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的尊严审视人工智能

2026年5月25日，教宗利奥十四世发布了他的首份通谕：《Magnifica Humanitas》，中文可译为《伟大的人性》。

这份通谕并非聚焦于技术能力本身，而是将AI时代最易被忽视的问题摆在台前：当机器日益拟人化，人类是否还能保持自身的完整性？

这正是以“上帝视角”看待AI：不是站在某一家公司、某一个产品、某一项监管或某一场技术竞争中看AI，而是从人的尊严、文明目标和技术边界出发，反思人类是否正在将判断与生活交由一套愈发强大的机器系统。

教宗并不反对AI，他关注的不是AI能否编写代码、研发药物、生成视频、替代客服或训练机器人，也不是哪个国家拥有更多算力、哪家公司拥有更大模型。他提出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AI变得越来越强大后，人是否仍是目的而非工具；人是否仍是主体而非数据；人是否仍能完整地生活，而不是被系统拆解为效率、风险、成本、流量和产能。

这听起来像是宗教议题，实则已演变为全球性的产业与社会问题。因为AI正从工具演变为基础设施。它进入教育、医疗、金融、保险、媒体、办公、制造、政府服务和战争系统，不仅协助人类完成任务，还开始排序、筛选、评估、推荐、生成、拒绝和影响选择。普通工具扩展人的能力，而AI更进一步，可能改变社会对人的评价方式。

一个学生可能被系统简化为分数和画像，一个劳动者可能被简化为效率与成本，一个创作者可能被简化为训练材料，一个病人可能被简化为风险模型，一个消费者可能被简化为转化概率，一个公民也可能被简化为可预测、可管理、可干预的数据对象。

这正是教宗AI通谕真正触及的核心：AI的最大风险，不在于机器越来越像人，而在于人越来越容易被迫像机器。

教宗通谕并非普通评论文章，也不是技术发布会的附带声明。它通常是教会在面对重大时代议题时，向世界发出的正式判断。利奥十四世的第一份通谕选择AI，说明人工智能已被置于与工业革命同等量级的历史坐标中。

这个联系并非偶然。135年前，教宗利奥十三世发布通谕《新事》，回应工业革命后机器、资本和工厂制度对劳动者的影响。当时的问题是：当机器、资本和工厂组织起来后，劳动者是否会沦为机器的附属？

今天，AI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只是场景已变。机器变成了模型，工厂变成了数据中心，煤炭和钢铁变成了芯片、能源、数据和算力，流水线节奏变成了算法节奏，劳动组织也开始被智能体和自动化流程重新安排。

工业革命探讨的是机器如何改变劳动者，而AI革命则探讨智能系统如何重新定义人。因此，教宗谈AI，并非宗教界追逐技术热点，而是古老文明机构对新工业革命的回应：当世界习惯用效率、利润、速度和控制来解释AI，总要有人将问题重新拉回人的尺度。

这一尺度不属于宗教专有，它更属于现代社会，属于产业治理，属于每一个正在将AI部署到教育、企业、医疗、金融、内容、战争和公共服务中的机构。

对中国读者而言，理解这份通谕，无需从宗教信仰出发。今天的罗马教廷当然已不是西方社会一言九鼎的制度仲裁者。民族国家、市场经济、科学共同体、大学、资本市场和现代法律体系，早已成为技术时代真正运行的制度力量。教廷无法决定OpenAI、Anthropic、Google、Meta、xAI或中国大模型公司的技术路线，也无法替各国制定AI监管政策。

但它仍保留着一种稀缺能力：长时段文明声音。

当AI产业只关注下一代模型，教廷代表的是一种经历过工业革命、殖民扩张、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全球化和现代性的长远视野。它没有强制权力，却仍有伦理象征权；它不能裁决技术路线，却能提醒技术世界：人不是效率系统的附属物。

这正是《伟大的人性》和《新事》的连接点。《新事》回应的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者问题，《伟大的人性》回应的是智能资本主义时代的完整人问题。前者问：人在机器旁如何不被剥夺；后者问：人在智能系统中如何不被压平。

今天还要听教廷说AI，不是因为宗教可以指导模型训练，而是因为技术社会需要外部边界。越是强大的技术，越不能只由最懂技术、最能融资、最能扩张、最能占入口的人来定义它的方向。

关于AI风险，我们已听过很多说法：幻觉、偏见、隐私泄露、工作替代、深度伪造、自动化武器、超级智能失控。这些都重要，但教宗通谕把问题往前推了一步：AI的风险不只是机器越来越强，而是人越来越容易被系统翻译成机器能处理的东西。

一个人被翻译成数据，一次学习被翻译成分数，一份工作被翻译成生产率，一次创作被翻译成训练材料，一种社会关系被翻译成画像、预测和推荐。当这种翻译越来越完整，人就会被悄悄压平。人不再首先是一个有尊严、有判断、有情感、有关系、有生活经验、有可能改变的人，而变成可分类、可评分、可优化、可替换的对象。

算法正在成为一种“看不见的立法者”。信用评分、招聘筛选、风控系统、内容分发、保险定价、医疗分诊，都可能以模型和系统的方式决定一个人能得到什么、被排除什么、被如何评价。更麻烦的是，当事人常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拒绝，也不知道该向谁申诉。

算法说这是风险，平台说这是排序，模型说这是推荐，系统说这是评分。责任被技术语言稀释，价值判断被包进模型参数，排除和偏见披上一层自动化的外衣。真正危险的不是机器拥有智能，而是人被迫用机器能够理解的方式证明自己有价值。

这正是“对齐”问题的核心。真正的问题不是简单地问“怎样对齐”，而是问：对齐什么，由谁定义，谁有权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写成系统默认值，谁承担被系统误判、排除、降权和替代的后果。

当AI只是工具，问题还相对简单；当AI成为基础设施，问题就变成权力问题、分配问题和文明问题。谁控制模型，谁就控制一部分解释权；谁控制入口，谁就控制一部分分发权；谁控制数据，谁就控制一部分认知权；谁控制智能体，谁就控制一部分行动权。

这不是反技术的理由，而是要求技术必须被放回社会责任框架之中的理由。

五、技术文明不能没有灵魂

教宗通谕还提醒我们，AI不只是公司产品，也正在重塑全球权力结构。算力、模型、数据、云平台、芯片和能源并不是平等分布的。谁拥有更多算力，谁掌握更多数据，谁控制更多入口，谁就更有能力定义下一代数字秩序。

这也是为什么AI产业竞争不能只讲商业模式和技术效率。它还要讲数据主权、算力主权、模型主权和价值主权。一个社会如果只是提供数据、场景和用户，而不能掌握模型、算力、规则和价值解释权，就可能在智能时代被重新置于依附位置。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技术文明不能没有灵魂。如果AI的全部目标只是更快生成、更低成本、更高转化、更强控制、更大规模，那么人最终会被系统训练成适应机器的人。教育变成答题效率，劳动变成流程节点，创作变成素材生产，医疗变成风险分层，金融变成信用画像，公共治理变成预测和干预。

这样的技术文明也许很高效，但它未必更人道；它也许很聪明，但它未必更接近人。

这次通谕发布还有一个意味很强的细节：Anthropic联合创始人克里斯托弗·奥拉出现在发布现场。这件事不必夸大成“AI公司获得宗教背书”，也不应被简单看成一次公关活动。它真正说明的是：前沿AI实验室正在寻找外部边界的帮助。

奥拉的特殊性在于，他不是一个站在行业外部批评AI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是前沿实验室内部的人。他长期做可解释性研究，理解模型内部机制，也理解前沿AI公司所处的竞赛压力。在这场竞赛里，技术理想、商业增长、资本回报、地缘政治、国家安全和公司野心纠缠在一起。即使研究者有善意，也会被激励结构影响。

这比许多漂亮的AI伦理口号都更重要，因为它承认了一个现实：AI公司可以训练模型、部署产品、服务企业和政府，也可以进入教育、办公、金融、医疗、制造和国防场景，但它们不能独自定义AI应当服务的世界。

Anthropic的代表性恰恰在这里。它不是站在权力体系之外谈伦理，而是身在其中谈边界。它既参与AI竞赛，也知道竞赛本身无法提供终极答案。

局内人最清楚，局内没有足够的答案。AI伦理最难的地方，从来不是写出口号，而是在商业竞争、资本压力、国家安全和技术野心之间仍然保留边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AI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会来到教宗通谕现场：不是因为宗教可以替代技术治理，而是因为技术治理不能只留给技术公司自己。

当模型能力越来越强，外部社会必须参与定义它的边界。否则，AI的方向就会自然滑向最强的几种激励：增长、垄断、控制、竞赛和武器化。

中国是一个非宗教社会。讨论教宗AI通谕，不应该落到宗教本身，也不需要引申成宗教或政治评价。对我们真正有意义的是产业、社会问题：当AI成为新的生产力和商业基础设施之后，一个社会如何避免只用效率、资本、算力和模型能力来定义人？

中国正在快速推进AI产业化。我们有算力网，有大模型，有智能体应用，有具身智能，有自动驾驶，有丰富产业场景，也有对真实Token生产能力和推理产能的强烈需求。这些都重要，也都是发展所必需。但越是在产业化加速的时候，越要回答人的问题。

教育中的AI，是帮助学生增长提问能力，还是让学生适应自动答案？劳动中的AI，是把人从低价值重复劳动中释放出来，还是让更多岗位被机器节奏重新压缩？医疗、金融、保险中的AI，是扩大普惠服务，还是制造新的画像、筛选和排除？内容与创作中的AI，是扩大表达能力，还是让人的创造被降格为模型训练材料？企业中的智能体，是增强人的组织能力，还是把每个人变成流程中的可替换节点？具身智能和机器人，是把人从危险、繁重、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还是进一步把人的行动纳入可计算、可调度、可替换的系统？

这些问题不抽象。它们就是未来几年AI商业化落地时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

这也与中国自己的产业优势有关。中国AI的最大机会，不只是做一个更强聊天机器人，而是把AI放进真实产业、真实制造、真实服务和真实社会场景里，形成可持续的智能生产能力。但真实场景也意味着真实责任：AI进入教育，就要面对人的成长；进入医疗，就要面对人的生命；进入金融和保险，就要面对人的风险与安全感；进入制造和企业组织，就要面对人的劳动尊严；进入机器人和自动驾驶，就要面对人的身体、空间和行动自由。

AI产业竞争当然要讲芯片、模型、应用、成本和效率。但如果只讲这些，“人”就会被放到最后。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智能文明，不能把人放到最后。

九、智能时代，重新追问人

当资本用增长解释AI，当国家用竞争解释AI，当平台用效率解释AI，当工程师用能力解释AI，教宗通谕提出的是另一个问题：人是什么？劳动是什么？创造是什么？自由是什么？技术应当服务什么样的生活？

这就是《伟大的人性》的意义。它不是给AI公司上一堂道德课，也不是把宗教语言强加给技术世界。它是在提醒世界：AI不是普通工具，而是正在重新安排劳动、知识、战争、传播、教育和社会权力的基础设施。在这样的基础设施面前，单靠市场不够，单靠技术不够，单靠监管也不够，还必须有人的尺度。

谁生产智能，谁分配智能，谁调用智能，谁从智能中获益，谁被智能排除，谁还能对智能说“不”？这也许才是教宗AI通谕留给AI产业的真正问题。

智能时代的竞争，不只是看谁拥有更强模型，也要看谁能建立一种不把人压缩成数据、成本、风险和产能的文明能力。

AI最终要证明的，不是机器越来越像人，而是人在机器越来越强之后，仍然能够完整地成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