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风暴前夜：AI狂热、私营信贷与全球格局的危险碰撞

一种被称作 FOMO 的老问题，你是否也曾亲身感受过？

深夜滑动社交平台时，你看到一些连名字都念不清的“代码”或“赛道”，却让周围同龄人迅速实现财富跃迁。那种叫作 FOMO（错失恐惧症）的情绪，就像杂草般在心底不断蔓延。

你不禁开始怀疑：在这个人人都想“弯道超车”的年代，踏实工作是不是已经成了一种陈旧的品质？于是，你在最高位带着借来的资金冲了进去。等到潮水退去，才发现自己独自站在空荡的沙滩上，手中只剩几张毫无价值的纸。

这样的体验，100 年前的人同样并不陌生。最近，《纽约时报》专栏作者 Andrew Ross Sorkin 与 Hasan Minhaj 展开对谈。这位曾准确记录 2008 年金融危机、写出《大而不倒》的资深财经记者，提出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判断：2026 年的今天，与 1929 年大崩盘前的美国，存在惊人的相似映照。

这并非夸大其词。当乐观情绪演变成一种信条，当隐蔽杠杆在监管盲区中飞速扩张，我们或许正站在另一场“百年罕见”风暴来临前的边缘。

一、 集体迷思：从“占星热”到“Nvidia 信仰”

在 Sorkin 的新书《1929》中，他提炼出一个关键判断：长时间的繁荣往往会孕育出一种“集体迷思”（Collective Delusion）。

1920 年代的美国，是一个表面辉煌的“镀金时代”。那时，信贷（Credit）还是一种新兴事物。汽车业巨头 John Rascob 为了卖出更多汽车，推出了购车贷款，彻底改写了美国人的消费理念——从“攒够钱再买”转向“透支明天，满足今天”。

这种狂热在 1929 年走向顶点。当时华尔街最受追捧的人物并非某位分析师，而是一名叫 Evangeline Adams 的占星师。她住在卡内基大厅，每小时收费 50 美元。从顶尖银行家到街头擦鞋匠，全美国都在听她解读“星象如何影响股价”。

再把时间拨到 2026 年，我们的“占星术”变成了 AI。Sorkin 提到，如果剔除以英伟达（Nvidia）为代表的“七巨头”，标普 500 的整体表现几乎称不上亮眼，甚至接近下滑。美国的增长想象，几乎都押注在“AI 将彻底改造生产力”这一单一信念之上。

我们并不是在否认技术革命。就像 1920 年代汽车确实改变了世界一样，AI 也注定会如此。但在金融层面，一旦市场不再认真衡量风险，而是把未来 50 年的回报在今天一次性算尽，这就不再只是投资，而更像一种信仰。当这种乐观情绪膨胀到“大而不能倒”的程度，任何一根微小的刺——无论是一份不及预期的财报，还是一次地缘政治冲击——都可能瞬间刺破泡沫。

二、 风险漂白：潜伏在阴影里的“私营信贷”黑箱

如果说 1929 年的引爆点是股票保证金交易，2008 年是次级按揭贷款，那么 Sorkin 所警示的下一轮危机，或许正埋伏在一个多数人都很陌生的领域：私营信贷（Private Credit）。

这是一个规模高达 1.7 万亿美元的隐性市场。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推出了严格的银行监管法案。结果也很直接：传统银行因为担心风险责任，变得异常谨慎，不再轻易向中小企业或初创公司提供贷款。

但需求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去处。大量借贷业务流向了私募股权巨头（如 Blackstone、Apollo、Carlyle 等）。这些机构募集了数万亿美元资金，绕开银行体系，直接向企业放款。这便是所谓的“私营信贷”。

这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缺乏透明”。传统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是公开且受到严格监管的；而这些私募基金所持有的底层资产质量到底如何？坏账比例到底有多高？外界几乎无从得知，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Sorkin 指出，这些机构如今已开始显露问题。他们把大量资金借给了那些极度依赖低利率环境的软件企业和 AI 初创公司。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风险并没有真正被消除，而是在“漂白”之后重新分散出去。借助复杂的金融结构，这些高风险贷款被包装成各类投资和理财产品，最终进入普通人的养老金（401k）以及大学捐赠基金账户中。

这构成了一个看似完美却极其脆弱的风险闭环： 一旦 AI 泡沫破裂，导致这些企业无力偿债，私营信贷领域就会迎来违约潮；私募基金为求自保会迅速收紧杠杆，使实体经济进一步失去融资来源，最终引发大规模裁员和衰退。届时，遭受最重打击的绝不会是格林威治的富豪，而是每一个依赖养老金维持生活的普通家庭。

三、 规则失效：2026，全球秩序的“红丸”时刻

在宏观层面，Sorkin 还分享了自己在达沃斯（Davos）论坛上的见闻。他认为，我们正身处一个地缘政治上的“红丸”（Red Pill）时刻。

长期以来，全球一直运行在一套由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之下：IMF、联合国、美元体系、公海自由航行。尽管所有人都明白这套体系并不完全公平，但它至少提供了某种稳定性。

可到了 2026 年，这种平衡正在逐步松动。Sorkin 提到加拿大前财长 Mark Carney 那场令人震动的演讲。Carney 实际上是在代表不少盟友向美国发出信号：“我们知道这套规则带有虚伪成分，但如今连这种带着虚伪的稳定都难以维系了。”

原因何在？就在于“不可预测”。当一个国家的政策可能因为每四年一次的大选而发生 180 度逆转，当关税被当作随时挥动的工具，盟友们开始意识到，不能再把全部筹码都押在美国身上。

在达沃斯的走廊中，各国领导人讨论的重点，已经不再是如何继续推进全球化，而是如何提前准备“B 方案”。Carney 的演讲也暗示了一种趋势：盟友们（如加拿大及部分欧洲国家）或许会在某些领域不得不向其他力量靠近，以换取确定性和稳定。

这其实是一种针对美国 Hegemony（霸权）的系统性信任下滑。对全球市场而言，这意味着过去相对稳定的贸易链与资金流，未来都可能变得更加碎片化。

四、 权力崇拜：从“华尔街神话”到“流量巨头”

访谈里，Minaj 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为什么当下社会如此崇拜财富？为什么我们总觉得一个人只要有钱，就一定在所有事情上都更聪明？

Sorkin 回顾历史指出：1920 年代的《时代》周刊和《福布斯》把华尔街大亨塑造成了“富有远见的先知”。那是一个 Equated Fortune with Brilliance（把财富与才智划上等号）的时代。

一百年后，这种崇拜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极端。看看如今的 Dealbook Summit（由 Sorkin 主持的峰会）。当 Elon Musk 在台上对广告商怒吼“Go fuck yourself”时，现场反应却呈现鲜明分裂：有人觉得这是失控，有人却把它视为英雄式表达。

这种“流量时代”中的偶像迷信，遮蔽了金融运行本身的冷峻逻辑。我们很容易相信这些 Titan（巨头）仿佛拥有某种非凡天赋，却忽略了他们很多时候也只是恰好在时代浪潮里赌中了几次。

Sorkin 直言，1929 年大崩盘之后，人们起初责怪的是自己，责怪自身的贪婪；可到了 2008 年，所有人都在怪别人，怪银行，怪政府。这种“责任意识的消退”，或许正是下一场危机难以避免的更深层原因——因为没有人真正吸取教训，每个人都相信自己能在崩塌前最后一秒成功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