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华研究 | “AI法律实务”专栏启幕——深度伪造技术对刑事证据审查的挑战与应对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进步，正深刻重塑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与法治实践的格局，各类新型法律问题随之持续涌现。本所设立“AI法律实务”专栏，扎根法律实务前沿，专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规治理、知识产权、责任界定、权益维护等关键法律议题，以专业实务研究推动产业规范化发展，为数字时代的法治建设贡献专业智慧。

2026年2月，字节跳动重磅推出视频AI生成模型Seedance2.0，引发行业强烈关注，其生成的视频画面极为逼真，肉眼几乎难以辨识真伪，即便采用专业的AI检测手段也存在误判风险。这一技术突破再度唤起法律界的长期担忧：由AI生成的、表面上完整呈现所谓犯罪过程的视频，是否足以误导专业鉴定人员，进而被法院采信作为定罪证据？若技术层面存在以假乱真的可能，刑事诉讼长期依赖的视听资料证据，其可信度是否仍如表面般稳固可靠？

运用AI模型实施深度伪造引发的违法犯罪已屡见不鲜，浙江杭州的虞某借助“AI换脸”软件批量生成淫秽视频并进行传播，甚至提供换脸定制服务，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男子翟某利用AI技术伪装女性身份，通过合成女声、虚构身份与被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钱款5万余元。由此可见，深度伪造技术已从单纯的数据试验渗透至大众生活，从专业操作变为触手可及的日常技能。

深度伪造技术的核心特征就在于其生成内容的高度仿真性与制作过程的便捷性，使其对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制度产生了显著冲击。本文将从刑事证据审查视角出发，分析深度伪造技术对证据审查的多重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可行的应对路径。

一、对证据能力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证据的真实性审查是刑事证据制度的基石，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前提。然而，深度伪造技术凭借其高度仿真的生成能力，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基础。

实践中，司法人员、办案人员对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等的真实性审查主要依靠两种传统方式：一是肉眼直观辨识，通过观察画面连贯性、光影协调性和动作自然度等特征，判断是否存在不自然的人为篡改痕迹；二是技术数据分析，通过核查文件的拍摄时间、设备信息、编码格式等元数据，确认证据的原始性和完整性。但深度伪造技术的快速迭代，使得上述两种传统鉴真手段面临着失效的风险。

一方面，深度伪造技术生成的内容在视觉和听觉层面均高度仿真，既能复现真实场景的光影变化、物体材质纹理和人物动态细节，也能模拟真实人物的音色、语调，甚至复刻其个性化的语言习惯，肉眼直观识别已几近不可能。正如Seedance2.0模型所展现的，AI技术已将视频的违和感几乎消除殆尽。

另一方面，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深度伪造生成的视听文件在数据参数、编码信息等外部特征上也能保持与真实素材高度一致，从而成功绕开传统的数据分析鉴真手段。这换言之，仅凭核查文件属性信息也已难以可靠地判断证据真伪。传统数据分析手段的鉴真价值被大幅削弱。

与此同时，深度伪造技术还引发了证据审查成本的急剧上升。当视频和图片不再具备天然的可信基础，一旦辩护律师以证据存在伪造嫌疑为由提出质证意见，检察机关就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物质成本，对证据的真实性进行核查，直至排除合理怀疑。这种成本的增加，不仅体现在专业技术鉴定费用的上涨，更体现在司法效率的显著降低——如果每份视听资料都需要经过专业技术鉴定才能确认其真实性，这对于依赖监控视频、通话录音等视听资料进行定性的部分刑事案件而言，无疑会拖慢诉讼进程，加重办案人员和司法机关的负担。

二、对证据证明力的影响

深度伪造技术对证据证明力的评估规则同样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在传统的刑事证据逻辑架构中，视听资料能够直接反映案件事实，具有较强的直观性的客观性，其在证明力上一般高于言辞证据，具有较高的证明力。然而，深度伪造技术的出现打破了眼见为实的传统认知前提，司法人员无法再天然信赖视听资料呈现出的内容，不得不对其真实性进行严格核查。

这种冲击背后的逻辑在于：当一项技术可以让任何人以任意方式出现在任意场景中时，视听资料与待证事实间的关联性链条就变得脆弱而间接。在刑事审查中，监控视频、通话录音、聊天记录截图、转账记录截图等证据类型原本证明力较强，但又恰恰是最易被深度伪造技术加工且难以留下痕迹。这一现实要求司法人员在评估证据的证明力时，不能再单纯凭证据内容本身作出判断，而必须结合证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