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红利如何共享？

2026 年 5 月，一则来自韩国总统府的新闻在 AI 圈和金融圈激起了千层浪。

总统府政策室长金容范在一个非正式场合抛出了一个足以改变游戏规则的设想：既然 AI 和半导体产业正处于史无前例的暴利期，国家是否应当研究一种“公民红利”机制，将这些超额收益部分返还给全体公民？

尽管这目前还只是个人观点的探讨和政策方向的前瞻，但市场的反应却极度灵敏且惊恐。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 AI 供应链巨头的投资者们立刻意识到，如果这个构想落地，意味着现有的利润分配规则将被重写。

这不仅仅是一次税收改革的讨论，它更像是一场关于“谁拥有 AI 利润”的终极叩问。虽然韩国政府随后迅速澄清这并非已执行的政策，但这短短几天的风波，却揭示了 AI 时代最底层的焦虑：

如果机器越来越会赚钱，而人类越来越不再被需要，我们到底该如何分配财富？

很多人觉得“全民分红”是一个非常科幻的概念，但如果我们拉长时间线，会发现这只是历史的又一次重复。

在自动化和计算机革命初期，人们也曾乐观地预言：生产力的指数级增长将让我们每周只需要工作 15 小时。然而，现实却是大多数人依然在工位上“卷”得不可开战。

已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Bullshit Jobs》中精准地捕捉到了这种荒诞：随着技术进步，社会其实早已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从事传统劳动，但为了维持现有的财富分配体系，我们人为制造了大量毫无意义的“扯淡工作”。

为什么？因为在现有的规则下，工作不仅仅是生产活动，它更是一种“工作量证明”。就业成了进入社会分配体系的“门票”，如果一个人不工作，现有的道德和政治体系就很难找到借口分给他钱。

所谓“AI 红利”，本质上是 UBI（无条件基本收入）想象在新技术周期里的复活。它试图打破“工作 = 报酬”的旧链条，但它面临的阻力也从未改变：社会分配规则并不随生产力自动更新。

因此

AI 红利之殇不是新想象，而是分配体系在技术浪潮下的旧伤复发。

在 AI 爆发的今天，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技术决定论”的幻觉：觉得 AI 让生产力提升了这么多，社会自然会变得更慷慨、更公平。

这是一种危险的误读。

UBI 在逻辑上非常迷人，它承诺给每个人一份体面的底线，让人们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但 AI 时代的 UBI 讨论，往往忽略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技术是中性的，但拥有技术的人不是。

AI 改变了“生产函数”，让文本、代码和创意生成的边际成本趋向于零，但它没有自动改变“分配函数”。如果资产所有权、税制逻辑和政治博弈没有发生质变，那么 AI 创造的增量财富，只会更有利于那些掌握算力、数据和资本的少数人。

我们不能因为“技术能解决效率问题”，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技术能解决公平问题”。

为什么 AI 时代的全民分红比工业时代更难？

一个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挑战在于：资本从来不会主动背负社会责任，而 AI 时代的资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逃逸。

在工业时代，工厂是搬不走的，税基是稳定的。但在 AI 时代，生产的核心要素——模型参数和 Token，本质上是一串串数字。它们是极轻资产，极易跨国流动，甚至可以被隐藏、走私或在离岸岛屿、公海、甚至太空站的服务器上自由生成。

当 Token 成为一种原材料，它比旧时代的石油或煤炭更容易逃避监管。

如果一个国家试图征收高额的“AI 税”来支撑全民分红，那么顶尖的 AI 创业者和资本极有可能会迅速迁往税收更低、监管更宽松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和政治家需要共同探索一条全新的路径：既能保持创新的活力，又能防止财富不平等的极端撕裂。

真相

AI 让分红理由变强，但执行变难，因为数字资产比实物资产更容易避税和跨境隐身。

韩国的这场风波大概率会以“继续研究”的形式尘封，但它抛出的问题将伴随整个 AI 世纪。

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全民共享 AI 红利在道德上极具号召力，但在实践中大概率不会以那种“无条件、制度化”的方式一蹴而就。它会经历漫长的博弈、碎片化的试点和各种政治妥协。

“AI 能生成文本、代码和利润，但它不会自动生成公平。”

技术进步可以提供物质基础，但分配正义必须由人类的政治智慧去争取。如果规则不改变，AI 越强大，现有的不平等结构就可能被固化得越深。

我们需要的是对分配规则的深刻反思。不要期待算法会自动给你的账户汇款，公平从来不是技术的产物，而是激烈博弈的余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