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权力边界重塑 沃什引领央行回归本源

每经评论员 王嘉琦

《周易·艮卦》有云：“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当今金融市场似乎已适应了一个全能型美联储。但新掌门凯文·沃什正以其“沉默”与“审慎”传递信号：美联储的答卷上，通胀是唯一命题。

“若有人期待美联储接受超过2%的通胀目标，必将大失所望。”7月1日，在葡萄牙辛特拉举行的欧洲央行论坛上，沃什抛出此言。主持人追问：持续呼吁降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也会失望？沃什回应：“我们始终是独立的央行。”

这或许是沃什上任后最具深意的一次发声。他避谈加息或降息，而是直击核心：美联储应定位于何种角色？

2008年信贷危机是重要转折。彼时美联储启动量化宽松，大规模购入国债与抵押贷款证券；2020年疫情冲击下，前所未有的资产收购计划再次登场。

伴随资产规模扩大的，是美联储日益沉重的负担。

1913年创立时，美联储仅承担货币与银行体系的稳定职能。1977年，国会立法赋予其“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双重目标。2008年后，它又承担起“金融稳定捍卫者”职责。三轮QE使资产负债表从0.9万亿美元飙升至4.5万亿美元。疫情期间，其职能延伸至国债市场、企业融资乃至全球美元流动性供给，资产负债表一度接近9万亿美元。

长此以往，金融市场形成本能反应：风浪来临时，投资者决策依据不再是企业基本面，而是“美联储何时介入”。

“超级央行”由此形成。美联储备不仅调节利率，更直接引导市场预期；不仅控制通胀，还需支撑资产价格。它成了美国经济的最终“保障者”。

然而，全能往往意味着无所不施。当美联储开始包揽本应由财政、产业政策乃至政治博弈处理的系统性难题时，一个根本问题浮现：美联储的边界究竟在何处？

理解凯文·沃什，需剖析其思想脉络。

20世纪70年代，美国深陷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的“滞胀”困境，凯恩斯主义政策框架遭受重创。

早在1963年，米尔顿·弗里德曼便已提出那句日后被广泛引用的论断：“通胀无论何时何地，皆为货币现象。”滞胀来临时，这一先验判断从学术边缘步入政策核心。

1979年8月，保罗·沃尔克执掌美联储，以近20%的高压利率终结恶性通胀。虽付出经济深度衰退的代价，但成功将通胀从两位数压至5%以下，奠定了央行最宝贵的资产——公信力。

沃什显然是这一理念的追随者。他不仅坚守2%的通胀目标，更毅然抛弃近年流行的事前沟通策略。在欧洲央行论坛上，他的表态再度令市场落空：“我们进入会议室，关闭房门，进行充分讨论，但除此之外，无更多信息可透露。”

沃什特意强调了“关闭房门”（Shut the door）这一表述。

美联储的“明牌”时代落幕，市场不能再依赖美联储官员的预告进行套利。

沃什同时透露，未来9至12个月内，美联储将采用全新技术同步、实时监测实体经济运行状况。这将使央行决策者作出更优判断，无需再依赖美国政府机构发布的数据。因为那些数据普遍存在统计偏差，部分调查指标也已过时失效。

关闭房门、拒绝透露预期、不依赖公开数据……沃什的系列改革，正将美联储引向神秘的“深宫”。

美联储“少作为”看似自我限权，实则可能产生相反效果。

沃尔克时期的美联储没有QE，没有无限流动性工具，也没有臃肿的资产负债表，但政策威慑力却达到巅峰。相比之下，过去20年的扩权虽让美联储在危机中化身“救世主”，却也让市场染上严重的“美联储依赖症”。

从这一视角看，沃什与特朗普的分歧，绝非“鹰”“鸽”或降息幅度之争。特朗普欲让所有政策工具服务于白宫目标；而沃什主张明确的制度分工——财政归财政，产业归产业，货币归央行。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理念的碰撞。

如果说本·伯南克（2006年至2014年执掌美联储）留给历史的是“超级央行”遗产，那么凯文·沃什正试图解决的是：历经金融危机与疫情后，美联储应退回自身边界，做到“思不出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