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开源之争：时代的浪潮与个人的博弈

近期，关于AI模型开源与闭源的对决在外网闹得沸沸扬扬。各行各业的技术精英纷纷挥毫泼墨，发表长篇大论。从黄仁勋的《开放权重与美国AI领导力》，到Anthropic达里奥的立场声明，再到扎克伯格在《华尔街日报》撰写的万字长文《The AI Future Is for Everyone》（AI的未来，属于每一个人），以及无数科技博主的短视频论战，最新动态显示，这群人正齐聚华盛顿白宫和国会山，轮番上阵，试图左右国家政策的制定。

目睹此景，我联想到中国网络流传的一个典故。回想当年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上探讨金融监管与创新的平衡时，其声势与如今AI圈内炒作开源闭源的狂热何其相似。殊不知，后来《人民日报》的社论已为这场争论盖棺定论：“从来就没有马云的时代，只有时代的马云”。在历史的长河中，所谓的技术创新微不足道。人本渺小，无论自诩多强，即便马斯克造访中国，在酒桌上也需端起酒壶绕场敬酒。这篇社论比无数网络小作文更雄辩地证明：成就个人的是时代，而非个人创造时代。

基于《人民日报》的论断，关于AI开源与闭源的无谓争斗，结论显而易见：是时代的AI，而非AI的时代。研发AI模型者无需妄图改变世界，最终AI必将服务于时代。开源与闭源的博弈终将导向“强监管”及双方观点的折中，倾向何方取决于决策者背后的利益博弈。无论全球何处，决定AI走向的终究是代表官方的“人”。遗憾的是，马云当年只顾在公开场合高谈阔论，未能像如今美国AI巨头那样，身着西装游说北京人代会，从而影响政策制定者；因此，最终只能受制于政策制定者。

我欣赏美国这群理工男掀起的技术浪潮，不仅因其技术本身，更因其带来的思想观念革新及哲学认知的演进。我不认为当代哲学应固守百年前的理论框架，去束缚对未来的认知与文明边界。至少，技术创新引发的哲学思辨极具价值，社会应鼓励此类前沿思想的碰撞与交流，这正是现代文明不断进步的动力。

聚焦于开源与闭源模型的争论，硅谷盛行“有效利他主义”，如马斯克、奥尔特曼、达里奥等人，主张以时间、金钱和职能换取全人类福祉最大化，强调博爱、道德中立与平等。这颇具功利主义色彩，何为最大化？谁在定义？与之相对的是“慈善地方主义”，认为人对邻居和本地社群负有特殊责任，慈善应优先照顾社区。这种计算爱心距离的行为显得无聊且虚伪。尽管各方都认为在改变世界且目标宏大，但究竟何种方法最优却鲜有人深究，各自为政。

我素来坚信技术中立，认为科技不过是物理化学规律，无阶级属性，亦无太多人性善恶的争论。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

曾有学者探讨此议题，但相关著作我尚未完全参透。加拿大哲学家芬伯格的《论技术与现代性》作为现代技术批评理论的奠基之作，探讨了技术与社会民主化的关系。国内亦有学者用马克思理论解读芬伯格思想，虽未读懂，但其方法论值得参考。此外，务实派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在《公正》、《反对完美》及公共哲学中，列举了诸多伴随新技术出现的社会治理矛盾案例，却皆无解，引人深思。我相信美国AI大佬们皆读过此类书籍，心中自有一杆秤，面临抉择。

我热切期盼中国能涌现此类思想争鸣，以推动良政善治。改革开放初期关于真理标准的论战，促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90年代初“姓资姓社”的争论，最终引出邓小平南巡讲话及“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论断。此后，各类体制内外争论虽多，最终皆统一于“三个有利于”理论。这些浅显结论背后蕴含深厚哲学底蕴，远胜于晦涩大部头或只讲问题不讲结论的思潮。

建议：可将“三个有利于”理论包装后，赠予白宫和国会山的律师出身的政客。这彰显了中国社会治理智慧。愿我们持续与时俱进，涌现新理论，这亦是人类文明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