神气质；若人工智能难以把握“留白”的美学意蕴，就只能制造符合西方视觉标准的“东方风格”外壳。若不能把中华文化的精髓知识、美学范式和价值观念转化为大模型可以“吸收”的数字根基，中华文化便不会沉淀在人工智能的网络参数中，进而导致在人工智能的知识架构里“缺席”与“哑然”，在算法推送中“沉没”与“消隐”。
第二个问题是中华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即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成为数字世界主体内容的新形势下，如何借助人工智能打造真正蕴含中华文化灵魂的数字内容。人工智能绝非价值无涉的工具，其产出内容与训练数据的筛选、人类反馈的导向、算法结构的设计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现今，全球主流大模型的训练资料仍以英文网络内容为主，其价值倾向、叙事模式和审美标准深刻刻印着西方中心论的痕迹。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文化扭曲（传统元素被任意拼接）、审美降级（“美”被简化为数据概率）、语义错解（如“龙”与“dragon”的语义偏差）、情境断裂（古典意境被拆解为孤立碎片）、意义偏离（传统美德被误解为过时训诫）、符号异化（东方元素被扭曲为“异域奇景”）等文化议题逐步显露。因此，中华文化的现代化任务，其关键不单在于生成内容在表面符号上的准确呈现，更在于建立具备中华文化底蕴的“算法思维”，在数据底层融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在生成逻辑中培育“弦外之音”的美学张力，在心性修养中树立“温厚和善”的价值导向，在伦理设计里贯彻“和谐共生”的人文关切。唯有让机器“学会”领悟中华文化的深层逻辑，数字内容才能切实从“形似”迈进“神似”。
第三个问题是中华文化的“全球化”问题，即在人工智能引发的全人类知识大流通、认知大革新的时代语境下，如何在开放的全球宏大系统中实现中华文化的吸收、融合、演进与主动引领。黑格尔曾指出，身份实质是在认同与被认同的联系中确立的。身份的真谛并非固步自封的孤立存续，而是在与他者的平等沟通中展现自身的特质并获取敬意。中华文化的身份若只在封闭体系内自我循环，而非置于开放的文明互鉴中经受检验、丰富成长，终将退化为沉寂之水。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文化具备在开放中愈发顽强、在交流中愈发从容的品格。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的运用，正在消解地理界限、语言障碍和文化隔膜，也促使中华文化中“各展其美、美美交融”的理念，从远古的憧憬迈向当下的实践。中华文化主动汇入世界文明洪流，并非舍弃自身的身份，而是在更广阔更宏大的舞台上彰显身份，以“和而不同”的智慧参与构建人类共同的数字文明新格局。
针对这三项问题，则需落实以下三个领域的工作。
首先，仍需推进中华文化资源的移植工作，这是智能时代发展中华文化身份的基础工程。我国的文化数字化工作在国家的大力扶持和推动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卓越成就，大量珍贵的典籍、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已经转化为机器可读的数字化数据。但是，从物理世界直接转换而来的文化资源初始数据，到能够被大模型有效链接、深度剖析、精确计算的高品质训练数据，中间尚存大量技术性、基础性工作的差距。尤其是中华文化数据涵盖领域广阔、影响深远、价值多元，存在大量与初始数据相关，却又未被明确语义化的隐性知识、默会知识和情境知识，更需在数据加工处理中投入大力气，把世代积淀的专家智慧和社会共识以标注的形式注入初始数据中，做好数据的结构化、知识化和语义化，形成人工智能能够深入学习、关联分析、推理生成的知识图谱。要让大模型不仅能“看到”中华文化之“形”，更能“领会”数据表象之后的文化逻辑、价值脉络和精神气度。
其次，凸显中华文化的“现代性”，关键在于将中华文化价值深度融入人工智能的“算法思维”，构建具备文化基因的内容生成新范式。既然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与训练数据、人类反馈、算法逻辑紧密相连，那么文化扭曲、意义偏离、审美降级等问题的根本化解，不能仅依赖对生成结果的“后续修补”，而必须从源头着手，在算法底层注入中华文化灵魂。要在训练数据层面设立以中华文化为基准的知识标注体系和价值筛选机制，让大模型从语料层面就习得“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在人类反馈强化学习中引入文化价值对齐机制，让算法真正领悟“弦外之音”的美学张力；在算法逻辑中设置文化伦理的“刚性约束”和“安全边界”，防止符号消解、情境断裂和意义偏离。当然，算法思维实质是人的文化理性的技术外化，在人机协同中，技术负责效能与规模，但价值的锚定、意义的阐释、文化的守护，始终只能由人来承担。当大模型出现意义偏离时，需要人的文化矫正；当内容粗制滥造时，需要人的审美界定；当叙事偏颇时，需要人的价值校正。以人的主体性驾驭算法思维，以技术之“形”承载文化之“神”，才能保证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真正“归属中华”，让中华文化精神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创新性转化。
最后，主动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传递中国声音，贡献中国力量，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历程中拓展中华文化的全球价值。让中华文化身份真正“走向世界”，需要在“国内夯实”和“国际表达”两个层面同步推进、相互支撑。在国内夯实方面，需加快构建覆盖与文化建设相关的人工智能全链条技术标准和伦理体系规范。在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出台的一系列人工智能标准规范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文化遗产数字化采集、智能标注、内容生成、版权保护、数据安全、跨境流通等领域的标准供给，逐步构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文化发展规律、面向智能未来的文化资源数智化标准体系。在国际表达方面，主动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制定，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回应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人工智能安全、伦理和文化多样性挑战。加强人工智能开源社区的建设和发展，鼓励和支持更多团体和个人为开源社区贡献源自中华文化沃土的新算法、新应用、新范式。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润物细无声中，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稳妥推动国产大模型的出海和国际化进程，推动人工智能消解语言障碍、增进文明对话的服务能力，让世界通过大模型所提供的优质服务，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让中华文化在智能文明的全球版图中占有更加重要而独特的位置。
（作者系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数字艺术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