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东京审判80年：正义的审判与未竟的清算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东京正式拉开帷幕。

当日，在由东京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讲堂改造的法庭中，11位战胜国法官依次入座。那些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及世界造成深重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元凶，首次置身于历史与法律的被告席。

东京审判绝非仅是一场司法审判。它是对日本侵略战争罪行的关键法律清算，是《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精神的实质贯彻，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法理认定，亦是战后国际秩序架构的坚实基石。

时光荏苒80载，东京审判并未成为历史。

如今，日本国内否认侵略史实、美化军国主义、鼓噪修改和平宪法、推动军事扩张的思潮甚嚣尘上。东京审判所代表的历史正义与清算，以及战犯的罪责，不仅是厚重的历史档案，更因日本国内外新形势而凸显出现实警示意义。

东京审判现场（历史影像）

“一群战犯，宛如一支仓皇送葬的队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

在此之前的数十年间，日本军国主义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全面侵华，再到偷袭珍珠港、肆虐东南亚，整个亚太地区皆被卷入战争深渊。

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731部队人体实验、细菌战、毒气战、马尼拉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慰安妇”的血泪、战俘与劳工的白骨……无数罪行勾勒出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血腥图景。

日本投降后，如何追究军国主义战争责任，成为历史留给国际社会的考卷。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联合发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确指出：

“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铲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建立。”（第六条）

“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第十条）

东京审判正是基于上述要求而启动的。

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正式颁布。同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特别公告，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年5月3日，东京审判正式开庭。

“一群战犯，就像一支仓皇送葬的队伍。”当时的日本报纸如此描述战犯出庭。

法庭所要埋葬的，正是极度凶暴、极度野蛮的日本军国主义机器及其元凶。

东京审判绝非仅仅是“战胜国审判战败国”，它更是对“侵略战争合法化”这一弱肉强食旧逻辑的否定，是战后国际秩序至关重要的法律与道义基石。

东京审判首次系统确立并实践了“反和平罪”的概念。人类社会首次在国际法层面确认——发动侵略战争本身即构成犯罪。这一原则后来深刻影响了《联合国宪章》及战后国际法体系。《联合国宪章》明确禁止以武力威胁或侵犯他国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其精神与东京审判一脉相承。

1948年11月12日，来自中国等11国的东京审判法官们作出终审判决：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等25名被告被认定犯有“反和平罪”，即甲级战犯。其中，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东京审判留下了4336份证据、48412页庭审记录，包括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在内，前后共有419名证人出庭作证，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日本在国家层面被国际法庭明确认定发动了侵略战争，明确了“大东亚战争”并非日本狡辩的“自卫战争”，而是非法的侵略战争。

然而，与德国纳粹受到的纽伦堡审判相比，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清算并不彻底。

在东京审判开庭筹备期间，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预示了冷战的到来。1947年后，美苏对抗加剧。美国开始将日本视为冷战战略在东亚的关键支点。美国利用单独占领日本的二战“红利”，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清算逐渐让位于大国博弈的政治算计。

早在1946年6月，在日本被视为“太上皇”的麦克阿瑟便曾擅自释放曾任东条英机战争内阁顾问的藤原银次郎、曾任汪伪政府最高经济顾问的小仓正恒等重要财阀战犯。次年8月30日，麦克阿瑟又下令释放23名重要战犯。1948年11月东京法庭宣判后不久，麦克阿瑟便于同年12月24日将囚禁在巢鸭监狱内未被起诉的19名甲级战犯全部释放。

此外，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罪犯，几乎完全逃脱了审判。据相关档案资料显示，美国为了获取人体实验数据，与731部队成员进行秘密交易，并给予其豁免权。

不审而纵，审而不罚，判而未果，东京审判后的惩罚“烂尾”在日本战后留下了一道巨大的历史裂痕，也成为日本历史修正主义一再死灰复燃、当下“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的关键远因。韩国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权起植表示：“在某种意义上，东京审判是一场未完成的审判……当今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复活，原因之一正是东京审判未能完成彻底清算。”

3月5日在日本东京拍摄的市谷纪念馆内景，这只是当年法庭的小部分“迁移复刻”。（贾浩成 摄）

“新型军国主义”的招魂术

对于东京审判，日本右翼势力始终如鲠在喉，一些右翼政客公然宣称，东京审判强加给日本人“自虐史观”。

千方百计抹杀东京审判的历史印记，也因此成为日本右翼的“怨念”。80年间，一方面，与东京审判有关的历史遗址被系统性清除。例如，东京审判的法庭原址已被拆除，部分被重新安置在现在的防卫省内，参观手续繁琐；一度关押战犯的巢鸭监狱早在上世纪70年代便被拆除，改造成商业设施。另一方面，日本右翼势力用各种手段为战犯招魂，甚至喊冤。

1960年，日本右翼团体在爱知县三根山建庙，供奉被处决的7名甲级战犯。

1978年，靖国神社将14名甲级战犯的名册偷偷移入靖国神社。

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八一五”投降日以公职身份公然参拜靖国神社。

1998年，一部为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和东京审判翻案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在日本全国公映。

2026年4月，靖国神社春季大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连续两天供奉祭品、献上“玉串料”（祭祀费），上百名日本国会议员集体拜鬼，上演了一出群魔乱舞的招魂闹剧。

战败后的日本，之所以能够重新回归国际社会，一个重要前提便是接受东京审判的结果。这不只是一个历史态度问题，它实际上是日本战后国家合法性的起点之一。否定东京审判，等于否定日本战后和平国家身份的历史基础。

对于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这不仅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政治问题。历史记忆决定未来道路。一旦侵略战争被美化，历史教训无疑将成镜花水月，新的侵略扩张冲动也将故态复萌。

俄罗斯二战史专家阿纳托利·科什金指出，日本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合法性，其实质是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必须坚决抵制这一极其危险的动向。

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认为，否定东京审判的行为公然违背战后国际秩序。在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为战犯翻案的动向，实质上是企图通过美化侵略历史，为日本再度扩大军事力量寻找精神支撑。

“如果任由这种为军国主义招魂、企图颠覆战后共识的行径发展，必将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松岛强调道。

5月3日，在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的梅汝璈故居，讲解员梅庭军（右一）为游客讲解东京审判历史。（万象 摄）

两个“5月3日”，同一历史逻辑

5月3日，东京天气阴晴不定。5万民众聚集在毗邻东京湾的一处大型公园，高喊“反对战争”、“反对修宪”、“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

5月3日，既是东京审判开庭日，也是日本宪法纪念日。翻开历史，东京审判开庭整整一年后，新的日本国宪法颁布实施。

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反和平罪”被视为“甲项罪行”，是审判甲级战犯的核心法律依据。法庭认为“反和平罪”不仅是国际罪行，而且是“最高等级的国际犯罪”。“反和平”，是日本军国主义所有罪行之总和、所有暴行之源头。

而日本战后新宪法的核心理念便是“和平”，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久放弃发动战争，不保持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东京审判与日本宪法，本质上属于同一历史脉络。对东京审判的攻击和否认，必然也将折射出对现行和平宪法的攻击和篡改冲动。这正是当下日本国内急于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的危险所在。这股修宪政治潮流背后的思想脉络，实际上与否定东京审判的一系列动向暗通款曲。

日本一些右翼政治人物不断鼓吹：日本应成为“正常国家”；自卫队应拥有国防军地位；日本应突破“战后体制”；现行宪法限制了国家安保路线，等等。

这些说法背后，其暗含的深层逻辑是，从东京审判出发的战后秩序安排对日本而言已“不合理”、“不可接受”。日本右翼希望摆脱的“战后体制”中，东京审判及其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显然是其眼中钉、肉中刺。

近年来，日本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发展远程打击能力，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并不断强化军事同盟体系。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国内部分舆论正在重新把中国塑造成“主要敌人”，并借所谓“安全危机”推动军事正常化。

这种手法，与战前日本不断制造“国家危机”、“生存空间危机”的逻辑存在某种危险的高度相似性。

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在5月3日的宪法纪念日集会上高声疾呼，日本宪法是国民为了防止国家再次发动战争而施加的约束，绝对不能容许抛弃和平宪法。

东京审判现场，梅汝璈为后排右四。（历史影像）

3月31日，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和静冈县的陆上自卫队基地分别部署了“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这是日本首次部署号称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

同样的远程攻击武器部署也出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海上自卫队宙斯盾舰“鸟海”号近期在美国完成改造后，将配备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航空自卫队则将在F-35隐形战斗机上搭载挪威制造的“JSM”巡航导弹。

上述“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显然远远超出了“自卫”之需，且隐含的“攻击对象”指向不言而喻，对周边国家带来重大威胁。日本舆论指出，这标志着“专守防卫”的日本安保政策出现重大转折。

借“国家安全”突破和平约束；

借“地区威胁”推动军事扩张；

借“历史正常”否认侵略责任；

借“民族自豪”淡化战争罪行。

这种趋势，正在冲击东京审判与《联合国宪章》共同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社会特别是亚太近邻对日本国家走向的“安心感”。

“今日探访当地一座被毁教堂，随后前往长江边一处大规模屠杀地点——据有关信息，日军曾在此用机枪处决6000名中国人。原址上的工厂已被彻底焚毁。”1946年4月7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美国检察官萨顿在日记中记录了南京大屠杀搜证经历。

萨顿日记与配套的侵华日军罪行报告，直击日军在南京的系统性、有组织的屠杀、强奸与酷刑，彻底戳穿了日本右翼“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的谬论。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中华民族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付出了巨大牺牲。

东京审判的许多重要证据，正来自中国人民血与泪的历史见证。对于中国人民而言，东京审判从来不是遥远的国际法事件，它是无数死难者终于获得的一次历史正义。

今天，中国坚持铭记历史，并非为了延续仇恨。铭记，恰恰是为了和平。和平从来不能靠遗忘获得，更不是一厢情愿就能守护。和平必须建立在正确历史认知之上。如果侵略被美化、战犯被神化、罪责被否认，战争阴影就不会真正远离。对于任何否认侵略历史、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危害地区和平的危险动向，中国人民都将保持高度警惕。这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亚洲与世界和平负责。

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在庭审日记中写道：“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军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身上。但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记者 冯武勇 陈泽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