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顿“来自中国的报告”再现东京审判证据：揭露日军侵华四类暴行

近日，约80年前东京审判期间完成任务的6本日记、数份泛黄的“来自中国的报告”原件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经专家初步核查，这批材料被认定为东京审判时期美国副检察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私人遗留物，并从多个层面呈现侵华日军暴行的证据线索。

萨顿在东京审判时期担任美国副检察官。1946年，他随国际检察局团队来华，主要承担日军在华战争罪行的调查，其中南京大屠杀证据的搜集尤为关键。抵华后，他先后前往上海、北平、重庆、南京等地开展调查，收集大量亲历者证言与统计资料，同时与中国政府官员、传教士、医生以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会面，为东京审判的形成积累了重要依据。

专家初步研究认为，这批珍贵档案主要从四个方面揭示侵华日军的罪行：

其一，大规模屠杀罪行。萨顿在1946年4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当天他探访了一座年久失修、曾遭战火破坏的中国基督教教堂。随后又来到扬子江边一处实施大规模杀戮的地点，据记载，日军曾在此用机枪处决6000名中国人……相关记录为日军大规模残害平民与战俘的历史事实提供了佐证。

萨顿日记中的部分内容。（受访对象供图）

在南京期间，他还补充整理了书面材料，例如1946年3月编写的《1937年日本人大屠杀南京之报告与统计》。该文件对被杀害与遭强奸者的总人数、尸体发现位置等关键细节作了详细记载。与此同时，萨顿提交的报告《暴行摘要——日军在华所犯反人类罪（丙级战罪）1937-1945》则以较为系统的方式，列举日军在华实施的强奸、掠夺、恶意破坏等暴行，并强调这些行径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同时在日本军政当局的默许甚至授意之下进行。

其二，残害平民的暴行。萨顿编写的《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共89页，汇集了27份中国证人的证词复印件。证言中，目击者对其亲身经历的多起大规模屠杀、强奸等暴行进行了具体叙述。这些证词多由证人直接提供，并在萨顿及同僚的实地调查中获得。

萨顿撰写的《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受访对象供图）

其三，对华实施细菌战。根据萨顿日记的记录，1946年3月至4月期间，他与同僚在华调查取证时，已接触到日军细菌战相关的线索。1946年3月28日，在重庆他与金宝善博士、陈文贵博士等证人会面，会议主题在记录中明确写明为“关于细菌战”。随后，萨顿在致检察官基南的信中提到“现在正在中国努力搜集额外的证据”，表明检方并未停止对该类罪行的追查。

其四，逼迫中国人种植鸦片。萨顿在日记中写道，日军不但允许鸦片与毒品在占领区内流通交易，还通过扶植的中国伪政权对其进行纵容与推动，其核心目的主要包括两点：以鸦片贸易作为伪政权的财政收入来源；同时削弱乃至摧毁中国民众的健康状况与抵抗意志。

《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占区的鸦片和毒品贸易》共41页，进一步追踪并勾勒出鸦片供应链条的脉络，同时也揭露毒品泛滥给南京市民带来的严重危害。

萨顿撰写的《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占区的鸦片和毒品贸易》。（受访对象供图）

专家指出，新近发现的萨顿日记及“来自中国的报告”系列原件，与现有档案史料能够相互印证。“这批档案作为一手史料原件，是日军侵华罪行的铁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专家杨夏鸣表示。

纸页泛黄、字迹清晰如刻，那些被岁月封存的细节，凭借不可辩驳的史实力量，对歪曲与遗忘作出有力回应，并持续提醒世人铭记战争罪责、守护历史真相。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说，除法庭卷宗之外，这些一手亲历记录饱含萨顿对日军侵华暴行的震撼与对战争的深刻反思，使那段民族浩劫以更为直观且确凿的面貌被永久铭记在历史记忆中。（记者蒋芳、邱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