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国际合作：治理与标准双路径
【内容提要】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国际传播的基础、主体与权力结构。伴随全球AI竞争不断升温，国际合作已成为各国塑造规则、开展国际传播的重要空间。以中美全链条竞争为背景，本文提出治理型传播与标准型传播双轮驱动框架，用以分析中国AI国际合作的实践进展与现实挑战。治理型传播强调通过参与全球规则协商，将以人为本等中国理念嵌入国际规范；标准型传播则借助开源模型和算力基础设施合作，推动中国技术路线成为全球性的事实标准。面对技术依赖、规则主导权受限等问题，应夯实全链条技术主权，深化应用生态开放合作，拓展多边协作网络，把技术能力转化为国际传播中的规则塑造力与议程设置力，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更具包容性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人工智能 国际合作 治理型传播 标准型传播 全球南方 数字治理
我们正身处一个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深刻变革的时代。以ChatGPT、Sora、DeepSeek等为代表的生成式AI工具不断成熟并广泛应用，不仅意味着技术范式发生跃迁，也成为推动国际传播结构重组的重要变量。传统“传者到受众”的单向线性传播模式已难以适用，国际传播主体从以人为中心转向“人机协同体”，传播过程也呈现出更强的互动性、个性化、精准化与多样化特征。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格局呈现出明显的双引擎特征，整体上由中美两国主导。这一格局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处于高度复杂的竞合关系之中：美国依托基础算法、高端芯片与闭源生态的长期积累，试图维持其对技术前沿和全球规则的定义优势；中国则依靠强大的系统工程能力、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快速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正通过规模化、普惠化路径加速追赶并寻求超越，同时在以DeepSeek为代表的开源模型等领域谋求差异化突破。
不过，这场技术革命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而是深度嵌入全球地缘政治的激烈博弈之中。由“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国际传播研究框架与技术民族主义相互交织，为AI技术的全球流动和叙事设置了障碍，导致全球AI治理陷入碎片化困境。人工智能已经超越单纯技术工具的属性，演变为一种关键权力形态，数据、算法和算力构成了国际传播竞争的新战场。在此背景下，中国正面临从过去的技术与应用追赶，走向参与甚至引领未来全球技术规则与治理体系塑造的战略机遇与严峻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战略目标。同时，中国相继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等，体现出引领全球数字治理的中国主张。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治理型传播与标准型传播的分析框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中美人工智能全链条竞争的背景下，中国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呈现出怎样的现实图景？其在国际传播中面临哪些结构性挑战？又如何通过治理与标准两个维度，把技术合作转化为规则影响力与传播主动权？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系统分析。
一、现状审视：全链条竞争下的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格局与挑战
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一技术突破或产品创新，而是逐步演化为贯穿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的系统性竞争。在这一背景下，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内涵与功能也在变化。它既是技术扩散与能力互补的重要方式，也日益成为各国参与规则塑造、争夺技术生态定义权的重要路径。理解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现实格局，必须首先将其置于中美人工智能全链条竞争的结构背景之中。
（一）中美人工智能全链条竞争：五层逻辑下的竞合格局
当前，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呈现出高度复杂的竞合结构，其核心并非单一维度的对抗，而是围绕“能源、芯片、基建、模型、应用”五个关键环节展开的系统性博弈。总体上，美国更强调在高端技术和规则制定层面的领先优势，中国则依托强大的系统工程能力、大规模市场应用场景和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夯实系统厚度，寻求以规模化、普惠化路径实现超越。
在能源与基础设施层面，人工智能作为高能耗技术，对电力供给与算力基础设施提出了持续增长的需求。美国受制于电网老化、扩容审批周期漫长等瓶颈，影响了芯片制造和数据中心建设速度。相比之下，中国的特高压输电技术、核电布局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为“东数西算”等国家工程的快速落地提供了支撑，也为算力增长提供了持续的能源保障与高效基建能力。中国在全球数字空间中的角色，正由基础设施使用者逐步转向共建者，这种在物理底座和规模化落地速度上的优势，是中国参与全球AI竞争的重要底牌。
在芯片与模型层面，美国在高端算力芯片设计、软件生态和闭源模型体系中仍占据明显优势，并通过出口管制等手段将其转化为竞争工具。中国则积极推进自主替代和特定场景的差异化突破。美国以OpenAI的GPT系列等闭源模型定义了技术前沿与商业模式高度；中国则以DeepSeek为代表，采取开源与低成本并行的差异化路径。DeepSeek等模型在性能上已接近美国顶尖产品，并借助开源策略快速进入全球市场，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中争夺技术生态的定义权。这种开源模式不仅打破了技术黑箱，也承载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中华文化理念，成为技术传播与生态构建的重要载体。
在应用层面，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最丰富的数字化应用场景，这为AI技术的落地、迭代与价值实现提供了独特的场景红利。美国则在消费级应用和创意内容生成方面保持优势。应用层的繁荣不仅能直接创造经济和社会价值，还能反向带动上游芯片和模型的技术迭代，形成应用反哺技术的良性循环，这也是中国构筑系统厚度的重要一环。
总体而言，中美AI竞争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态势。短期内，能源与基础设施等系统能力对竞争结果具有重要影响；从长期看，能否在全链条协同与应用生态繁荣中形成稳定优势，将成为决定性因素。中国的国际合作战略，必须建立在对这一竞合格局的清醒认知之上。
（二）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多维实践及其结构性约束
在全链条竞争背景下，中国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已经呈现出多维展开态势，涵盖价值倡导、技术扩散与基础设施共建等多个层面，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既有国际权力结构的制约。
在价值与治理层面，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G20等多边框架，倡导“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和《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在联合国相关议题讨论中获得积极回应，旨在回应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关切，推动人工智能治理规则朝更包容的方向演进，并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区域层面，依托东盟—中国数字治理工作组等机制，围绕技术赋能与政策对话开展务实合作，以制度协商方式参与国际规则讨论。
在技术与生态层面，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正通过开源模式加速向外扩散。以DeepSeek的开源路径为代表，中国技术正在积极走向海外。开源不仅降低了全球用户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获取先进AI技术的门槛，也通过构建全球开发者社区，打破了西方闭源模型的技术垄断与生态锁定。这种普惠式AI实践，意在为“全球南方”提供可自主掌控的技术替代方案，重塑国际传播的规则基础。
在基础设施层面，“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下的算力与信息基础设施合作，已成为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重要抓手。这种基础设施输出，不只是硬件部署，更是把中国在特高压、快速基建等领域的最佳实践与标准推向全球，帮助伙伴国家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物理底座。
与此同时，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仍面临显著的结构性约束。中国始终保持对全球创新链的开放，积极引进海外顶尖人才、资本和前沿技术。然而，在芯片、底层框架等核心领域，仍面临严峻的“卡脖子”风险和技术民族主义壁垒。这种结构性依附使中国AI发展的全链条存在系统脆弱性，国际合作中也常处于不对称相互依赖的状态。
（三）核心挑战与战略机遇：西强我弱与南北差异并存
综合来看，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正处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阶段。
一方面，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与技术标准的制定权仍主要掌握在美西方国家手中。首先，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美国主导的各类联盟，试图构建有利于自身的“制度制华”陷阱，增加中国方案落地的难度；其次，技术安全风险贯穿全链条，从芯片禁运到开源协议潜在变更，都可能因外部依赖而引发产业链断裂隐患；最后，合作层次仍偏浅，现有合作多集中于硬件基建和成品输出，在核心算法联合研发、跨国数据治理规则共建、面向本土文化的语料库联合建设等方面，深度与互信仍显不足。
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认知和需求层面，为中国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相关研究表明，全球公众对AI的评价存在显著的南北差异。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公众对AI技术效能和社会影响普遍持更积极、更乐观的态度，这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供了良好的认知基础和受众信任。
在这一背景下，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不只是技术输出或市场拓展的问题，更关乎发展模式与技术路径的国际认知。通过在智慧农业、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应对等与发展中国家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开展合作，中国有可能把人工智能合作转化为更具长期影响力的发展实践，进而在全球数字治理中拓展话语空间。
二、范式重构：从全链条竞争到治理型传播与标准型传播的双重路径
在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核心变量的背景下，国际传播的实践逻辑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传统以内容输出和媒介渠道为中心的传播模式，已难以回应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技术权力重组与治理议题外溢。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的全链条竞争，不仅体现在技术性能与产业能力层面，也深刻影响着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与技术标准的形成过程。在这一情境下，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逐渐成为连接技术竞争与国际传播的重要中介机制。
为更好理解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如何赋能国际传播，本文提出治理型传播与标准型传播的分析框架。二者并非彼此替代，而是在不同层面共同发挥作用：前者侧重价值理念与规则参与，后者指向技术路径与底层秩序塑造。二者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人工智能时代国际传播的重要实践形态。
（一）超越传统国际传播框架：技术政治与治理议题的外溢
传统国际传播理论多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分析基础上，常常把非西方实践视为对欧美模式的模仿或偏离，忽视了“全球南方”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在AI时代，这种理论局限与新的技术政治挑战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技术民族主义被西方用作划定AI传播边界、压制非西方叙事的工具；另一方面，算法偏见、深度伪造、社交机器人操纵舆论等新型技术风险，使国际传播不再只是信息分发问题，而成为全球治理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传播的竞争场域，已经从单纯的内容与渠道竞争，延伸到技术基础设施、算法逻辑与治理规则的全面竞争。
在这一背景下，国际传播的竞争空间已由传统舆论场延伸至技术基础设施、算法逻辑与治理规则层面。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工具属性，演变为能够直接塑造全球信息生产、流通、认知秩序和传播制度的力量。谁能够参与规则制定、影响技术标准，谁就能在更深层次上塑造国际传播的结构条件。这一变化要求对国际传播研究范式作出相应调整，将人工智能治理与技术标准问题纳入分析视野。
（二）治理型传播：嵌入全球规则的价值叙事
治理型传播强调，将人工智能治理过程本身视为一种国际传播实践。其核心不在于单向输出价值主张，而在于通过参与全球治理规则的协商、制定与实施，把特定的发展理念嵌入国际制度框架之中，从而在国际社会中形成稳定、可持续的价值认知。
其关键逻辑在于，将技术治理本身作为国际传播的高级形态。中国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正是这一意义上的推广实践。该倡议关注人工智能风险防范、伦理约束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需求，向世界特别是“全球南方”传递出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的立场，以及防范技术风险的负责任态度。
在实践层面，治理型传播体现为多层次、多渠道的制度参与：中国在多边平台推动治理接口互联；通过“数字丝绸之路”等合作机制，把技术能力建设与治理经验分享结合起来，帮助南方国家提升人工智能治理能力；并倡导将伦理审查纳入AI开发全周期。其最终目标，是打破西方主导的中国技术威胁论叙事，使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价值主张能够以更具合法性和参与感的方式被国际社会理解与接受，从而在伦理与规则层面争夺定义权。
（三）标准型传播：以技术标准重塑底层架构的技术权力
如果说治理型传播侧重软性规则与叙事，那么标准型传播则直指硬性的技术权力基础。在数字时代，技术标准已成为塑造网络空间秩序的元话语。谁掌握标准，谁就掌握了定义何谓“先进”“兼容”“安全”的权力。从TCP/IP协议到5G技术规范，历史已经表明，标准中天然编码着制定者的技术哲学、利益偏好乃至文化语法。
标准型传播意味着，中国必须从国际技术标准的跟随者和适配者，转变为共建者乃至主导者之一。这要求在全栈技术标准上实现突破：从底层的芯片互联协议、数据中心能效标准，到模型层的评估基准、数据格式，再到应用层的行业接口规范。其重要载体，正是像DeepSeek这样的开源模型生态，以及“东数西算”工程所代表的新型算力基础设施。开源本身就是一种标准实践，它通过开放代码、吸引全球开发者共同参与，使其中蕴含的技术路径、架构设计和文化考量成为一种事实上的柔性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全球技术生态的演进方向。标准型传播的最终目的，是让中国的技术哲学和实践智慧，成为全球数字文明基础设施的内置选项。
三、路径探索：以人工智能国际合作赋能国际传播实践
基于上述范式，中国需要通过具体的国际合作路径，把“治理与标准”双轮驱动战略落到实处，实现国际传播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引领的转型。
（一）夯实根基：掌握全链条主权与塑造技术叙事
人工智能国际合作要有效展开，首先依赖相对稳固的技术基础和可持续的发展能力。在高度竞争的国际环境中，如果缺乏自主可控的技术根基，那么无论是治理规则参与，还是技术标准推广，都难以形成稳定影响。
在基础层面，突破算力与芯片等关键环节的外部制约，是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持续推进的重要前提。中国需要持续加大在AI芯片、高性能计算等“卡脖子”领域的研发投入，发展自主可控的算力核心。同时，应把能源与基础设施优势战略性转化为算力优势，让AI算力像水电一样基础设施化、公共物品化。通过优化“东数西算”国家工程，并探索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绿色算力、低成本算力网络等方面的协同规划，将中国的特高压、新能源技术与管理经验融入全球算力基础设施蓝图，形成难以复制的系统性成本优势。
在模型与数据层面，构建高质量、多语言、具有文化多样性的训练语料，是提升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深度的重要支点。在模型架构与训练方法上寻求原创性突破，降低对单一路径的依赖。尤其重要的是，加快建设高质量、多语言、富含多元文化符号的全球性语料库。这需要创新国际合作机制，在保障数据主权的前提下，探索“数据不出境、知识可流通”的协作模式。通过联合各国学术机构、媒体与文化组织，共建共享富含本土知识与文化的语料资源，从根本上缓解当前AI大模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偏见和数据荒漠问题。
在国际传播层面，夯实技术根基也意味着构建与之匹配的技术叙事能力，科学讲好全链条中国AI故事。国际传播叙事需要与全链条竞争优势相适配，并采取差异化策略：面对发达国家，侧重阐释中国在AI安全治理、负责任创新方面的法规与实践，塑造稳健创新者形象；面向发展中国家，则突出技术普惠与发展赋能的鲜活案例，深入讲述DeepSeek开源模式如何降低技术门槛、中国智慧城市与工业互联网方案如何帮助当地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还应把“和合共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传统文化理念，具体化为开源协议中的协作条款、产品设计中的无障碍功能、AI伦理准则中的明确原则，让价值叙事更可知可感。
（二）开放博弈：以应用生态合作推动规则与标准影响力形成
在筑牢技术根基的同时，人工智能国际合作还需要在开放博弈中持续深化。与单向技术输出相比，围绕应用生态展开的合作，更有可能形成稳定的规则与标准影响力。
首先，应推动人工智能合作从单一技术或模型输出，转向应用生态层面的协同发展。要推动合作从模型API调用，升级为AI应用生态“出海”。将承载中国技术标准和场景验证的行业解决方案，如工业AI平台、远程医疗AI系统、智慧教育工具、低代码开发平台以及整套智能化工具链推向全球，培育当地开发者和产业生态。更重要的是，与伙伴国家共建共营AI资料库与场景实验室。围绕智慧农业、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设立跨国联合创新实验室，开展基于真实场景的AI应用研发，使合作方成为共同创造者，而非被动接受者。
其次，应通过真实场景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向联合研发和规则共建延伸。利用中国庞大的应用市场和海量场景数据，为国产芯片、软件框架、基础模型提供持续迭代反馈和真实需求牵引，形成应用反哺技术的良性内循环。不仅要在传统通信协议标准中发声，更要在AI模型评测基准、数据隐私与交换协议、算法可解释性框架、行业智能化接口等新兴标准领域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把中国在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实践，总结提炼并推广为国际认可的柔性标准或实践指南。
再次，应在应用生态的基础上，进一步参与并引导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标准的形成。从被动回应西方设置的议程，转向主动设置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全球议程，如在联合国框架下倡导“AI促进可持续发展”“AI弥合数字鸿沟”等议题。构建“技术、发展、命运”三位一体的宏大叙事，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全球发展倡议深度绑定，讲述通过技术合作实现共同增长、共享繁荣的故事。最终，完成从国际规则接招者到发牌者的角色转变，通过主动发起国际AI治理倡议、设立面向“全球南方”的AI发展合作基金、举办具有影响力的全球AI开发者大会与产业峰会，成为全球AI创新与治理网络中不可或缺的议程设置者和规则贡献者。
从更长远看，开放博弈并不是放弃竞争，而是在竞争中通过合作塑造规则。通过在国际多边平台中主动设置与可持续发展、数字公平相关的人工智能议题，中国可以把技术合作与全球发展议程结合起来，逐步实现从被动回应外部规则到参与议程设置的角色转变。
四、结语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正在深刻改变国际传播的规则与格局。面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日益碎片化和技术民族主义抬头的挑战，中国正处在从技术追赶向规则塑造转型的关键阶段。为应对这一变局，本文提出治理型传播与标准型传播双轮驱动的战略思路，旨在通过国际合作，将技术能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治理型传播的核心，是通过《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多边实践，把“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等价值理念嵌入全球规则，塑造负责任国家形象。标准型传播则着眼于更底层的技术权力，通过推动DeepSeek这类开源生态和“数字丝绸之路”算力基础设施合作，将中国的技术实践转化为影响全球数字空间的事实标准。
这一战略的实施，必须建立在对中美全链条竞合格局的清醒认识之上。对内，中国需要构建自主可控的算力与数据体系，夯实发展根基；对外，需要通过开放应用生态、共建研发实验室、参与标准制定和主动设置全球议程，实现从“接招”到“发牌”的主动转型。
总之，通过深化普惠、开放的国际合作，中国能够把技术优势有效转化为制定规则和讲好故事的影响力。这不仅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需要，也是作为负责任大国，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