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的全球格局：未来世界的八种可能走向
AI时代的全球格局：未来世界的八种可能走向
Jake Sullivan
Tal Feldman
导读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进步，其影响早已超越科技领域，逐步渗透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等多个层面。人工智能与地缘政治的深度融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的演变方向。然而，这一技术及其发展前景都呈现出显著的不确定性，在蕴含巨大机遇的同时，如何基于这一前提制定本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已成为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要课题。所有相关政策主张的背后，都隐含着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不同假设，而这些假设的准确性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战略的成败。本研究立足于美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围绕三个核心问题，构建了一个三维分析框架，勾勒出八种可能的未来世界图景。研究认为，美国需要的是一种能够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做出抉择、适用于多种场景、同时又能灵活调整的战略路径。
八种世界
人工智能战略的成功标准相对明确。对美国而言，“成功”意味着确保国家安全，推动广泛繁荣，维护民主价值观，应对公共卫生、发展与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以及在大国竞争中保持并扩大自身优势。换言之，无论人工智能的未来如何展开，美国的战略目标都保持一致。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为此，人工智能战略研究者需要思考三个问题：（1）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会持续加速并迈向超级智能，还是会在较长时期内趋于平稳？（2）技术突破是否易于复制，还是困难重重且成本高昂？（3）当前中国究竟是在全力竞逐技术前沿，还是在把资源投入其他领域，并计划于未来再进行模仿和商品化？这三个问题各存在两种可能的答案。将这些答案进行排列组合，便形成一个2×2×2三维分析框架，呈现出八种可能的未来世界图景。
在这个矩阵中，第一条坐标轴涉及人工智能发展的性质。一端是超级智能，即远超人类、具备递归式自我改进能力的人工智能，能够通过自我学习不断提升智能，并创造新发明与知识。另一端则是性能有限且参差不齐的智能：虽然在科学、经济与军事领域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应用前景，但尚不足以构成历史性断层。如果人工智能向超级智能演进，那么即便是微弱的领先优势，也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反之，如果人工智能发展呈现有限且参差的趋势，那么优先推动技术采用和扩散或许更具现实意义。
第二条坐标轴是技术追赶的难度。一种情境中相对容易，技术突破可通过多种方式被迅速复制。另一种情境则技术追赶极为困难，前沿能力依赖于完整的技术堆栈，包括专门硬件设备、机构专业知识、规模庞大的独特数据库、具有活力的人才生态，以及一系列难以预见的结构性因素。如果是前者，竞争的重点将更多向技术扩散转移，即赶在对方之前，率先将本国的人工智能系统嵌入全球市场与国际网络之中。如果是后者，战略重点将倾向于保护前沿能力的核心基础，使技术优势持续累积的关键投入与专业知识体系。贯穿这一坐标轴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人工智能是否会扩散，而在于它将以多快的速度扩散、扩散至哪些主体，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进行扩散。
第三条坐标轴考虑的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一种情况是，中国正通过投资大规模训练任务和竞争实验室，加速推进前沿人工智能的研发。另一种情况，中国尚未全力竞逐前沿，而是更优先关注技术的采用与扩散。这里聚焦于中国，是因为在当前阶段，中国仍是美国在人工智能前沿领域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如果将来出现其他有关行为体，这一矩阵模型也需要相应调整。
总体而言，这三条坐标轴共同构成了八种可能的世界图景。政策制定者的任务，便在于为这一矩阵中的各个情境配置相应的合理政策选择。当然，现实远比任何图表更复杂。这一框架还可以增加更多坐标轴，而每条坐标轴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光谱。虽然只基于二元结果进行战略规划更简单，但政策制定者依然可以思考各种事件发生的概率，将这些介于坐标轴两端之间的诸多可能性纳入考量。无论如何，将不确定性因素纳入政策框架之中，至少能迫使政策制定者审视自身的假设，并为多种可能的未来场景进行规划，而不仅仅是围绕单一的前景展开布局。
第一种世界
首先，可以设想这样一种世界：超级智能是可实现的，技术难以被迅速模仿，而中国正在全力竞逐前沿。在这个世界里，人工智能竞赛将兼具军备竞赛和太空竞赛的特征，一场争取率先抵达并掌控前沿技术的较量，且赌注极其高昂。谁能够率先开发并控制最先进的系统，谁就可能获得持久性的技术、经济以及军事优势。
美国对此或许不得不考虑启动“曼哈顿计划2.0”。这意味着大规模动员公共资源，高度协调政府和产业运作，并采取军事级别的严格保密措施。这甚至可能需要新的法律授权，或者扩大1950年《国防生产法》的适用范围。这样的战略举措将迫使政策制定者在两种路径之间做出选择：是将研发集中于单个实体，以确保严格的安全监管；还是维持多个前沿实验室之间的竞争，通过并行实验更快取得成果。
在上述条件下，美国很可能会尽其所能强化出口管制。半导体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将受到更严格的监管，而与盟友之间的协调合作则会在防止规避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模型权重、训练数据以及数据中心都需要加强保护，以避免遭到窃取或破坏。
而为了防止超级智能走向失控，中美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如何与中国合作进行风险管理，也将成为美国的核心战略议题。人工智能技术进步越快，自动化系统以双方都无法完全预测的方式相互作用而导致事故或意外升级的风险也越高。对此，一种可行的方案是达成共同限制协议，即在建立足以跟上技术发展速度的安全体系之前，中美同时限制其人工智能的开发。然而，这种安排将极其脆弱且难以维持，因为双方之间存在深刻的不信任，验证机制也面临巨大挑战；更重要的是，任何一方一旦打破协议率先加速竞赛，都有可能获得巨大的战略收益。
由于在这一情境中，技术追赶较为困难，而中国能否取得成功又仍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对美国而言，率先实现超级智能的窗口期十分短暂。为此，美国必须做出决定：是否需要采取措施以阻止其他国家获得这种能力。与之对应的另一种情境同样重要：如果中国率先抵达了技术前沿，那么美国则必须准备好应对并减轻其带来的风险与损害。而如果中美两国都跨越了这一门槛，那么双方就需要通过明确的安全措施、沟通机制以及战略限制来降低风险，防止超级智能失控，同时避免这类能力落入流氓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手中。
第二种世界
在另一个世界中，超级智能仍然是可实现的，追赶前沿技术依旧十分困难，但中国并未全力竞逐技术前沿。在这种情境下，美国将迎来一个单极人工智能时刻。即便中国采取局部投资战略，考虑到技术追赶本身的困难性，美国几乎必然独占技术制高点，并更有可能去塑造随之而来的国际秩序结构。此时的核心问题将不再是如何赢得竞争，而是如何运用并管理这种领先地位。
在产业层面，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以更稳健的节奏推进。尽管为了实现超级智能，研发投入仍需维持在较高水准，但类似于曼哈顿计划的大规模国家动员将不再成为必要。美国需要守卫技术前沿，保护模型权重、算力资源以及关键人才，同时让创新生态系统保持活力并持续运转。
这种未来也会令许多国家感到不安。如此具有变革性的力量掌握于一个国家手中，势必会引发外界的疑虑，就美国是否会负责任地行使其领导权，抑或仅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的任务便是建立并维系一种民主式人工智能秩序，为其在前沿领域的领导地位赢得信赖。这与1945年的情况类似，但在当今政治与地缘政治的背景之下，无疑更为困难。由于在超级智能尖端领域并不存在另一个直接竞争对手，美国也能够更加从容地实施单边限制，通过控制前沿研发的进展速度，确保安全机制保持同步协调。与此同时，技术扩散将更具战略性和选择性：一方面向盟友和伙伴提供安全可控的技术，另一方面防止人工智能扩散走向失控。
在国内，美国能够将重点放在构建新的社会契约上。如果人工智能带来了巨大的生产效率提升以及能力增长，那么挑战便在于如何将这些收益转化为广泛繁荣，并同时强化社会韧性以应对人工智能冲击。合理的监管制度应确保安全与问责，同时避免阻碍技术进步。
当然，这种单极状态可能只是暂时的。一旦美国率先实现了超级智能，中国很可能会迅速转入全面竞逐模式，而其他大国同样也不会坐视不理。因此，美国必须思考如何应对，以及怎样利用自身地位优势来塑造技术扩散的形式和方向。
第三种世界
第三种可能性是一个全面扩散的世界：超级智能可实现，技术追赶较为容易，中国也正全力竞逐前沿领域。技术突破快速累积，其复制与传播的速度同样惊人。此时美国的任务将不再主要是遏制，而是增强自身韧性。换言之，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多种新型威胁，确保本国的网络安全、生物安全，以及基础设施和国防体系的稳定。
在这一情境下，竭力争先还是紧随其后，便成为一项战略抉择。如果技术迅速扩散，那么就算率先取得了突破，其领先优势也只会是短暂的；可即便如此，倘若将这一机会拱手让人，也会在一段时间内暴露出相当的脆弱性。而如果人工智能持续以高速累积发展，那么取得领先优势就更为重要。先发制人，便能较早地沿着这一能力增长曲线向上攀升。基于此，防御性竞赛或许是最优策略：在维持高水平研发投入和前沿能力建设的同时，不断强化体系安全与韧性，使其与之匹配。
创新生态系统本身也将面临压力。由于任何技术成果都能够迅速被复制，单一的领军企业几乎无法带来真正的安全价值。同时，如果投资者发现创新收益逐渐消失，那么大量从事尖端技术研发的私营企业也将难以维系。随着超级智能的商品化，许多此类企业都可能被淘汰。最终能取得成功的，未必是那些开发出更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企业，而可能是那些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持续获取价值的企业。
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也将显著提升，且不仅限于防止误判和事态升级。为应对技术扩散失控的威胁，美国必须构建新的全球合作机制，与盟友和中国共同努力，以减缓或防止相关技术落入不负责任的行为体手中。尽管中美之间的共同限制协议仍然难以执行，但双方都认识到风险与日俱增，因此在这一情境下，相关协议或许更具可行性。
出口管制或许仍能发挥作用，但其有效性取决于是什么导致了技术追赶相对容易。如果中国建立起了可行的算力技术栈作为替代，那么针对芯片的出口管制实际上已经失去效力，而竞争的重心也将转向全球范围内的技术部署。反之，如果是其他理由导致了技术追赶相对容易，那么芯片管制虽然不像在其他情境中那样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仍可以作为一种争取时间、延缓技术扩散的政策工具。
第四种世界
如果超级智能可以实现，技术追赶相对容易，而中国并未全力竞逐，那么美国将进入一个短暂的单极窗口期。它或许可以率先创造出人工超级智能，但其他国家一旦加入竞争便也能迅速跟进。考虑到中国尚不急于推动创新，放缓向技术前沿发起大规模冲刺的做法显得更具合理性，尤其是在能够避免全面扩散的情况下则更是如此。不过，这条路径同样存在风险：中国可能暗中行事，其他行为体也可能出乎意料地超越美国的能力水平。
如果美国选择继续推进，那么它将需要决定该如何运用自身的领先优势。美国可以尝试利用这一短暂的窗口期，阻止其他国家跨越技术门槛。或者，也可以在这段时间内，通过强大的超级智能技术，加强美国及其盟友的防御能力，推动实施安全保障机制，以防范人工智能失控以及技术无限扩散。
由于中国并未全力参与竞争，因此它很可能会采取另一种战略路径：商品化美国的技术突破，通过低成本的人工智能出口将中国技术体系嵌入全球市场，并借助机器人技术连接人工智能与现实物理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扩散将成为竞争的关键领域。美国需要加大对机器人技术和先进制造业的投资，将数字领域的技术突破转化为现实产业应用，与此同时，还必须果断推动安全且民主的人工智能系统向海外扩散，填补真空地带。
第五种世界
在接下来几个世界图景中，超级智能将不再是可实现的。其中一种情况下，追赶突破性技术将十分困难，而中国正积极竞逐前沿。中美将进入一场漫长而艰难的创新竞赛。尽管其战略意义依旧重大，但重要程度仍低于超级智能前提下的竞争。美国仍有必要持续投资研发，同时通过长期的产业政策予以支持，逐步建立起稳固的机器人技术和先进制造能力。政策制定者还须保持警惕，因为市场常常会对转折点产生误判。此时，风险管理的重点也将转向人工智能在生物、网络，以及军事领域被滥用的威胁。
技术扩散与部署的重要性将显著提升。美国不仅需要在国内产业体系和军事领域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还必须迅速将美国及其盟友开发的系统推广至海外市场。模型和数据中心的安全同样十分重要，由于技术追赶并非轻而易举，为了保障美国及其盟友的系统安全，前沿模型依旧不可或缺。然而，关键任务在于尽早推动具备竞争力的人工智能系统实现广泛应用，通过建立熟悉和技术依赖，在中国替代方案站稳脚跟之前就占据优势地位。出口管制仍然是延缓中国技术进步的重要工具，但美国也需谨慎权衡，避免相关措施反过来阻碍自身技术在海外的部署。
第六种世界
在一个不存在超级智能、技术追赶十分困难，但中国并未积极竞逐技术前沿的世界里，美国将保持较为稳固的领先地位，并拥有一段较长的窗口期来巩固自身优势，同时利用人工智能开发新药物、促进教育，振兴本土产业。中国并不一定会完全放弃人工智能领域，但它将大幅减少在前沿模型研发上的投入，以至于在事实上退出这场尖端能力竞赛。中国更可能会将重点放在应用层面，专注于将美国的技术突破商品化。与此同时，美国便能将更多精力投入安全保障和责任机制建设，并确保人工智能带来的收益转化为广泛繁荣。
在国际层面，美国将拥有更大的空间去建立一个关于人工智能未来的积极愿景，吸纳伙伴国家进入由美国主导的人工智能生态体系，为其提供模型、数据和基础设施，同时将关键能力保存在国内。这一战略的目标不在于快速且大范围地扩散美国人工智能系统，而在于确保传播的系统既具安全性，又与民主价值观保持一致。
第七种世界
倒数第二种情境如下：人工智能发展有限而不均衡，技术追赶较为容易，而中国正在积极竞逐前沿。在这里，中美之间将展开一场扩散竞赛。由于技术突破易于模仿，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长期垄断智能，真正的优势将来自于谁能更快地开发技术并实现商业化。
美国必须参与这场竞争，首先扩散至全球的技术体系将决定未来国际环境的面貌，而美国应致力于在其中树立自身价值观。此外，考虑到中国在竞争中扮演的角色，美国也必须以同样甚至更快的速度进行创新，以防止其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以及军事和情报领域的优势受到削弱。
技术扩散将不仅仅是人工智能战略的组成部分，而是将进一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支柱之一。中国已经系统性地向海外市场推广其技术，并常常与融资和大规模发展项目相结合。美国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担忧，如果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立在中国开发的模型之上，那么这些系统便有可能被用于获取数据、监控通讯以及开展大规模的影响行动。美国政府需要将人工智能扩散纳入其国家治理的一环，扩大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等机构的职能范围和可调配资本规模，以帮助美国及其盟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数据中心、数字网络以及因地制宜的人工智能系统。
如果技术复制十分容易且扩散不可避免，那么采取保密措施的回报将十分有限。更合理的做法或许是将关键系统的安全版本开源，或以广泛授权的方式进行推广，以确保这些系统在美国及其盟友的平台上运行。在这个世界里，出口管制能够发挥的作用将大幅下降。而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削弱美国在扩散竞赛中的优势，因为中国能够快速复制美国技术，进而轻易绕过这些限制措施。
第八种世界
在最后一种世界中，人工智能的发展轨迹将类似于历史上许多其他重大发明。美国依然保持创新领先地位，但技术进步很容易被模仿和复制。为推动大规模前沿研发，私人资本的投入必不可缺，而这种搭便车的现象会使得动员尤为困难。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并未积极参与竞赛，以国家安全为由推动公共投资的正当性也不再像其他情境中那样具有说服力。因此，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将更多取决于技术扩散带来的预期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开源模型很可能将占据主导。
围绕人工智能领导地位展开的竞争，其本质上也是一场扩散竞赛。类似于以往的案例，例如5G技术，竞争的核心驱动力在于技术部署和规模优势。美国所面临的任务是确保美国及其盟友的技术体系能够成为全球产业运行的默认基础设施，从而压缩中国替代方案的应用空间。
结语：从情境到战略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国家战略，与其说是预测某种单一的结果或寻找唯一正确的政策，不如说是采取概率化思维。为运用这一框架，政策制定者首先应当选择一个基准情境，即他们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未来世界。他们的每一项重大政策提议都应依据这一基准情境进行检验。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还必须思考，在那些美国最为脆弱、风险最高且代价最大的情景设计中，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在此基础上，他们还需要进行战略对冲，一方面围绕基准情境制定战略，另一方面确保该战略即使是在最具挑战性的世界中也仍具备韧性。这意味着识别哪些政策能够在多种世界发挥作用，哪些能够迅速调整以适应变化的局势，以及哪些会在对基准情境判断失误时带来严重损害。
针对这八种可能的未来世界，美国政府都应准备好一套随时可以执行，且能够根据形势变化进行调整的计划方案。其任务并不是要做出完美的预测，而是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寻求平衡，随着概率变化不断调整优先级，根据现实需要重新绘制分析矩阵，并建立能够完成这一切的系统与机制。它的目标实则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为战略提供规范，明确各种假设，并与其他可能性互相检验。这一框架本身也将不断演进，影响人工智能发展的因素远不止之前提到的三条坐标轴，一些今天看似关键的问题未来或许会得到解决，新的问题则会不断涌现。而美国所真正需要的，正是一套能够随着证据积累不断调整的政策框架。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地缘政治绝不会简单明了。但如果缺乏规范化的思维方式，战略最终还是会倒塌在各种隐含的假设与议程之下。政策制定者当前的任务已经十分清晰：不要把人工智能视为某种单一叙事，而应将其视作一个不断变动中的战略图景。研究认为，如果美国领导人能够学会以这种方式思考，那么他们便能定义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其他人也会乐意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