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辉：论司法裁判的属人本质与 AI 角色的边界
编者按：
司法裁判的属人性：人工智能司法角色的限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刊发于《中国法学》2026 年第 3 期，受篇幅所限省略注释。作者身份信息以发文时为准。
人工智能问世之初，便迅速成为广受青睐的司法辅助手段，但其职能原本局限于辅助范畴。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望突破这一局限，具备成为类似人类法官的司法主导者的潜力。究其原因，生成式 AI 已能像人类法官那样理解法律规范并生成裁决，且拥有人类法官所欠缺的某些优势，从而产生了替代人类法官的可能性。但是，司法本质上是关乎人类实践的事务，必须契合三种属人性要求：人类对人类的对待、法律对人类的对待以及个人对人类的对待。由生成式人工智能主导的司法裁判无法满足上述三项属人性标准，故而 AI 无法取代人类法官成为司法裁判的主导力量，其角色仍应限定为辅助者。
人工智能 司法 属人性 法治 司法三段论
一、引言
二、辅助角色：人工智能与司法的最初相遇
三、从辅助到主导：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造性
四、迈向司法裁判的属人性
五、属人性之一：人类给予人类的对待
六、属人性之二：法律给予人类的对待
七、属人性之三：个人给予人类的对待
八、结论
一、引 言
、
伴随技术的飞速演进，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重塑人类生活实践的基本形态。这种变革既包含带来改善的方面，也涉及引发问题的层面。本文无意探讨问题部分，而是聚焦于改善维度，特别是人工智能对司法领域的优化。即便仅作为一种高效工具，人工智能在各领域均备受推崇，司法实践自然也不例外。虽然 AI 已在司法中承担了大量辅助性工作，但这是否意味着它仅能扮演此类角色？
对此的回答取决于如何界定“仅能”：一种视角是事实层面的限制，即受限于技术属性与能力，人工智能注定只能充当司法辅助者，正如盛水的容器无法用作交通工具。鉴于“应当”蕴含“可能”，若不可能则必然不应当，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既无能力也不应承担辅助之外的司法职能。另一种视角则是规范层面的限制，即人工智能在事实上或许能够胜任辅助以外的工作，例如成为像法官那样的司法主导者，但在规范上不被允许。由于“不应当”预设了“可能”，若无其他非事实性理由介入，便不足以支撑这种规范性禁止。
这两种理解的核心分歧在于对人工智能技术阶段的划分。非生成式人工智能因缺乏扮演法官等主角的能力，故无法承担辅助以外的任务。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已在事实上具备了媲美法官的能力，若仍主张其仅能担任司法实践的配角，则这种“不应当”与能力无关，必须引入其他非事实性理由，而这只能源自司法本身的特性。尤其是司法裁判的属人性（下称裁判的属人性），将人工智能牢牢锁定在辅助角色上，无论其发展至何种高级阶段或具备何等卓越能力，情形大抵如此。因此，本文探讨的关键并非人工智能本身，而是司法。
人工智能式的科技进步或其他类型的社会变迁，不仅以实践方式改变人类生存境遇，也为反思基础理论与概念提供了新契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正如长期被视为司法默示前提且未受挑战的裁判的属人性，当面对颠覆性的司法观点时，它必须浮出水面、亲自登场，以底层逻辑的身份捍卫司法实践的独特性。代表人工智能主导而非辅助司法的“智慧司法”理念，表达的是一种迥异于以往的司法观，这使得全面重申裁判的属人性变得尤为必要。
二、辅助角色：人工智能与司法的最初相遇
从如下问题切入探讨是合理的：为何非生成式人工智能只能扮演司法的辅助角色？尽管各类正式文件已有相关规定，但它们未必能同时阐明如此规定的理由。不过，理由不难推导：一方面源于司法的性质，另一方面受限于非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能力。
（一）司法的理性化
可对司法作如下简要界定：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通过赋予特定人作出决定的权力或权威，使其能够运用理性能力，将法律体系蕴含的规范性内容与他人具体的事实行动相关联，即依据前者评价后者，进而得出一个法律上有效的决定。尽管有时司法活动中的权威者（如法官）未为其决定提供理由，甚至该决定仅是其个人意志或偏好的产物，但由于司法严重影响被评价者的规范处境，这等同于将他人完全置于权威者的个人意志之下，使其成为权威者观念上的“奴隶”。为此，权威者在作出明确裁判结果的同时，必须提供作出该决定的理由，这可称为理性化要求。
然而，即便提供了充分理由，该决定的形成过程也不一定构成司法。至少在字面意义上，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司法活动，还必须证明那是一个法律的决定。这就使得具体的法律，即法律体系所载的特定内容，必须在决策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无论它是以条文形式出现在判决书中，还是以规范形式存在于法律推理中。司法三段论因对法律所扮演的角色给出了最恰当的解释，从而成为司法的典范推理模型。
一方面，由于三段论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推理，因而成为唯一的必然性推理：只要推理前提均为真，且推理过程符合逻辑法则，其结论便具有必然为真的属性。这是一种任何反对意见都无法撼动的独特逻辑力量，从而区别于归纳、类推等或然性推理。作为演绎推理在法律领域的具体应用，司法三段论对法律人的持久吸引力不言而喻：若能将所有司法过程均三段论化，任何裁判结果在逻辑上都将不容置疑和挑战。这当然是一个无法彻底实现的理想，但这并不妨碍司法三段论仍是典范的法律推理形式。
另一方面，在司法三段论中，具体的法律内容——无论是法律条文还是法律规范，必然是推理前提的一部分，且只能是大前提。这是因为，既然一般性是法律的本质，在从一般到个别的逻辑结构中，它只能扮演大前提的角色，而个别性的法律事实则只能担任小前提。既然必须是大前提，法律就会笼罩司法三段论的全过程，其意义不仅限于自身，而是通过与小前提的结合，最终传递至结论。这使得作为结论的裁判结果，不仅是逻辑推导的产物，也是法律这个大前提所蕴含的内容，因此才被称为法律的决定。
当然，仅提及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并未描绘出司法三段论的全貌。由于这是一个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推理者还需同时完成个别（具体）化的任务：鉴于一般性和个别性是两种不同的性质，二者之间必然存在性质落差，要将一般性的法律与个别性的法律事实结合起来，就必须填补其他理由。不过，无论新增的理由为何，都不会动摇一般性法律的大前提地位，司法三段论始终得以维系，且得出的结论仍为法律的决定，即司法是一种法律必然担任大前提的特殊理性化活动。
（二）司法的创造性
或许有人认为这高估了司法三段论的意义，类比（推）与归纳仍对司法意义重大，或者不同于推理的解释才是真正关键。但有一点始终无法否认：最终得出的裁判结果（结论）在性质上属于未知，它在裁判者作出决定之前本不存在，从而区别于均属已知的法律（大前提）和法律事实（小前提）。由于司法是从已知条件到未知结论的过程，而从已知到未知又是推理的固有含义，司法便与法律推理大致同义，离开推理将无法描述司法。但并非任何获得未知结论的过程都是推理。推理的独特之处在于，由此而来的结论尽管属于未知，但却仍是可靠的。这种可靠性是相对于未获得推理支持的看法而言的。这些看法可能是纯粹依赖直觉获得的结果、一时心血来潮的揣测、借助神秘力量（如算命）所得的结论，甚至是文学化解释的产物。
可靠性上的显著差别，在演绎推理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必然性推理，其得出的结果因百分之百可靠，而被视为必然为真。但归纳和类推这类或然性推理所得的未知结论只是可能、而非必然为真，否则它们也将是必然性推理。由于在语义上，可能为真与可能为假相容，这会使人误以为或然性推理与直觉或揣测本就是同类。但它们之所以仍被称为推理，意在表明除非发现相反情形，否则没有理由怀疑或然性推理及其结果；对于无法称作推理的直觉或揣测，即使存在相符的情形，也仍缺乏信任的充足理由。
因此，尽管并非所有推理都有必然性，其结论也并非一定为真，但推理仍为未知结论提供了充足辩护，以至于在找到反例之前，最理性的选择仍是承认该结论的有效性。这就引出了司法的创造性：一个原本未知的裁判结果，因获得（法律）推理的支持，不但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且还应当被看作是可靠的，仿佛它原本就真实存在一样。即使该结果可能挑战常识，但只要它是推理的产物，就必须被当作真相。当然，这再次证明了司法三段论的强大吸引力，它是从已知中获取未知的最可靠方式，其他推理方式通常只在司法三段论的边缘处发挥作用，而不能彻底且全面地取代其地位。
总结上述讨论，值得强调者有三：其一，按照一般与个别的区分，作为大前提的法律是一般性的唯一拥有者，但具备个别性的则有二，即作为小前提的法律事实与作为结论的裁判结果。其二，按照已知与未知的区分，唯一未知的就只有结论，且它还是个别性的未知；大前提、小前提均属已知，前者是一般性已知，后者是个别性已知。其三，作为个别性已知的法律事实是司法的唯一动因，然后才会有结合法律这个一般性的已知大前提，最终创造出未知的个别裁判结果的司法实践。
（三）人工智能的司法角色
有了这些铺垫，现可考量非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司法角色。非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司法中只能扮演辅助角色，这是由其技术特点所决定的。无论怎样理解人工智能，大数据一定是其中的核心，没有大数据，也就没有人工智能。数据一般代表着具体和精确，例如某人身高 180 厘米、体重 60 公斤，高瘦的形象由此得出；而体重 90 公斤的同样身高者，却会带来魁梧的形象。当大量的数据汇合起来，即使身高、体重、相貌、血型、基因等方面高度类似的孪生兄弟，也会被精准地区别开来。这就是大数据的意义，它代表着对一个事物更具体、更精确的描述。
无论大数据多精确或多具体，其作为数据有两个基本特点不会改变：一是它只能作个别描述。由于是否使用类别是个别与一般的关键区别，且数据又是类别的反面，完全数据式的描述只会拥有个别性。二是除数据是否足够大之外，描述的精确与否还取决于数据是否真实，否则不过是精确的虚构罢了，而真实的另一名称正是已知。既然大数据只能描述个别性已知，且在司法三段论中，法律事实是唯一的个别性已知，人工智能通常只能是服务于小前提的工具，这就是它主要的司法限度。或者说，裁判结果之所以是法律的决定，正是由于法律这个大前提，但大数据却无力描述这个一般性的已知，人工智能就只能扮演司法的辅助角色。
不过，以作用于小前提的方式参与司法三段论，并非人工智能的唯一角色，它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由于类似案件的已生效判决也是个别性已知，大数据通过汇集、整理既有同类判决，为待决案件提供参考，但也只能是参考。在大数据的纤毫毕露之下，本案的事实一定区别于已审结案件的事实，就像两片不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而无法直接援引既有裁判结果，这就是参考蕴含的辅助之意。此外，还有一种毋须多言的辅助角色，人工智能承担了大量繁杂的事务性工作，辅助、甚至取代人类书记员，成为司法活动的帮手。无论辅助或取代，还是参与和参考，都不会动摇人类法官的主导角色。以作用于小前提的方式参与司法三段论，以汇集、整理既有判决为待决案件提供参考，以及辅助或取代人类书记员，就是司法人工智能辅助角色的具体表现，即使人工智能最终不能取代法官，但它仍足以完成以上三方面的任务。
三、从辅助到主导：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造性
（一）司法与人的因素
既然谈到了人类法官的主导角色，但为何只能如此？这来自人类的属性。由于各种推理形式本身只是逻辑工具，无法自动落实到具体案件之上，只有作为唯一理性生物的人类，才拥有运用逻辑工具所必需的理性能力。因此，只有由人类来担任法官，才可能翻越司法的两座高山：一座是仅关于已知的一般与个别的高山，以实现从一般到个别的初步任务；另一座是已知与未知之间的高山，以完成从已知到未知的终极任务。当这两座高山均被成功越过，一个原本未知的结论，才会获得推理的有力支持，变成宛如已知的裁判结果。
由于以大数据为核心的非生成式人工智能，无力描述一般性已知（法律）和个别性未知（裁判结果），而只能描述个别性已知（法律事实），它根本不具备翻越这两座高山的能力，最多只能担任登山装备一样的辅助角色，而人类才是唯一的攀山者。但这会遭遇有力挑战：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存在大前提的假设之上，但真实的司法实践并非总是如此完美；一旦不存在一般性大前提且不能合理拒绝裁判，就只能采取从个别到个别的类比推理，通过参照由数据表达的个别性已知（类似案件的已生效判决），然后以统计学的方式，预测出个别性未知（本案之裁判结果）的大致概率。由于个别性已知和概率本身就是数据，或者可用数据表达，人工智能此时将突破辅助角色的限制，向法官提供应作出何种决定的指示。
但这将有三个缺陷：第一，由于数据是个别性的且个别代表着差异，经由数据表达的本案事实，虽与已决案件的事实存在重合，但一定还存在数据差异，此时既可说二者相似，也可说它们完全不同，而后一判断将会彻底否定类比推理的合理性。第二，即使否认这一点，但已决裁判之所以是法律的决定，是因为它从自己的大前提中获得该意义，因此与已决裁判相关的法律，仍将在待决案件中间接扮演大前提的角色，这才是对类比推理的完整理解，但这个间接的大前提却是数据所无法表达的。第三，即使忽略前两个缺陷，由于本案裁判结果原属未知，它不可能以数据方式事先存在，只能来自人类法官对理性的运用，最终实现从已知到未知的创造性跨越。尽管数据所表达的概率或统计也有相当分量，但它们仍只是创造过程的参考因素而已。
（二）人工智能的生成性
不过，使得非生成式人工智能只能担任辅助角色的两座高山——从一般到个别的具体化与从已知到未知的创造性，同样横亘在人类法官面前。它们是高耸巍峨的存在而不可轻言越过，人类也需辅以推理或逻辑之类的装备。正是因为涉及逻辑工具的使用，人类法官是否真的成功翻越，经常遭遇“使用不过是掩饰”的种种怀疑，这是法律实践充满争辩性的一个核心原因。尽管如此，作为唯一的理性生物，人类仍是仅有的可能翻越者，否则就等于置法律纠纷于不顾，那将是更糟糕的局面。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明，情形已被改变。从名称上可知，这种以深度学习和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人工智能，不但可以理解语言文本的含义，还能自动生成语言文本，这正是它被冠以“生成式”之名的原因。面对那两座司法的巍峨高山，人类不再是唯一的攀登者，人工智能也有了向上攀爬的可能：一方面，深度学习能力使理解一般性大前提成为可能，从一般到个别不再成为障碍；另一方面，文本自动生成能力使创造未知结论成为可能，从而能跨越从已知到未知的天堑。当然会有关于技术可能性的种种论辩：以上这些能力在技术上是真实的，还是只是科学家的夸大其词；或者，由于裁判必然涉及价值判断，人类的推理经常对此束手无策，更何况生成式人工智能；如此等等。
即使再专业的学者也应保持必要谦逊，不应在不熟悉的领域轻易发言，这同样适用于法学专家。但有一种关于技术的指责，似可合理提出：如果生成过程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黑箱”，即使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确创造出裁判结果，但其可信度仍要打上折扣，而有理由认为这显著低于人类法官的创造力。但这种指责的意义其实相当有限。一方面，这已在最低限度上承认，生成式人工智能拥有如同人类一样的创造力，足以与人类法官共同站在司法舞台的中央。另一方面，人类以理性能力运用逻辑工具的推理过程就完全透明吗？人脑不就是另一个同样著名的黑箱吗？这些争辩意在表明，即使推理活动是由特定人类作出的，但也非同属人类的他人所能够完全明了的，仅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完全透明不免成为苛责。
最有力的反驳，或许是“中文房间”的著名思想实验：一个不懂中文的讲英语者，仅仅借助中英文翻译手册，就可对输入的中文问题输出中文答案，但他此时仍处于无法理解中文的认知状态之中。类似的，即使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确创造了裁判结果，但它仍可能无法真正理解一般性的大前提，而这才是裁判结果作为法律决定的关键。全力投入这场论辩，既超出了篇幅的许可，也难免不谦逊的指责。但下面这个“写作”的例子，至少可缓解论证压力：既然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必须要试探一下它的能力，于是笔者将文章标题输入 Deepseek，它随即给出一个附带写作建议的文章框架，这虽不免俗套且与笔者的规划差异显著，但仍足以撑起一篇论文。
该例子有双重含义：其一，作为问题输入者与答案接收者，笔者不但知道答案匹配问题，而且还能理解答案本身的意义。这表明，对司法的受众而言——无论当事人还是大众，类似于答案的裁判结果尽管来自人工智能，但其本身始终拥有人类可以理解的意义。其二，假设 Deepseek 的主事者告诉笔者，为了某种实验目的，该答案其实来自伪装成人工智能的真实人类，他当然理解笔者的问题和他的答案；但笔者此时既无法判断主事者说法的真假，也无法分辨作答的究竟是真实人类还是人工智能，或者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理解者。由于这已远超“图灵测试”的要求，不去分辨理解者是人工智能还是人类，或许才是最理性的选择。
（三）人工智能的显著优势
关于“人脑黑箱”和“写作”的例子一定充满争议，但真正重要的并非它们是否足够真实，而是它们是否可被合理提出。只要能被合理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就可要求被公平对待：这些原本只是提给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问题，也应同样提给人类。尤其是，一旦承认人工智能是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模拟，几乎所有对它的批评和指责，将自动成为对人类的批评和指责。但人类之所以创造出人工智能，是因为除了先天带有的人类缺点之外，它还拥有效率之类的明显优点。尤其是在法律领域，这些明显优点甚至会放大成显著优势，生成式人工智能于是有机会成为司法、甚至法律领域的主导者。
除了效率这一常见优点之外，人工智能还可满足司法的一个重要的普遍实践要求：司法裁判应当力求一致，待决案件将要得出的未知结果，不能与已知的同类既有判决差别过大。为此，就必须尽可能统一法律适用，力求做到同案同判，即使这未必是司法的构成性义务，而只是一种道德要求。既有判决必然具备法律渊源的地位，就是对这种实践要求的法律回应方式。尽管由于法律传统的不同，既有判决或者是正式渊源，或者是非正式渊源，但只要它们必然是法律渊源，就自动成为待决案件应当参考的内容，裁判者也就有义务事先知道全部既有裁判。人类法官绝无此种能力，人工智能却可轻易做到，无论是否为生成式的。
除了认知能力的显著优势，还有一个极其强大的理由支持人工智能的主导地位，这就是法治的著名理想。无论怎样理解法治，它都会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存在一种蕴含统治关系的人类共同生活形式，二是这种统治关系主要通过法律实现，三是由法律来实施的统治比人类的统治更好。因此，法治在字面上是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后者则被简称为人治，且普遍被认为是一种坏的统治方式。但法治有个巨大的困难：尽管法律占据了中心地位，但它依然必须通过具体的人来落实。法治这种“虽在概念上与人治相反，但必须仰赖人来落实”的无解难题，因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终于有了破解的曙光。可自动生成结论的人工智能，不但拥有实施统治所必备的作出行为指示的能力，而且它又本非人类，法治这个内蕴关键矛盾的理想立刻有了实现的机会，而成为一种非人类的法律统治。此时，司法上的主导角色，不过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治在司法上派生出来的必然要求。
四、迈向司法裁判的属人性
（一）独占的主角
经过上述论证，一种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扮演主角的智慧司法，不但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可能，而且还获得了法治理想的大力支持，因而被看作人类未来的一部分。受到这个未来景象的号召，各种法律（司法）大语言模型开始频繁推出，与此相关的学术讨论也正如火如荼。当然，由于技术本身尚处于进化和完善的阶段，智慧司法仍是愿景大过现实，不免时有“科幻”之类的常见嘲讽。以至于坚定的支持者，也经常只能采取某种貌似公允的混合态度，一边倡导其便利、一边警惕其缺陷，或者主张合其两利、避其两害的人机交互方案。
这种貌似公允的态度表明，支持者所设想的智慧司法，实际上是一种由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类共同裁判的司法景象。但这会引起司法体制的设计困局：人工智能与人类在智慧司法中各自的角色究竟为何？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类法官一起组成合议庭，还是由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类法官各自组成不同的审判庭，然后任由当事人来选择？或者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担任独审法官，人类法官以审委会的方式发挥作用，或者完全相反？上诉制度又该怎样设计？初审全部交给人工智能，人类法官主要负责上诉审，或者完全相反？之所以将“完全相反”作为后缀，是因为前面那句话才是人类最容易接受的方案。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会引出一个根本难题：谁应拥有最终决定权。这个问题的出现，即已宣告共同裁判之司法景象的破产。
何况，这种共同裁判的前提本就可疑，除非人类与人工智能各自所拥有的既是完全不同的便利，也是完全不同的缺陷，才有理由取长补短。但如果人工智能不过是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模拟，人类的缺陷也将是人工智能的缺陷，而人工智能的优势却非人类的优势，例如海量的记忆能力以及可以真正满足法治的要求。既然缺陷与人类共有，便利却为人工智能独享，智慧司法将是比人类司法更好的选择。此外，还有一个公认的事实，即人类是情感生物，且情感在法律和司法上都是负面因素，所以才有了法治优于人治的理由，也才需要在司法上克服由情感导致的自由裁量。至少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的情感能力尚不显著，这正好是它的优势所在。因此，真正的智慧司法绝非共同裁判，而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独占主角的更好司法景象。但多数人对此疑虑颇深，其中至少有一种疑虑值得尊重：作为被司法严重影响生活境遇的人类，当知道裁判结果来自人工智能时，就会本能地怀疑自己是否被给予了恰当的对待；但当裁判结果来自人类时，关于对待方式的疑虑立刻消失，所需考虑的只剩下裁判的内容及其得出过程。
（二）人造物的归属
如果上述疑虑合理，就需仔细思考裁判的属人性。所谓裁判的属人性，是指所有裁判结果均应由人类或人给出，因而必然带有人类或人这样的主语，即它们必须是人类或人的决定。理论上讲，属人性直接关系事物的性质，自然种类事物（自然物）并不拥有属人性，只有人造物才会如此。由于必须被归属给人类，且人类能够赋予价值与意义，人造物就可拥有并传递价值与意义，例如一块心形的钻石成为传递爱意的信物，而不再是单纯作为自然物的矿石。因此，尽管人造物经常拥有物理属性，但对它的准确理解必须参照其非物理的价值与意义，属人性正是这个要求的集中表达。
当然，人造物并不都是由人类直接创造的，例如，由机器生产的背包，由于生产的机器本身也是人造物，它们仍因最终被归属给人类而成为人造物。至于裁判结果，明显是被创造出来的（从已知到未知），当然也是人造物。问题是，当裁判结果来自人工智能时，它作为人造物应被归属给人类还是人工智能？如果还是只能被归属给人类，人工智能不过如同生产背包的机器一样，只能是司法的辅助角色。但当智慧司法要求裁判结果来自且必须被归属给人工智能时，必将得出司法真正且独立的主导者只能是人工智能的结论。
裁判的属人性的意义由此可见：如果属人性才是司法的本质，一个决定之所以是裁判结果，就只能因为它是人类的决定。即使人工智能此时创造了裁判结果，但也如机器制造的背包一样，只能被归属给人类，而非人工智能，所以才成为真正的法律决定。这就是开始所言的“不应当”：即使生成式人工智能有能力给出裁判结果，但也不应当由它来主导司法，真正的主导者只能是人类法官。由于属人性是司法的本质所在，而无关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各自优缺点，人脑黑箱、法治明显优于人治等人类的不完美，也不再成为质疑人类法官的合适理由。
（三）作为决定的裁判结果
为什么裁判必须具备属人性，以及为何这在过去很少被谈到？无论答案如何，这都取决于对裁判结果的恰当理解。除了属于人造物外，裁判结果还有一个特殊之处，这可通过比照背包的例子进行说明。背包一旦被创造出来，就立刻成为脱离于人类的独立物。但裁判结果却不可与人类相分离，而是直接体现在对他们处境的影响上：通过案件裁判，使得某种关于人类的状态，从不确定（缺乏理由支持的未知）到确定（获得理由支持的未知）。这种人类的状态可抽象为规范处境，但也不妨使用“权利义务关系”的常见表达。通过案件裁判，某种关于人类的未知权利义务关系，由于获得了理由支持而从不确定到确定。由于引起裁判活动的法律事实是个别的，其中的人类应替换成具体的个人，但不应当由此认为裁判只有个案意义。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人也会受到影响，这至少昭示他人在类似处境中，法律将会给予怎样的对待。任何的个案裁判，将因拥有某种程度的一般性，而与一般性的人类关联起来。
由于必然影响人类的规范处境，案件裁判在性质上就成为一种决定，是一种虽针对个别当事人作出的、但具有一般性的特殊决定。这种特殊决定，以赋予法律效力的方式，将某种权利义务状态最终确定下来。由于决定意味着改变，确权式裁判就被当作反例：某种权利义务状态早就存在（已知），只是等待着司法的最终确认。虽然司法看似只是重申了既有的权利义务状态，但它实际上为该状态提供了全新的法律理由，从而改变了维持这种状态的理由，尽管未同时改变其内容。这在法律效力上体现得最明显，它使得一种权利义务状态获得了法律的确定，从而拥有法律效力。既然是决定，司法就只能是一种不对称的单向关系，即只能由裁判者对被裁判者单向作出，而不能由被裁判者向裁判者作出。即使事实上存在这种反向行动，那也不是决定，更无法被称作司法。这种不对称的单向关系，使得被裁判者的规范处境、甚至是命运，几乎完全取决于裁判者的意志和言行。因此，一种被称作司法的决定，一方面必须是与人类这种被决定者相匹配的应有对待，另一方面必须是一种根据法律的对待。
五、属人性之一：人类给予人类的对待
（一）司法的给定条件
裁判的属人性之所以过去很少谈及，是因为它对于司法来说，实在过于理所当然。在智慧司法出现之前，司法有两个基本的给定条件：无论是裁判者还是被裁判者，都只能是人类。尽管司法上有很多争议问题，但均属于人类的给定条件却始终不变，也不会引起有意义的争论。由于人类给予人类的对待成为司法的自明之理，裁判的属人性彻底失去提及的必要。理论讨论与制度设计的焦点，都集中在司法的另一特征上：它必然是一种不对称的单向决定关系。随之产生三类主要的司法问题：其一，作为决定者的人类法官，应以何种方式对待人类，才称得上真正妥当；其二，该决定需满足何种条件，才能成为法律的对待；其三，由于妥当与法律并不同义，前两个问题的答案经常相互矛盾，该如何处理这个内在冲突。司法理论与实践的全部重心，都在于如何融贯回答并恰当处理这些问题。但真正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以下关键：这些问题都只围绕“作为决定者的人类法官”的给定条件展开，“作为被决定者的人类”的另一给定条件完全被忽视，但它才是司法的真正根本。
尤其是一旦出现了智慧司法的可能，“作为决定者的人类”的给定条件就将遭受颠覆，司法的基本格局完全改变，裁判不再只能是人类给予人类的对待，而可能是人工智能给予人类的对待。裁判的属人性此时立刻浮出水面，要求获得妥善的回答：将严重影响人类规范处境的司法裁判，完全交由非人类的人工智能来决定，即使这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可能，但它是应当的吗？立刻会有人反对这种提问方式：单向决定的基本结构并未一同改变，司法的焦点仍需集中在决定者之上，如何处理妥当与法律之间的冲突仍然是真正的关键，这并未因人工智能成为决定者而有所不同。此时，唯一需要考虑的，只剩下原本以人类决定者为核心的理论讨论与制度设计，是否应当针对智慧司法作出相应的修正或补充。
（二）作为被决定者的人类
这种修补式的说法看似顺理成章，但忽视了早就提醒的关键：“作为被决定者的人类”在理论上极为重要，它才是司法唯一且不变的给定条件，否则将根本不存在人类实践这回事，法律或司法也会彻底失去意义。这表明，即使决定者由人类变成了人工智能，但只要该决定过程仍是司法，所获之结果仍是法律的决定，它们就只能是针对人类实践的，这是法律和司法永远不变的给定条件。既然如此，司法及其决定者就必须与人类实践相匹配，尤其是必须匹配其中必然蕴含的人类属性。
从本质上讲，人类是一种理性的道德生物，所以给予人类的对待，也必须带有理性和道德的色彩。理性的问题前已涉及，以推理的方式决定人类的未来（知），纵然可能有很多的不足，但仍是恰当的做法。现在的关键是道德，它要求对待人类的方式，必然蕴含鲜明的道德意义，这就反向构成对决定者的强烈道德拘束，无论决定者是人类还是人工智能。必须注意，这并不是决定者本身所负担的、与被决定者的性质无关的道德义务。例如，即使动物本身并不必然拥有道德意义，但人类以某种方式对待它们，仍会获得负面评价。这种道德义务直接来自被对待者的性质，作为一种道德生物，人类应当被给予怎样的对待，这本身就是个独立且关键的道德问题。
当然，人类还是自然的一部分，必然受到自然规律的约束，这有时被称作命运或运气，道德并不适于评价命运的安排，最多只能进行以平等为核心的道德补偿。如果命运或运气还人（神）格化了，它就会拥有道德意义，宗教哲学于是将上帝看作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