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兴起与数字革命

编者按

电子科技大学科技伦理治理研究中心师生于2026年4月4日举行了周五例行读书会，研读了卢西亚诺·弗洛里迪所著《人工智能伦理学：原则、挑战与机遇》一书中的“第1章：过去——人工智能的涌现”与“第2章：现在——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型行动能力（agency），而非智能”。本文介绍该书第一篇“理解人工智能”第一章的核心内容，后续将陆续介绍其他章节。本公众号曾于2025年12月17日介绍该书“第7章：算法伦理学概述”。弗洛里迪是国际知名的信息哲学与信息伦理学专家，曾任牛津大学信息哲学研究组主任及数字伦理学实验室主任，现任美国耶鲁大学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数字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2020年，他成为全球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在世学者。本书每章内容都极为丰富，我们仅能介绍其核心观点，无法替代阅读原著。

本书第一篇是关于人工智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哲学导论，由三章构成，为理解第二篇探讨的人工智能引发的紧迫伦理问题提供了概念框架。第一章中，作者从概念层面重构了人工智能在历史上的崛起过程，重点在于如何促成当今人工智能系统的转型。第二章阐释了对当代人工智能的一种理解，将其视为一种行动能力，这种能力之所以可能，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解决问题、达成目标的能力与所需智能的分离；二是我们的环境日益转化为对人工智能友好的信息圈。第三章则展望了人工智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的发展，同样聚焦于概念层面及其偏好的数据类型与更易处理的问题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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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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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概述了数字化进程如何推动了当前人工智能系统的发展与成功。

第1.2节阐释了数字技术、科学、实践、产品及服务——统称为数字化——所产生的颠覆性影响；这种影响源于其能够对我们从现代性继承而来的现实与观念进行“剪切”与“粘贴”的能力，作者称之为“数字化的剪贴力”。随后通过实例说明这种力量，并将人工智能诠释为一种因行动能力与智能的数字化解耦而产生的新型、聪明的行动能力。这一前所未有的现象引发了一些焦虑与误解，例如“奇点”论。

第1.3节简要探讨了与人工智能关系不大的政治行动能力，故不拟介绍。

第1.4节回归对人工智能进行概念诠释的核心议题，指出准确定义与刻画人工智能所面临的困难，从而过渡到第二章。

第1.5节论证“设计”是应对数字技术剪贴力的关键，并展望了本书后半部分将探讨的若干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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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数字革命与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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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兴起的背景：世界的数字化与数字革命

作者首先从1964年美国电影《火星上的鲁滨逊》谈起。影片讲述了宇航员德雷珀在火星遇险后的经历。作者注意到片头出现的计算机酷似维多利亚时代的机器，布满操纵杆、齿轮与刻度盘。而影片结尾，外星飞船通过星期五手腕上的手环追踪到他——这一未来主义设定如今看来颇具先见之明。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变。

《火星上的鲁滨逊》在技术与文化上更接近上个世纪，描绘的并非“当代”现实；其基础在于“硬件”而非“软件”。笔记本电脑、互联网、网络服务、触摸屏、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社交媒体、在线购物、流媒体、自动驾驶汽车、自动割草机、虚拟助手及元宇宙——所有这些在当时均未出现。人工智能那时主要处于研究构想阶段。影片展现的科技由螺母螺栓构成，机械装置遵循牛顿物理定律。那是一个完全模拟的、基于原子而非字节的现实。千禧一代（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世界。对他们而言，没有数字技术的世界就如同我们（作者生于1964年）经历过的没有汽车的世界。

比较智能手机与阿波罗登月计算机的数据处理能力。如今智能手机方寸之间蕴含的处理能力，远超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1969年阿姆斯特朗登月时所集成的全部算力，而成本几乎可忽略不计。2019年登月五十周年之际，许多文章进行了对比，揭示了一些惊人事实。“阿波罗11号”飞船上的“阿波罗制导计算机”仅拥有32,768比特的RAM和589,824比特（约72 KB）的ROM。换言之，它甚至无法存储本书的内容。五十年后，一部普通智能手机通常配备4 GB RAM和512 GB ROM，意味着RAM容量增长约100万倍，ROM容量增长约700万倍。当年AGC的主频仅为0.043 MHz。

作者继而发问：所有这些速度与计算能力（或称算力）流向何处？答案包含两个层面：可行性与可用性。在应用层面，我们能实现的功能日益丰富，且实现方式愈发简便——这不仅体现在编程上，更体现在用户体验上。以视频和操作系统为例，它们对计算资源需求极大。如今人工智能之所以成为现实，正是因为我们具备了运行其相关软件所需的计算能力。

作者指出，由于存储与处理能力的惊人增长及成本的可负担性，如今已有数十亿人实现互联，每日在线时长数小时。例如，Statista.com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英国民众平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5.3小时，较2005年增加15.4小时。”人工智能今日得以实现的另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我们正将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数字化且对人工智能友好的环境之中。

更充裕的存储、更强大的算力、更快的速度以及日益丰富的数字环境与互动，共同催生了海量数据。描绘数据增长的指数曲线图所呈现的数据量之巨，已超乎想象。据IDC统计，2018年人类创建、捕获或复制的数据总量已达18泽字节。这种增长势头未见减缓；预计到2025年，该数字将飙升至175泽字节。尽管数据量庞大难测，但其引发的两个后果值得深思。

（1）数字技术的运行速度与存储容量增速，未能与数据世界的膨胀同步。因此，我们正迅速从“记录”文化转向“删除”文化；如今问题不再是“该保存什么”，而是“该删除什么”——以便为新数据腾出空间。

（2）大多数可用数据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即便计入人类历史上所有言语、文字、印刷品及曾有过的图书馆或档案馆）。浏览展示“数据大爆炸”的在线图表会发现，其惊人之处不仅在于右侧终点，也在于左侧起点——那不过是几年前。正因所有数据皆由当代人创造，它们在技术支撑与防范过时方面面临同步老化风险。因此，如何妥善整理与维护这些数据，将日益成为紧迫难题。

算力提升与数据激增，使得人工智能领域从逻辑转向统计成为可能。曾仅具理论兴趣的神经网络，现已成为机器学习领域的通用工具。旧式人工智能主要基于符号逻辑，可视作数理逻辑分支；新式人工智能则主要基于联结主义，可视作统计学分支。如今，人工智能的主力军不再是逻辑演绎，而是统计推断与相关性分析。

算力与速度、内存容量、数据体量、算法与统计工具的效应，以及在线交互的数量，所有这一切都在飞速增长。这也是因为（此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数字设备数量早已数倍于全球人口。因此，如今绝大多数通信发生在机器之间，完全无需人类介入。

在可预见的未来，上述趋势将持续且势不可挡地发展。它们彻底改变了我们学习、娱乐、工作、爱憎、抉择、决策、生产、销售、购买、消费、广告、消遣、关怀、社交、沟通等基本方式。如今，生活似乎已无不受这场数字革命影响的角落。过去半个世纪左右，我们的现实世界日益数字化。它由“0”与“1”构成，其运行更多依赖于软件和数据，而非硬件和原子。越来越多人正步入一种“在线生活”状态——既活跃于线上，也立足于线下；既数字化又模拟化地（指使用感官及类推方法；我们感知的任何输入都是模拟的，例如声音。——编者注）生活在广阔的“信息圈”中。（“信息圈”由“information”与“sphere”合成，指互联的全球数字信息环境，涵盖网络空间、各类媒体及数据基础设施。——编者注）

这场数字革命同样影响着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概念化与理解；如今，现实日益用计算与数字术语来诠释。将DNA比作“代码”的古老类比如今已被视作理所当然。这场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人工智能发展，因为我们正与各类“人工行动体”——无论是算法、聊天机器人还是可编程机器——共享“在线生活”经验与“信息圈”环境。若要理解AI究竟代表什么（如作者主张：它是一种新型行动能力，而非智能），就必须首先更详尽地阐述数字革命本身的影响。唯有透彻理解数字革命所蕴含的概念演变轨迹，我们才能以正确视角看待AI的本质（第2章）、其未来趋势（第3章）及其带来的伦理挑战（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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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剪贴力：剪切与粘贴现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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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数字技术、科学、实践、产品及服务——简言之，作为整体社会现象的数字化——正深刻改变现实。核心问题在于：为何（why）？如何（how）？会怎样（so what）？尤其当这些问题与人工智能相关时。为阐明作者认为最具说服力的答案——将人工智能诠释为一种日益壮大的、聪明的行动能力，他从“如何”入手。循此路径，便更容易回到“为何”，继而探讨“会怎样”，并将这些问题的答案与人工智能的兴起联系起来。

数字化对现实的“剪贴”兼具本体论与认识论意义

作者意指，数字化将世界的种种特征（本体论）以及关于世界、被视为不可更改的假定（认识论）——进行了耦合（结合）、解耦（拆分）或再耦合（重新结合）。可以说，它将我们“现代”经验与文化的种种“原子”拆分与熔接。借用维特根斯坦的隐喻，便是重塑了“河床”。（在《论确定性》中，维特根斯坦用“河床”隐喻区分变动中的信念即河水，与作为基础且大体不变的思维背景框架即河床。——编者注）。作者举了若干例子。

例1：自我身份与个人数据并非历来如今天谈及“数据主体”时这般密不可分。人口普查历史悠久。摄影术发明对隐私产生巨大冲击。一战期间，出于移民管理与国家安全理由，欧洲各国政府强制公民凭护照出行，从而拓展了国家对公民流动的控制。然而，唯有数字化——凭借其记录、监控、共享并处理关于爱丽丝海量数据的巨大能力——才真正将“爱丽丝是谁”（她的个体自我与个人形象）与关于她的个人信息耦合在一起。隐私演变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正是（即便非完全）源于这种结合。如今，至少在欧盟法律中，数据保护议题已上升至关乎人的尊严与作为数据主体的公民身份。

例2：这涉及“位置”与“在场”及其二者的拆分。数字世界中，一个人在物理上可能身处一地（如咖啡馆），而在互动层面却在另一处（如Facebook页面）。然而，所有生活在纯粹模拟世界的前代人，曾将“位置”与“在场”视为同一种人的状态——即身处特定时空、“此时此地”——的两个不可分割侧面。对他们而言，“超距作用”与“远程在场”仅属魔法或科幻。而在今天，这种拆分已成为任何信息社会中再寻常不过的日常经验。

我们是有此拆分经验的第一代人。当然，拆分并未切断所有联系。地理定位之所以可行，唯有爱丽丝的远程在场能被监测；而爱丽丝的远程在场之所以可能，唯有她身处物理连接的环境。然而，两者现已完全区分。它们的拆分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位置”的重要性，而偏重“在场”。

因为，如果爱丽丝所需和关心的一切必须在信息圈的某个角落以数字化形式在场和互动，那么她身处世界何方——家中、火车上还是办公室——便都无关紧要。正因如此，银行、书店、图书馆及零售商店，如今全都成了寻求改变用途的“在场之所”。当一家商店开设餐室时，它实际上正试图将顾客的“在场”与“位置”重新粘贴——而这种原本的连接已被数字化切割。

例3：法律与领土之间的脱钩。几个世纪以来，大致始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政治地理学为“一国统治范围”提供了简明法学理由：止于其法律管辖权行使的国家边界。

这种连接关系可概括为：“我的地盘，我统治；你的地盘，你统治。”这在今天似乎显而易见，但达到此种简明路径，曾历经漫长岁月与巨大苦难。倘若人们仅在物理性、模拟的空间内活动，这一路径原则至今依然完好。然而，互联网并非物理空间。

领土问题源于法律的规范空间、地理的物理空间与数字的逻辑空间之间存在本体论上的错位。这是一种新的、可变的几何结构，我们仍在学习如何管理。例如，在关于所谓“被遗忘权”的辩论中，法律与领土之间的脱钩现象既显而易见又充满争议。搜索引擎运作于一种在线逻辑空间，该空间由节点、链接、协议、资源、服务、URL及接口等构成。这意味着任何信息都可经点击而消失。因此，若仅依据欧盟法院裁决，要求Google从其美国.com版本中移除某人个人信息链接以落实“被遗忘权”，将十分困难，除非这些链接能从该搜索引擎所有版本中一并移除。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空间错位既引发问题，也提供解决方案。数字工作的非领土性在促进信息无障碍流通方面效果显著。在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尤为值得称道，因为它能利用个人身份与个人信息之间的耦合能力，绕开法律与领土之间业已形成的“脱钩”状态。该条例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它将个人数据保护的立足点确立于前者（即数据与何人连接，此点如今至关重要），而非后者（即数据在何处被处理——此点现已无关）。

例4：这里有一种耦合，确切说是“再耦合”。在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中，阿尔文·托夫勒创造了“产消者”一词，指代生产者与消费者角色日益模糊并融合的现象。这一概念后来演变为特指由同一生产者群体产出信息的消费——例如在YouTube平台。由于当时尚不了解这些先例，作者在托夫勒提出概念近二十年后，引入“produmer”一词指称同一现象。然而，在所有案例中，关键并非某种全新的“耦合”；更确切说，它实际是一种“再耦合”。

作者说，在人类历史大部分时期（约占总时长90%），人类生活在狩猎-采集社会，依靠采集维系生存。在这漫长时期，生产者与消费者通常是重叠的。换言之，既狩猎野生动物又采集野生植物的“产消者”，才是当时主流常态，而非例外。直到约一万年前农业社会兴起，我们才目睹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彻底分离。然而，在信息领域的某些角落，这种曾经的分离正呈现重新结合趋势。例如，在Instagram、TikTok或Clubhouse等平台，我们消费着自己生产的内容。因此，或许可以强调：在某些语境下，这一“间歇期”正趋于终结，而“产消者”群体正借由数字媒介的再耦合强势回归。

不难列举更多关于耦合、解耦和再耦合的案例。例如，思考虚拟现实（解耦）与增强现实（耦合）之间的差异；共享经济中使用权与所有权之间司空见惯的解耦；得益于区块链技术而实现的“本真性”与“记忆”之间的再耦合。当前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争论——正是将“薪酬”与“工作”进行解耦的典型案例。然而，现在是时候将探讨重心从“如何”转向“为什么”了。数字化为何拥有这种独特的“剪贴力”，能够对世界及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进行耦合、解耦与再耦合？为何其他技术创新似乎缺乏这种影响力？作者推测，答案在于两大因素的结合。

（1）一方面，数字技术是一种“三阶技术”。它不仅仅是介于我们与自然之间的技术——如斧头（一阶技术）；也不仅仅是介于我们与另一项技术之间的技术——如发动机（二阶技术）。相反，它是一种介于某项技术与另一项技术之间的技术——例如，一套计算机系统控制着一台正在喷涂汽车的机器人（三阶技术）。数字技术具备自动处理能力。

（2）另一方面，数字化不仅仅是增强现实。它从根本上重塑现实，因为它创造了我们继而栖居其中的新环境，以及我们继而与之互动的新型行动能力。对于这种深刻转化，目前尚无术语指称。过去作者曾使用“重构本体论”一词，指称一种极其彻底的“再造工程”。这种再造工程不仅是对某个系统（如公司、机器或人工制品）进行全新设计、构建或架构，更从根本上改变了该系统本身的内在本性——即其“本体”。从这一意义上，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不仅是对我们的世界进行再造工程，而是在重构世界的本体。简言之，通过对现代世界进行本体论重构，数字化进程同时也正在对现代心智（即我们许多旧有观念和思想）进行“认识论重构”。

编者注：剪贴力是作者的关键概念。作者解释为何选择“cleaving”一词表达数字化所具备的又分又合的力量，是因为“to cleave”兼具双重含义：(a) “劈开或切断某物”，尤指沿其天然纹理切割；以及 (b) “紧紧附着或牢固黏合”于某物之上。这看似矛盾，实则源于动词“to cleave”由两个截然不同的古英语词汇融合而成——它们最终统一了拼写形式，从而衍生出这双重含义：其中含义 (a) 源自古英语cleofan，与德语klieben（切开/劈开）同源；而含义 (b) 则源自古英语 cliffan，与德语kleben（黏合/附着）同源。追溯至原始印欧语系，这两组词汇实则拥有截然不同的词根。

综合来看，所有这些因素均提示，数字化之所以具备这种又分又合的力量，由于它是一种重构本体论、重构认识论的“三阶技术”（三阶技术指能够处理数据、自动化行动，且无需人直接干预即可独立运作的数字系统，如人工智能或先进的信息通讯技术。与一阶技术如工具或二阶技术如机器/引擎不同。——编者注）。这正是为什么它能做现在做的事，为什么没有任何其他技术能产生类似效应。

近年来，语言模型在医疗系统中被广泛用于辅助临床文本生成。作者们首先利用多种类型的临床文档和人工智能模型架构，研究了在合成临床文本上进行自参照训练是否会引起语言模型生成的医学文本质量下降。作者们实行了一个跨越五代的自参照训练框架，其中初始基础模型（GPT-2 或 Qwen3-8B）在本真的临床数据上进行微调。关键在于，为了区分数据驱动坍塌与模型过拟合（当机器学习模型对训练数据学习得太好，捕捉到了噪音和随机波动，而非仅仅是潜在的模式时，就会发生模型过拟合。——编者注）或灾难性遗忘，每一代（Gen 1-4）都重置原始基础模型参数（GPT-2 或 Qwen3-8B），并仅根据其前一代的合成输出进行微调，从而形成一个闭环反馈，不接触原始的、由人撰写的数据。这种设计模仿一种日益看似合理的场景：电子健康记录系统中的临床记录逐渐被污染，而这些记录随后被用作未来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语料库。

使用语言模型，包括 GPT-2 （1.24亿个参数）和Qwen3-8B 在 216,307 份放射学报告、来自 2014 年“将生物学整合到临床”/UTHealth 去标识化挑战语料库的 790 份临床记录以及 1,000 份眼科记录（共 80 亿个参数）上，我们观察到在非受控条件下经过四代训练后，人工智能模型的性能迅速、显著下降。临床报告中的词汇量从12,078个独特词汇下降了98.9%，仅剩约200个；所有数据集中的独特医学术语数量下降了 66%。此外，人工智能模型似乎越来越自信地使用它们生成的合成数据，同时捕捉本真的医学语言的能力却下降了 44 倍。这种表面上的确定性与临床有用性下降的危险组合，如果不加以监控，可能会对医疗保健人工智能的部署构成严重风险，因为虚假置信度可能会掩盖患者文档记录中的重大缺陷。

在受污染的临床文本上训练的自参照 AI 模型会导致灾难性的文本在结构上和词汇上坍塌

作者们使用 216,307 份放射学报告评价了在合成数据上自参照训练。生成的报告显示出完全的结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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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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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理解上述现象有助于理解当前数字时代中行动能力形态的转化。这些转化取决于数字化所具有的“剪贴力”，但人们对这种转化的诠释，可能源于对这种剪贴力及其日益深远且持久后果的误解。

作者表示，他所说的数字化具有行动能力性质，并非指哲学或心理学讨论的那种涉及心理状态、意向性及与人联系等特点的行动能力。他在这本书中讨论的行动能力是计算机科学和多智能体系统文献中常提到的行动能力。一个系统只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就具有这种行动能力：

a) 通过传感器或其他形式的数据输入，从环境接受和使用数据；

b) 根据输入的数据通过致动器或其他形式的输出自主地采取行动以实现目标。

c) 从其互动中学习以改进性能（或表现）。

【评注：作者设法使用一种不同于传统哲学论述的行动能力，以适应人工智能的实践，是可以理解的。但其条件b)未阐明他的“autonomy”和“action”如何不同于传统哲学概念。让我们看看他在后面有无阐明】

一种类似的行动体可以是人工的（如一种程序，机器人）、生物的（如一只狗）、社会的（如一家公司或政府），或它们之间的杂交体。（编者注：我们省略了作者一段有关社会政治行动能力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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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一个寻找定义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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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或许许多人）似乎认为，人工智能是将人工行动能力与智能结合起来，从而创造新的人工制品。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事实恰恰相反：数字革命不仅使人工智能成为可能，更使其日益有用。它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它将解决问题或完成任务的能力与做这些所需要的智能成功地解耦了。唯有实现这种解耦，人工智能才取得了成功。因此，那种常被称为“人工智能效应”的惯常抱怨——即一旦人工智能能够执行某项特定任务（如自动翻译或语音识别），目标就转移了。如果该项任务由AI完成，人们对这项任务就不再界定为“智能的”——实际上恰恰是准确地承认这是准确的程序。。

人工智能唯有在能够将其完成任务，与执行该任务时对“智能”的任何需求相解耦的情况下，方是成功地完成任务。因此，如果人工智能取得成功，那么这种解耦已经发生，且事实上已经显示，该任务与似乎达成成功所要求的智能（如一个人的智能）相解耦。

作者指出，这一点其实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令人惊讶；在第2章中，读者将看到，它与麦卡锡、明斯基、罗切斯特和香农在《关于达特茅斯人工智能夏季研究方案的建议》中所提出的经典（至今仍是最出色之一的）人工智能定义完全一致——1955年这份奠基性文件及后来发生的事件确立了人工智能这一新领域。作者认为，就目前而言，所谓人工智能问题，即是制造一部机器，让机器做出那些若由人类做出便会被视为智能的行动。

作者认为，将人工智能理解为行动能力与智能相分离，其后果是深远的。由此种分离所引起的伦理挑战也同样深远，本书第二篇将专门致力于剖析这些挑战。下面一节作者将回答“会怎样”（so what）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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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伦理学、治理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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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此前针对“为什么”和“如何”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均可接受，那么，当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世界（及其我们对世界的概念化）进行“剪切与粘贴”来理解数字化的力量时，这究竟会带来怎样的不同？或许，一个类比有助于引出答案。如果一个人手中仅有一块石头，且除此之外别无他物——甚至连另一块可以并置的石头都没有——那么，除了单纯欣赏这块石头本身（如凝视或把玩）之外，他再无其他可做之事。然而，一旦将这块石头切割为二，便会出现将其进行组合的多种可能性。相较于单块石头，两块石头能够提供更多的可供性（指存在于物体或环境与行动者如人或动物之间、且可被感知并付诸行动的性质，这些性质提示该物体或环境可如何使用。——编者注）与更少的限制；而若拥有众多石头，则可供性会更多。至此，设计便成为可能。

可以说，对现代事物的本体论和概念性“积木”进行剪切与粘贴，恰恰是数字技术对我们的文化和哲学产生影响所做的最为擅长之事。而通过解决问题产生的可供性和约束性，就被称为设计。至此，答案应该已然明朗：数字技术的这种剪贴力，极大地削弱了现实世界的约束，同时也极大地拓展了其可供性。通过做到这一点，使设计（按广义理解，设计是通过利用可供性和约束性来创造某种人工制品解决某一问题的艺术，这种人工制品是为了实现某一目标以满足一些要求）成为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创新活动。

作者认为，每一个时代都依靠至少三个主要要素——即发现、发明与设计——来革新其文化、社会及环境。这三种创新形式虽紧密交织，但创新的重心往往呈现出一种失衡状态，恰似一把三足凳：其中一条腿较长，因而显得比其他两条腿更为突出、更为超前。文艺复兴之后及早期现代时期，堪称发现的时代——尤指地理大发现。晚期的现代时期虽仍属发现的时代，但凭借其在工业和机械领域的创新成就，它或许更应被视为“发明的时代”。当然，所有的时代也都是“设计的时代”（尤其是因为发现和发明要求精巧的方法，来联结新旧现实并赋予其具体形态）。正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较之以往任何时代——才真正称得上是典型的设计时代。【评注：或许可以说，真正要改造世界必须要有设计】

鉴于数字化正在削弱种种限制，并增进我们能利用的可供性，它赋予了我们巨大且日益增长的自由，使我们能够以多种方式去安排和组织这个世界，从而解决形形色色的新旧问题。当然，任何设计都要求有一个研究方案。而在当前情况下，我们所缺失的恰恰是一个针对数字时代的“人的研究方案”。然而，我们绝不应该任由数字化的这种剪贴力去塑造这个世界，而毫无计划。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去决定我们利用这一力量的方向，以确保我们借此构建的信息社会能够保持开放、包容、公平、公正，并保护环境、人的尊严和繁荣发展。数字化的这种剪贴力最为重要的后果应该要求对我们的世界有一个更为优良的设计。而这一设计任务涉及作为新型行动能力的AI的塑造作用。作者将在第2章探讨这个问题。

【评注：作者在这一章提出一些重要的新概念和新观点：数字化社会是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基础；人工智能具有与意识分离的剪贴力，形成新型行动能力，将重新塑造我们的社会；为了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这种剪贴力使人受益更大、更得到尊重，减少给人和社会带来可能的伤害，开展和利用人工智能必须要有一个设计和研究方案。我们将在后面各章深入探究作者如何阐发这些新概念和新观点。】

人工智能的兴起

作者：雷瑞鹏

BioethicsC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