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企高薪时代落幕：千万年薪难再现，郁亮去年仅领24万

一个行业的辉煌与谢幕。

随着房地产行业进入深度调整阶段，房企高管的薪酬机制也在经历罕见的重塑。

近日，多家上市房企集中披露2025年年报，已公布高管薪酬情况的企业数据显示：过去动辄拿到千万年薪的“打工皇帝”几乎不再出现，能够持续发放百万级薪酬的房企也已不多见。

与此同时，那些仍处于信用风险压力之下、利润明显下滑的房企，高管薪酬还在不断下探，部分知名房企管理层的收入已回落到普通职场水平。

从“千万俱乐部”跌到“百万元生存线”，房企高管薪酬的收缩，不只是业绩变化带来的结果，更反映出行业风险正在被重新估值。

郁亮去年在万科税前收入24万元

曾被视作高管“高薪样板”的万科，如今其管理层薪酬下滑幅度已接近“断崖式”。

根据近期万科A(3.810, -0.01, -0.26%)（000002.SZ）披露的年报，2025年，万科实现营业收入2334亿元，同比减少32%，亏损886亿元，亏损规模较上年同期进一步扩大。受多重因素影响，万科风险尚未完全出清，经营发展依旧面临较大压力。

对应地，万科高管薪酬仍在继续压缩。2025年，万科全职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合计获得税前报酬702万元。按照万科规定，在公司全职工作的董事、监事不另行领取董事、监事职务薪酬，只依据其在公司的工作表现获取报酬。

其中，万科董事长黄力平因已在公司关联方领取薪酬，因此在万科实行“零薪”。

已离任的前董事会主席、执行副总裁郁亮（在万科任职至2026年1月），2025年在万科取得的报酬为24.2万元；已离任的前总裁、首席执行官祝九胜，由于在2025年1月已离职，因此税前总报酬仅为2.1万元。

即便是仍正常履职的执行副总裁、财务负责人韩慧华，年薪也只有104.4万元，与行业高峰时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在万科业绩和利润位于高位的那些年，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一度达到千万级别。例如年报显示，郁亮在2019年和2020年的税前薪酬分别达到1251万元和1247万元，祝九胜在这两年的薪酬也均超过1120万元。

2020年，万科7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合计获得税前报酬5819万元，而到2025年，这一数字已缩水88%。

变化的拐点出现在2021年。尽管当年万科净利润达到381亿元高点，但高管层的危机意识已经显现。那一年，万科8名董事、监事及高管的合计税前报酬较2020年下降50%，董事会主席郁亮主动放弃全年奖金，其年薪由千万级骤降至154万元。

此后，随着万科经营状况恶化、净利润持续下滑，郁亮的年薪也不断走低。

据万科2023年年报披露，在万科全职工作的8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愿放弃2023年度奖金；另外，自报告披露日起，董事会主席郁亮、总裁祝九胜、监事会主席解冻自愿按税前月薪1万元领取报酬。万科2024年年报则显示，郁亮当年税前报酬总额为33.6万元。

对于万科而言，其高管薪酬的下行趋势似乎仍未“触底”。

部分高管薪酬较巅峰时期减半

类似万科的情况，也出现在金地集团(2.630, 0.04, 1.54%)（600383.SH）身上。

去年净亏133亿元的金地，其高管薪酬也同步收缩。根据4月3日金地披露的年度报告，期内金地实现营业收入359亿元，同比下降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3亿元。

报告同时显示，金地集团董事长徐家俊2025年的税前薪酬为199万元，较上一年的228万元减少13%。

金地集团董事、总裁、财务负责人李荣辉的税前年薪为193万元，相比2024年的217万元同样有所下降。

此外，金地多位高级副总裁的税前薪酬均为169万元，报告期内所有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税前薪酬总额为1961万元，同比下降27%。

而在2019年，金地集团曾向董事及高管合计发放薪酬6771万元，当时董事长凌克年薪高达979万元，徐家俊彼时担任高级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其报酬也有405万元，约为当前的两倍。

相比之下，仍保持盈利的新城控股(13.700, 0.05, 0.37%)（601155.SH），则展现出另一种“温和回落”。

2025年，新城控股实现营业收入530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6.8亿元。近年来，新城控股的业绩和利润整体保持稳定。

因此，新城控股高管薪酬也大体保持平稳。根据年报披露，新城控股董事长兼总裁王晓松年薪达到330万元，较上一年减少34万元；董事兼财务负责人管有冬的税前年薪为336.79万元，较上一年仅减少一万多元。

新城控股表示，其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制定，是依据人力资源部门建立的绩效考核体系，并结合高级管理人员所任职务及岗位职责确定基本薪酬，再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参考同行业薪酬水平，并结合所负责业务的经营结果确定年度奖金。

尽管新城控股是民营房企中少数尚未公开债务违约的企业，并且在房地产下行周期中基本实现了每年正向盈利，但从纵向比较看，其高管薪酬水平仍然受到明显冲击。

例如，王晓松在2019年的税前年薪曾达到600万元，更早前王振华担任董事长时也是600万元，当时新城控股多位联席总裁和高级副总裁的年薪也迈入“600万档”，而如今王晓松的薪酬几乎腰斩，其他高管收入也大幅缩水。

房地产央国企发薪更强调“稳”

当部分混合所有制房企以及民营房企经历剧烈出清时，央企与国企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节奏——一个“稳”字贯穿其中。

招商蛇口(7.840, -0.09, -1.13%)（001979.SZ）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1547亿元、净利润约10亿元，其高管薪酬整体维持稳定：董事长朱文凯税前年薪255万元，总经理聂黎明为71万元，副总经理伍斌和吕斌分别为199万元和212万元，与上一年相比变化不大。

中国金茂（00817.HK）则属于少数实现“逆势上行”的样本。2025年，金茂销售额与利润双双增长，高管薪酬也随之提升，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员酬金总额达到1325万元，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现任主席兼CEO陶天海年薪350万元，CFO乔晓洁为307万元。

地方国企同样保持克制。中华企业(2.570, 0.02, 0.78%)（600675.SH）在2025年实现扭亏为盈，但高管薪酬并未随之提升，反而由699万元降至618万元。多位高管年薪集中在80万至140万元区间，且部分董事因在关联企业任职，采取“零薪”安排。

可以看到，央国企的薪酬体系更多与制度、考核及任期管理相挂钩，其波动幅度明显小于市场化房企。在行业剧烈震荡之下，这种“钝感”反而成为一种稳定器。

如果把时间线进一步拉长，中国房地产行业高管薪酬的变化，几乎就是一部压缩版的行业兴衰史。

在2016年至2020年的房地产上行周期中，规模扩张和高周转模式催生了大量“高薪神话”。那时，千万年薪在房地产行业并不少见，部分企业甚至通过股权激励叠加现金薪酬，塑造出年入过亿的“打工皇帝”。

从近几年的薪酬数据来看，房企高管薪酬已与公司盈利能力高度绑定，一旦企业出现亏损，降薪幅度往往明显；在部分爆雷房企中，管理层象征性领薪甚至已成为常态。

而从已经披露高管薪酬的房企分类来看，市场化房企近年来薪酬波动幅度较大，央国企则保持制度性稳定，形成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薪酬曲线。

对于房地产行业从业者而言，高杠杆时代对应的高回报已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更低增长、更强约束以及更长周期的不确定性。那些曾站在行业顶峰的高管，从千万年薪回落到百万元甚至更低，其背后不仅是个人收入的变化，更是一个时代的谢幕。当“高薪神话”逐步消散，房地产行业的职业吸引力也在被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