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八十载：历史正义的警示回响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东京正式拉开帷幕。

在由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讲堂改建而成的法庭内，11位战胜国法官庄重就座。曾经挑起侵略战争、给亚洲及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罪魁们，首次在历史与法律的审判台前接受审视。

东京审判并非仅仅是一场司法程序。它标志着对日本侵略战争罪行的最重要法律清算，是对《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精神的生动实践，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法理确认，同时也是构筑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一环。

八十年时光荏苒，东京审判的意义并未褪色。

当前，日本国内否认侵略历史、为军国主义招魂、鼓吹修改和平宪法、推行军事扩张的论调甚嚣尘上。东京审判所代表的历史正义与清算，以及对日本战犯的罪责判定，早已超越了厚重的历史卷宗，更因日本国内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其现实警示意义愈发凸显。

东京审判现场（资料照片）

“一群战犯，犹如一支仓皇送葬的队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此之前的数十年间，日本军国主义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幌子，悍然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全面侵华战争，再到偷袭珍珠港、蹂躏东南亚，整个亚太地区都被拖入了战争的深渊。

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731部队的人体实验、细菌战、毒气战、马尼拉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慰安妇”的血泪控诉、战俘与劳工的累累白骨……无数滔天罪行，共同描绘了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血腥图景。

日本投降后，如何追究军国主义的战争责任，成为历史留给国际社会的重大课题。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联合发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确指出：

“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铲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建立。”（第六条）

“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第十条）

东京审判正是基于上述要求启动的。

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正式颁布。同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特别公告，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

“一群战犯，犹如一支仓皇送葬的队伍。”当时的日本媒体如此形容战犯们到庭时的情景。

法庭所要埋葬的，正是那极其凶残、极其野蛮的日本军国主义机器及其首恶。

东京审判绝非仅仅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它更是对“侵略战争合法化”这一弱肉强食旧时代逻辑的否定，是战后国际秩序最重要法律与道义基石之一。

东京审判首次系统性地确立并实践了“反和平罪”的概念。人类社会首次在国际法层面上确认——发动侵略战争本身即为犯罪。这一原则此后深刻影响了《联合国宪章》及战后国际法体系。《联合国宪章》明确禁止以武力威胁或侵犯他国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其精神与东京审判一脉相承。

1948年11月12日，来自中国等11个国家的东京审判法官们做出了最终判决：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等25名被告被判定犯有“反和平罪”，即甲级战犯。其中，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东京审判共收集了4336份证据，庭审记录长达48412页，包括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在内的前后419名证人出庭作证，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牢牢钉在历史的审判台上。这是日本作为国家层面，被国际法庭明确认定发动了侵略战争，驳斥了日本狡辩的“自卫战争”论，确认了“大东亚战争”的非法侵略性质。

然而，与德国纳粹所遭受的纽伦堡审判相比，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清算并不彻底。

在东京审判的筹备期间，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了“铁幕”演说，预示着冷战的来临。1947年后，美苏对抗日趋激烈。美国开始将日本视为冷战在东亚的重要战略支点。美国利用其单独占领日本的二战“红利”，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清算逐渐让位于大国博弈的政治考量。

早在1946年6月，在日本被视为“太上皇”的麦克阿瑟便擅自释放了曾任东条英机战争内阁顾问的藤原银次郎、曾任汪伪政府最高经济顾问的小仓正恒等重要财阀战犯。次年8月30日，麦克阿瑟又下令释放了23名重要战犯。1948年11月东京法庭宣判后不久，麦克阿瑟于同年12月24日将囚禁在巢鸭监狱内未被同时起诉的19名甲级战犯全部释放。

此外，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罪犯，几乎完全逃脱了审判。据相关档案材料披露，美国为了获取人体实验数据，与731部队成员进行了秘密交易，并给予其豁免权。

不审即纵，审而不罚，判而未果，东京审判后惩罚的“烂尾”在日本战后留下了巨大的历史裂痕，也成为日本历史修正主义一再死灰复燃、当下“新型军国主义”形成并为患的关键远因。韩国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权起植表示：“在某种意义上，东京审判是一场未完成的审判……当今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复苏，原因之一正是东京审判未能完成彻底清算。”

3月5日在日本东京拍摄的市谷纪念馆内景，这只是当年法庭的小部分“迁移复刻”。（贾浩成 摄）

“新型军国主义”的招魂术

对于东京审判，日本右翼势力始终如鲠在喉，一些右翼政客公开声称，东京审判强加给日本人“自虐史观”。

千方百计抹杀东京审判的历史印记，也因此成为日本右翼的“怨念”。八十年来，一方面，与东京审判相关的历史遗址被系统性地清除。例如，东京审判的法庭原址已被拆除并部分重建于现在的防卫省内，参观手续繁琐；一度关押战犯的巢鸭监狱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被拆除，改建为商业设施。另一方面，日本右翼势力用各种手段为战犯招魂，甚至为其喊冤。

1960年，日本右翼团体在爱知县三根山建造庙宇，供奉被处决的7名甲级战犯。

1978年，靖国神社将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偷偷移入神社。

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八一五”投降日以公职身份公然参拜靖国神社。

1998年，一部为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及东京审判翻案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在日本全国公映。

2026年4月，靖国神社春季大祭期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连续两天供奉祭品、献上“玉串料”（祭祀费），上百名日本国会议员集体“拜鬼”，上演了一场群魔乱舞的招魂闹剧。

战败后的日本，之所以能够重新回归国际社会，一个重要前提是接受东京审判的裁决。这不单是一个历史态度问题，实际上是日本战后国家合法性的起点之一。否定东京审判，等同于否定了日本战后和平国家身份的历史基础。

对于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这不仅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政治问题。历史记忆决定未来走向。一旦侵略战争被美化，历史教训无疑将化为泡影，新的侵略扩张冲动也将故态复萌。

俄罗斯二战史专家阿纳托利·科什金指出，日本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合法性，其本质是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必须坚决抵制这一极其危险的动向。

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认为，否定东京审判的行为公然违背了战后国际秩序。在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为战犯翻案的举动，实质上是试图通过美化侵略历史，为日本再次扩大军事力量寻找精神支撑。

“如果任由这种为军国主义招魂、企图颠覆战后共识的行为发展，必将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松岛教授强调。

5月3日，在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的梅汝璈故居，讲解员梅庭军（右一）为游客讲解东京审判历史。（万象 摄）

两个“5月3日”，同一历史逻辑

5月3日，东京的天气阴晴不定。五万民众聚集在毗邻东京湾的一处大型公园，高喊“反对战争”“反对修宪”“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

5月3日，既是东京审判开庭日，也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回顾历史，东京审判开庭一年后，新的日本国宪法颁布实施。

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反和平罪”被视为“甲项罪行”，是审判甲级战犯的核心法律依据。法庭认为“反和平罪”不仅是国际罪行，更是“最高等级的国际犯罪”。“反和平”，是日本军国主义所有罪行的总和、所有暴行的源头。

而日本战后新宪法的核心理念便是“和平”，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久放弃发动战争，不保持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东京审判与日本宪法，本质上属于同一历史脉络。对东京审判的攻击和否定，必然也会折射出对现行和平宪法的攻击和篡改冲动。这正是当前日本国内急于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的危险之处。这股修宪政治潮流背后的思想脉络，实际上与否定东京审判的一系列动向暗通款曲。

日本一些右翼政治人物不断鼓吹：日本应成为“正常国家”；自卫队应拥有国防军地位；日本应突破“战后体制”；现行宪法限制了国家安保路线，等等。

这些说辞背后，隐藏的深层逻辑是，源自东京审判的战后秩序安排对日本而言已“不合理”“不可接受”。日本右翼希望摆脱的“战后体制”中，东京审判及其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显然是其眼中钉、肉中刺。

近年来，日本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发展远程打击能力，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并不断强化军事同盟体系。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国内部分舆论正在重新将中国描绘成“主要敌人”，并借所谓的“安全危机”推动军事正常化。

这种手法，与战前日本不断制造“国家危机”“生存空间危机”的逻辑存在某种危险的高度相似性。

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在5月3日的宪法纪念日集会上高声呼吁，日本宪法是国民为防止国家再次发动战争而施加的约束，绝不能允许抛弃和平宪法。

东京审判现场，梅汝璈为后排右四。（资料照片）

3月31日，日本防卫省分别在熊本县和静冈县的陆上自卫队基地部署了“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这是日本首次部署号称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

同样的远程攻击武器部署也出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海上自卫队宙斯盾舰“鸟海”号近期在美国完成改造后，将配备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航空自卫队则将在F-35隐形战斗机上搭载挪威制造的“JSM”巡航导弹。

上述“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显然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且隐含的“攻击对象”指向不言而喻，对周边国家构成了重大威胁。日本舆论指出，这标志着“专守防卫”的日本安保政策出现了重大转折。

借“国家安全”突破和平约束；

借“地区威胁”推动军事扩张；

借“历史正常”否认侵略责任；

借“民族自豪”淡化战争罪行。

这种趋势，正在冲击东京审判与《联合国宪章》共同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社会特别是亚太近邻对日本国家走向的“安心感”。

“今日探访当地一座被毁教堂，随后前往长江边一处大规模屠杀地点——据有关信息，日军曾在此用机枪处决6000名中国人。原址上的工厂已被彻底焚毁。”1946年4月7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美国检察官萨顿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南京大屠杀搜证的经历。

萨顿的日记以及配套的侵华日军罪行报告，直击了日军在南京进行的系统性、有组织的屠杀、强奸与酷刑，彻底戳穿了日本右翼“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的谬论。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

中华民族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东京审判的诸多重要证据，正源自中国人民血与泪的历史见证。对于中国人民而言，东京审判从来不是遥远的国际法事件，它是无数死难者终于获得的一次历史正义。

今日，中国坚持铭记历史，并非为了延续仇恨。铭记，恰恰是为了和平。和平从来不能靠遗忘获得，更非一厢情愿便能守护。和平必须建立在正确历史认知的基础上。如果侵略被美化、战犯被神化、罪责被否认，战争的阴影就不会真正远离。对于任何否认侵略历史、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危害地区和平的危险动向，中国人民都将保持高度警惕。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负责，也是对亚洲与世界和平的负责。

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在其庭审日记中写道：“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军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身上。但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记者 冯武勇 陈泽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