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并非万能，福特返聘350余位资深工程师
在新兴的后人类时代背景下，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再是焦点，被降至次要位置，甚至被完全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人工智能（AI）和工作自动化的推进正以极快的速度发展，在为众多领域带来潜在应用与价值的同时，也在塑造着未来的经济形态。
然而，如果盲目且急促地启用新技术的全部功能，带来的可能不仅是风险、威胁与混乱，还有其日益增强的"创造性破坏"，波及工人、作家、艺术家、企业，甚至整个经济与社会。
人工智能把控效果不佳，福特返聘资深工程师
最近，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承认，AI并非万能，至少现阶段如此。
原因是引入AI系统来提升车辆质检后发现，由于技术无法匹敌经验丰富员工的判断力和专业积累，其AI系统在质量把控环节表现欠佳，导致产品质量下滑。忽略了资深工程师积淀的"隐性知识"难以被完整转化为训练数据，低估了最有经验工程师的价值。
为此，福特在过去3年内返聘、晋升或新聘超过350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质量检查员，以弥补自动化质量系统中的漏洞，算是对经验依然拥有模型难以跨越的护城河的一种含蓄认可。
此举正值各行各业竞相将AI融入运营、试图降低人力成本并提升生产力之际。
这一逆转之所以引人关注，并非因为它对福特而言独一无二，而是因为它折射出整个行业对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力的假设正在悄然崩塌。
在人工智能工具接手之前，这些资深工程师曾一直是美国汽车制造商竭力减少质量相关问题的核心力量。如今，这些经验丰富的质检人员被重新召回，帮助培训新员工，并修复品牌持续面临的整体质量问题。
这一调整的背景是福特近年高频率的召回：2025年发起153次召回，涉及约1300万辆车；2025年4月至2026年4月累计召回1960万辆，超过同期其他车企总和；2026年前六个月已召回约1000万辆。
福特车辆硬件工程副总裁查尔斯·潘表示："作为工具，人工智能无可挑剔，但它的成效取决于你用来训练它的信息。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那些拥有丰富产品周期经验的资深工程师的经验。"
迄今为止，该策略对福特已见效，保修和召回成本正在下降，不仅为公司节省了数亿美元，还助其重新登顶J.D. Power初次质量研究中主流品牌第一的位置，这是自2010年以来的首次。同时也折射出在生产环节中，AI无法完全取代人类知识的一些深层教训。
公司分析认为，那些在各类车型开发项目中积淀了丰富经验和默会知识的资深工程师的经验，未在他们离开（被裁撤）公司前充分转化为数据，导致AI训练和质量检验环节出现了空白。
模式与智慧之间的鸿沟
福特似乎也意识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工程知识之间的分野：
第一种可称为编码知识——存在于手册、CAD文件、模拟参数和文档化流程中。AI工具在这一层面确实游刃有余。
第二种知识是研究人员有时称为隐性知识：比如一位有25年经验的动力总成工程师，能够凭直觉判断冷启动时3000转的特定振动意味着某个部件即将出现特定故障。这类知识从未被记录，因为本不需要——直到持有这种知识的人离开公司。
重新雇佣350多名工程师，表明这两类知识之间的鸿沟比福特的规划模型预期的要大。项目推进迟缓，质量决策速度放缓，而仅靠文档难以重建那种在供应商关系、法规细节以及跨职能权衡中所需的机构记忆。
这种情况折射出跨行业都能观察到的一个更广泛的模式：那些在知识工作场景中最快部署人工智能的企业，正悄然发现人才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初级岗位正在被自动化或整合，这意味着会有更少的人积累经验基础，从而最终胜任高级岗位——这就造成了未来恰恰缺少福特刚刚急着弥补的那种隐性专业知识。入门级工程任务的自动化可能无意中破坏了培养高级判断力的人才通道。
为何是现在：时机、压力与电动车赌注
福特的这一逆转并非偶然。目前在其电动车项目上正处于紧要关头，平台开发周期、电池化学决策以及软件定义的车辆架构正同时交汇。这些正是工程判断力举足轻重、高风险且高复杂度的决策，同时出错的代价也是最长的修正周期——以车型年限，而非软件迭代计算。
在这个阶段车辆架构出现失误，可能需要三到五年才能在生产上纠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假定的市场竞争薪酬重新招聘350多名工程师的成本，相比于一个平台世代出错的代价，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值得关注的是，关于AI导致的岗位流失的担忧已主导了近两年来的公众讨论。但福特的举动表明，对于经验丰富、具备特定领域技能的工程师来说，近期的现实可能与流行的叙事恰好相反。
风险最大的工程师，可能是那些技能狭窄、文档齐全、容易编码的人。而那些拥有深厚、具有情境感、难以表达的专业知识的人，可能会比以前更受重视，正因为AI工具只能替代他们所能提供的基础部分。
二阶效应：这对整个行业意味着什么
如果报道经得起验证，福特的经验很可能会在其他大型制造商和工程密集型组织的人力规划讨论中产生连锁反应。几个二阶效应是可以预见的。
首先，它为越来越多的论点提供了实证支撑，即人工智能是在增强而非取代有经验的领域专家——至少在物理和安全关键的工程背景下是这样。这里明确指出，这种转变在默会经验判断上有一个清晰的边界。
其次，它对公司如何构建早期工程师培养体系有所启示。如果初级岗位因自动化而消失，而员工还没来得及积累默会知识，那么高级岗位的人才管道就会收窄——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几年后才会显现，但最终会像福特刚经历的危机那样大规模重演。
第三，它可能影响人工智能工具供应商向大型工业客户定位产品的方式。那些将人工智能宣传为减少人手的供应商，将面临更棘手的问题。那些将人工智能视为增强有经验员工能力的供应商，可能会在福特逆转之后找到更易接受的听众。
在福特，人工智能工具的存在很可能改变了工程师的工作方式——而当这些工程师离开时，工具就丧失了最初让它们有用的背景判断。
很显然，类似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人类认知和沟通模式是有启发性的：工具会改变行为，即便它们没有取代人类。
结语
社会学家乔治·西梅尔认为，现代文化的危机在于"客观文化"（公众可获取的知识、规范和技能）与"主观文化"（个人的知识和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如今，计算机让这种差距更加突出。要知道，作为人类物种，我们广泛而灵活的精神正是抵御这种让思维去适应机械化智能风格的最好防线。
正如约翰·洛克坚信的，人类知识的绝大部分源自经验，他将经验置于认知的核心位置。并主张，人类的感官体验是认知的根基，通过具体的感知与经验，我们才能归纳出一般性的规律与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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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杰出的政治哲学家、教育家与思想家，被广泛视为西方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早期经验论的集大成者。
不仅启蒙了孟德斯鸠、斯密等一众思想巨擘，论证并归纳了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凡在理智之中的，无不先在感觉之中"。更在于他以敏锐的目光提出了现代社会"好政府"的三个标准：
一、政府必须由人民缔约而成
二、职责是保护民众权利
三、权力要有约束和平衡
至今仍是所有国家政治转型借鉴的理论资源。
洛克高度重视文化与知识，认为这是个体发展与自我实现的重要支柱，鼓励人们努力掌握知识，拓展认知，以发挥个人才华和价值。坚信人类天生具备自由、平等、理性和道德感等积极价值，倡导通过教育和实践，使人类不断完善自身潜能。
在个体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洛克强调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润滑，认为公正合理的道德规范与法律对于保障个人价值和权利至关重要。
洛克提出的社会契约论，是他政治哲学领域最核心的贡献之一。他认为，人类建立政府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然状态下个体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因此政府应保护个人权利，并通过公正法律调节人际关系。并强调自然权利的重要性，尤其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主张这些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不应受到任何机构的侵犯。
他说："人类最愚蠢的地方莫过于，以为狐狸和臭鼬带来的伤害，可以和狮子带来的危险相提并论。"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性洞察，洛克主张"只有权力才能制约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