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为国血泪而登台

新华社上海5月3日电（记者陈浩明、万象）在最艰难的时刻，梅汝璈向海明立下誓言：“倘若不能将战犯严惩到底，便无颜再去面对江东父老，唯有蹈海而死，方可告慰国人。”

年逾花甲的梅小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父亲梅汝璈的传奇人生，脑海中时常浮现那样的场景：父亲为东京审判耗尽心力、白发早生。

20世纪50年代，梅汝璈与儿子梅小璈（前左）、女儿梅小侃（前右）合影（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1904年，梅汝璈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朱姑桥梅村。尽管家境并不算差，父亲对他的要求却十分严厉，年少的梅汝璈总会随身带着一本英语书，一边做事一边刻苦攻读。1916年，少年梅汝璈凭借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24年，他赴美深造，先后进入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学习，24岁取得法学博士学位。

梅小璈认为，父辈那一代留学生在国外并不容易，他们往往要比常人投入更多努力，才能真正获得认可与尊重。

1929年，梅汝璈学成回到国内，先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任教，讲授英美法、政治学、国际私法等课程。抗战岁月里，梅汝璈坚守教学阵地：既传授法律知识，也用自身行动引导学生做有骨气、知耻辱的中国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美、中、英、苏等11国在日本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依法审理二战日本甲级战犯。梅汝璈作为中国法官赴东京参与审判，正是这11名法官里唯一的中国籍成员。

梅汝璈（左二）在东京审判现场（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史料显示，正义审判启动之初，梅汝璈曾向国际社会发出严正呼吁：“中国遭受日本侵略最为猛烈，抗战时间最长，所付牺牲最大！”他同时指出：若非日本作出无条件投降，东京审判也不可能出现；而法庭上各国法官的座次，应当依据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来安排。

据梅小璈回忆，东京审判期间父亲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身为中国籍法官，梅汝璈既要遵循法官中立原则，又必须维护民族利益。“作为当时‘四万万同胞’中的一员，父亲的心声与诉求同样与普通中国老百姓相通——要让战犯得到应受的惩罚。”

梅汝璈与到庭的中国同事一起，在审判全程中不断遭遇各种阻力。他常在休庭时与其他法官进行深入沟通，揭露日军在华犯下的种种罪行。

历经818次开庭，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宣告结束。但最终裁决也让梅汝璈留下难以抹去的遗憾：28名甲级战犯中，除2人因病去世外，只有7人获判死刑，16人被判终身监禁（后续多数获得假释），1人获判20年监禁，最低刑期仅为7年。更令人生愤的是，日本昭和天皇竟得以安然脱身，未能受到法律的制裁。

“回国时，父亲也不过才44岁，头发已经花白。”梅小璈说，在法官席位争议、判决书起草、坚持施以死刑处罚等关键环节里，他始终尽力维护祖国的尊严与人民的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梅汝璈投入我国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先后担任外交部顾问、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职务。20世纪60年代，他开始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但最终未能完成。

20世纪80年代，梅小璈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一捆每页400格的稿纸，纸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东京审判的珍贵细节。手稿内容十分翔实：从法庭组建过程到甲级战犯名单的确定，从法官座次之争到法庭内部运行机制，几乎事无巨细地记录了这场“世纪审判”的各个方面。这份材料正是梅汝璈所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前四章的原始手稿。

2025年8月，梅小璈在阅读父亲梅汝璈所著书籍《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新华社记者 陈浩明 摄

80年过去，东京审判开庭时的庄严气象依然令人难忘。在梅家后代的心里，梅汝璈法官的一段记述同样深深铭刻：“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记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若把过去的苦难忘得干干净净，未来的灾祸就可能随之而来。”

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语，不仅是梅汝璈对历史的深刻体悟，也成为他对后辈们的殷切叮嘱与精神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