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何以无法取代人类笔耕

近期，一对伴侣借助智能工具撰写稿件并实现年收入逾两百万，舆论哗然之后，相关公众号已被平台全面封禁。微信团队随即表态，公众平台始终倡导真人创作，严禁利用智能技术替代人工完成内容生产与发布流程。此举无疑是向“智能创作”明确说“不”。

众多媒体已阐明，实际上这对伴侣的盈利渠道并非单纯依赖写作，而是仰仗其构建的“达人合作分成”体系。两百万收入中，近九成来源于向“内容达人”或学员收取的保证金。

然而，读者仍能从诸多公众号文章中嗅到浓郁的“智能气息”，智能创作似乎日趋泛滥。或许这正是平台出手整顿的动因。

智能创作的本质在于“概率最大化”

此前舆论曾热议“手搓经济”，即智能技术提升生产力后催生的小而精的商业模式。按理说，智能撰写文章亦属“手搓经济”范畴，因其能显著提升写作效率，在善于经营之人手中亦可产生可观回报。但内容平台为何仍要鲜明地亮出“红牌”？

这仍回归那个被反复探讨的议题：智能缘何无法取代人手写作？这涉及怎样的创作标准与伦理？

浏览部分媒体评论，大多指出文字创作非仅止于词汇堆砌，更是情感表达与价值观的承载，而这些正是智能无法企及之处。这些观点颇具见地，揭示了智能创作的短板，但笔者认为，多数评论尚未揭示智能创作与人机创作差异的底层技术逻辑。对此，笔者欲续陈己见。

先呈总体结论：从人工智能工程学视角审视，智能创作的核心本质，实为基于海量数据训练的概率预测行为，前一词汇落定后，其创作目标在于“预测下一个最可能的词”，而非“预测最准确的词”。

也就是说，智能创作的本质是一种概率运算，其追求的是“下一个词句的概率最大化”，不确保“何为正确”，而致力于呈现“看似最正确的”。显然，这与人类写作存在显著差异。

为更清晰地阐释此问题，需回溯写作这一古老的人类技艺本身。

文字创作，表面是主观行为，书写何种内容、如何落笔，关乎作者个人的判断与感受。然而就每一字句的表达而言，却又是一门极为讲究精准的技艺。世界语言文字博大精深，描绘一事一物，看似可用诸多相近词汇，但最佳之作永远仅能选用一个最贴切的词语，方能使笔下文字趋于完美。

福楼拜曾对弟子莫泊桑言：“你所谈及的任何事物，皆仅有一个名词可称呼，仅有一个动词可描绘其动作，仅有一个形容词可形容。因此应去寻觅迄今未获的这个名词、这个动词和这个形容词，而决不应满足于近似之物，决不应采用蒙混，乃至高明的蒙混手法，不应利用语言的戏法来回避困难。”

由此观之，因智能创作仅追求“概率最大化”而非“最准确”，故其注定无法如真人写作般创作出最恰当的文本，亦无法最精准地实现人类欲表达之意。

智能创作无法承载个性化体验

除精准性不足外，“个性化抹杀”亦是当前大模型创作难以逾越的短板。

大模型这一装置所依赖的训练数据，本质上乃人类写作成果之集合，尽管提问者可结合自身身份、目的给出个性化的Prompt（提示词），然其所能生成的全部内容，并无法对应提问者之个性化经验，仅能对既有文本进行概率重组，导出结构化、模板化之文本。

更甚者，人类写作中那些杰出之作，除文字中直露之意涵表达，尚包含大量隐而不显之物，那些笔端背后涌动的情愫，未被言说的心绪，最玄奥的意念触动，有时根本无法诉诸简单字符，而需创作者与读者通过深切的环境互动方能实现。这对大模型而言，无异于一道理应无法逾越之鸿沟。即便未来人工智能仍可不断进化，即便涌现出意识，这与人类血肉中生长出来的意识亦无法等量齐观。

这正是一些人常言“大模型创作没有灵魂”的根本原因所在。

不妨再引经据典，借用孔子之言。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依孔子之说，“兴观群怨”居学《诗》意义之顶端，而“多识”居最末端。那么，两相比较，当前之大模型创作，正处于人类创作中“多识”之层次。

归根结底，智能创作无法承载人类创作中最核心的个性化体验。真人创作的本质是“求其在我”，智能创作的本质是“求其在人”。操纵者布下何种棋局，智能便有何种命运。人类创作是一种意义生产，而智能创作只是一种基于数理逻辑的预测。

行文至此，不由想起上世纪二十年代发生于知识分子群体间的“科玄之战”，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认为科学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而张君劢等“玄学派”则坚持人生问题关乎情感、直觉与自由意志，非科学逻辑可涵盖。这一争论之核心，正是工具理性与人文价值之边界问题。

今日之智能创作论争，当然不见得出现泾渭分明的两派，但至少目前尚未达成共识。从创作者之经验而言，笔者可提出一疑问：大模型在生成文本过程中，会不会出现上文那种“行文至此，不由想起”的灵感触发呢？对此，笔者深表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