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算法困局 为青年婚育观注入正向力量

方增泉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

常晋：婚姻与生育，既关乎个人幸福，也是社会和谐与人口结构的重要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倡导积极婚育观”。此前，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多家社交平台发布《网络社会与青年婚恋观调查报告（2026）》，报告显示：社交媒体已深度融入青年婚育观的塑造过程，既发挥“放大效应”也承担“塑造功能”。如何理解这一新趋势？

方增泉：以往，年轻人的婚育观念主要源自家族传承、同伴交流和身边人的言传身教。如今截然不同，大量年轻人通过互联网平台倾诉情感、寻求建议、汲取经验，婚育观念的形成路径从“现实主导”转向“虚实融合”。我们对2823名18至35岁青年开展问卷调查，发现76.6%的受访者表示其婚育观受到社交媒体的显著影响。

实践中，算法推荐机制容易催生信息茧房。首先是“信息窄化”，用户接触到的婚恋话题日趋同质化，信息获取范围不断收窄。其次是“回音室效应”，持有相近观点的人群聚集互动、相互印证，排斥多元声音，例如极端的恐婚情绪或过度功利化的婚育观念在圈层内不断强化、愈发“坚定”。第三是“自我强化循环”，青年因接触特定内容形成某种认知后，算法持续推送同类信息，形成“接触—认同—再接触—更深认同”的封闭链路。

常晋：社交媒体已不再是现实的“虚拟延伸”，而是青年探索亲密关系的关键空间。您提到的三层效应相互叠加，容易将年轻人的婚恋认知“禁锢”在一个回声室内，听到的尽是同质化声音。偏激言论被误读为“主流声音”，而沉默的多数反而沦为“隐形群体”。

方增泉：数字环境犹如一柄双刃剑。丰富的内容打破了传统婚恋的单一叙事，满足了年轻人对婚恋“全周期规划”的需求，但同时也可能催生“过度的焦虑”和“过高的标准”。

网络空间会产生“变形镜”效应，映射现实却存在扭曲和偏差。在匿名环境中，偏激言论更易被放大，形成虚假的“主流”假象。那些经过刻意剪辑的极端个案、人为制造的两性对立、过度渲染的彩礼纷争和家务分担争议等内容，都会加剧“过度的焦虑”，加深婚恋中的信任危机。

至于“过高的标准”，当前网络上充斥着大量精心包装的完美伴侣人设内容，这同样不利于培育积极的婚育观。有学者从神经科学角度分析，网络上的“三高”信息——高颜值、高情绪价值、高物质保障，对神经系统形成强烈刺激，激活大脑奖赏回路，提升理想婚恋对象的期待阈值。一旦回归现实，心理落差随之而来，反而导致实际婚恋遭遇困难。

常晋：“过度的焦虑”令人不敢爱，“过高的标准”令人不善爱。那么如何扬长避短，使社交媒体成为培育积极婚育观的重要载体，助力新型婚育文化建设？

方增泉：调查显示，70.9%的青年期望平台能积极引导健康的婚恋观念。监管部门可制定社交媒体婚恋内容正向引导规范，开展不良内容专项治理，明确平台的限流、标注或下架责任。

平台应积极设置正向议题，为倡导平等相处、自主选择、摒弃物质化的婚恋观内容创作者提供流量扶持；对挑动性别对立、渲染家庭矛盾和代际冲突、宣扬极端功利化等内容坚决予以删除。同时优化算法机制，减少单一偏激内容的集中推送，防止用户陷入“越看越局限、越看越偏激”的信息陷阱。

婚恋是一门学问。高等院校亦可积极作为，引导青年群体勇于爱、善于爱。例如，部分高校开设《幸福心理学》等课程，帮助年轻人在“爱中成长、在成长中爱人”；部分高校组织“恋爱观与亲密关系”团体辅导活动，让学生在互动中探索爱情认知，掌握相处之道。相关课程和活动广受好评，有时甚至一座难求，这说明年轻人并非排斥恋爱指导，而是期待更加贴心、更加自然的相关活动。

常晋：平台要有平台的责任担当，高校要有高校的教育作为，社会更要有社会的温情关怀。归根结底，青年婚恋不仅是一道个人选择题，更是一道社会必答题。为年轻人营造经济上可承受、选择上受尊重、环境上更包容、服务上更完善的婚育友好生态，方能更好回应青年的幸福期待，呼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多方协同，持续完善经济支撑体系、优化网络内容生态、健全公共服务机制，方能让青年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行稳致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青春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