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AI的开放战略与国际协作

明智者顺应时势，通达者随机应变。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正在上海召开。

谭主在现场，聆听各国语言探讨这项飞速发展的技术——有人看见机遇，有人察觉竞争，有人担忧风险，还有人关注差距。

这些期待与忧虑交织的对话，引出了更深层的议题，呼应着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日，向全球提出的四个时代命题：

“当机器学会思考，人类如何与之共存？当算法介入决策，安全怎样维护？当技术冲击伦理，治理如何跟进？当差距持续扩大，共享怎样达成？”

于是，谭主携带这些问题，与大会主办方之一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官员，以及会场内外的国际组织代表、中外专家、顶尖AI企业研究人员进行了探讨。

他们的答案各有侧重，但最终都汇聚到一个共同点——开放，这也正是习近平主席讲话中的核心词汇。

这种共识本身值得深思。如果以外国媒体报道为镜，过去十年他们描绘中国AI的词汇，经历了显著转变——从起初的“追赶者”，到后来的“战略竞争对手”，再到如今常见的“规则塑造者”“开源推动者”。

围绕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讨论愈加强烈：中国的开放思想，怎样为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一套新框架？

「01」

习近平主席指出，人工智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催化剂。

唯有通过“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增长方向从规模追求转向普惠时，人工智能技术才能真正推动发展。

理解这一观点，可以从会场的一个细节入手。

步入大会展区，谭主有一个直接感受：大模型已不再是焦点话题。

就在大会开幕前，月之暗面推出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Kimi K3。谭主本以为这会是当天热点，但逛展时发现，各展商更专注于自身的应用场景，聚焦技术如何落地具体行业和问题。

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技术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

行业正加速迈向通用人工智能。过去，主流理念是“规模法则”——堆叠算力、比拼大模型。但尖端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带来各国的普遍增长吗？

被称为“硅谷思想领袖”的凯文·凯利对谭主坦言，他是“规模法则”的质疑者之一。堆算力、加数据、投能源，他认为不可持续。

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的实践——坚定地选择开源、共享，支持其他后发国家。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名为《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的文件，其中包含“智能算力普惠行动”——用词不是“输出”，而是“联通”。

在实际案例中，GeoGPT地学基础模型已服务145个国家、5.5万名科研工作者；马来西亚橡胶加工从业者正使用中国的小模型算法优化工作方式。

这正是以共享实现发展的体现。

「02」

习近平主席强调，应当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扩大国家安全概念、将自身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行为。

理解这句话，需从人工智能当前发展阶段出发——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步入物理世界。

谭主在大会现场，对此深有体会。

谭主了解到，本次大会有近200家采购团，约三分之一来自海外，需求覆盖各类行业和场景。

随着人工智能进入能源、制造、医疗、科研和城市管理等领域，它正成为重塑现实世界的底层能力。

这使得人工智能逐渐从辅助工具转变为决策和行为主体，算法的判断正在影响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甚至社会公平。

那么，在此情况下，安全如何维护？

从国际社会反应看，一些国家禁用他国大模型，扩大国家安全审查，制造科技“断链”。

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当智能应用走向全社会，以邻为壑的安全观还有效吗？

如果阻止外部技术进入，既无法防止算法风险的跨界传播，也放弃了一条更务实的路径：在真实场景中共同测试、共同迭代、共同建立责任机制。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中，有一条叫“安全治理协作行动”——明确提出共建安全治理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应急合作。措辞不是“各自防御”，而是“协作”。

智利电网就采用了中国的“数字智脑”，帮助该国保障能源动脉的稳定运行。

这背后是一种“安全共担”的理念——在真实场景中一起发现问题、一起迭代。

谭主了解到，随着智能体和具身智能进入产业，智能体身份如何识别、不同智能体如何调用工具和协同工作、人机协作如何划分边界，都将成为标准共建的具体对象。

「03」

习近平主席提到，要用人类共同价值观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

如果说前两个层面回答的是“往哪里走”，那么，方向正确后，如何走同样关键。

凯文·凯利分享了一个观察：“目前大多数模型都处于高度相似的文化空间，给出相似答案，携带相似偏见。这可能是因为它们接受的训练材料相同。”

如今，数据供给正从早期的“粗放堆砌”进入追求高品质语料的精细化阶段——各国前沿实验室现在普遍采用高质量合成数据进行训练。

问题是，用单一标准来判断什么是“优质”，能否代表多元世界？

如果标准由技术先发者单方面制定，全球南方丰富的口述文化、本土知识、小语种，可能在清洗过程中被判定为“不规范”甚至“噪声”。

纽约大学教授阿伦·桑德拉拉詹告诉谭主，算法质量取决于训练数据，而数据本身可能包含历史上的不公和偏见——需主动纠正，确保不排斥某些群体。

不过，仅有这一认识还不够。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如果连“什么是偏见”都由一种文明单方面定义，那么“纠正”本身就可能带来新偏见。

因此，中国在做的，不是“筛选”数据，而是“共建”语料库。《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第一条就是“优质数据供给行动”，正计划推动多语种语料共建共享。

过去数百年的国际秩序，很大程度上由先发国家的语言、技术和制度框架塑造。那些未被充分记录的知识和文明，自然处于劣势。

而人工智能时代的语料库建设，给了我们一个新机遇，不是去复制旧的知识权力结构，而是让更多文明平等地参与定义“什么是重要知识”。

中国选择的“共建”，正是在这个机遇面前作出的回应。

「04」

习近平主席提到，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协调对接，早日形成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其中提到的治理问题，是许多人关注今年大会的重要方面。

今年的大会，一位难求。

一位连续三年负责海外企业需求对接的参会者告诉谭主，第一年她邀请海外客户时，有些人不了解这个大会；今年，不少客户“挤破头”想参加，她手中已无票。

阿伦·阿伦·桑德拉拉詹告诉谭主：今年大会重点讨论“全球AI治理”，本身就极具信号意义。

先发国家掌握模型、算力、数据和标准，自然想巩固这种优势，治理规则就是他们的手段。

中欧数字协会主席路易吉·甘巴尔代拉向谭主表达了一个忧思：AI可能把国家分成两类，一类卖AI、有自己的产业，另一类只能买AI、缺乏产业。

问题是，谁建立了先发优势，谁就独占规则制定权吗？

从2023年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联合国大会的“加强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再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中国的回答始终一致：规则不是先到先得。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中，“规则标准共建行动”的措辞不是“输出”规则，而是“共建”。

当技术、应用、数据和规则的四重变革同时涌来，为了让人工智能成为各国共同参与、共同受益的公共产品，“中国愿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行动、更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这份答案，正被越来越多人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