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泰宏观：美伊冲突推高油价，美国消费K型分化加剧
来源：华泰睿思
核心观点
美伊紧张局势推升了全球石油价格，尽管对美国整体居民消费的负面影响相对有限，但我们分析认为，其在不同收入阶层间的分配效应却十分显著：中低收入群体在能源和食品方面的开支占比系统性高于高收入群体，再加上他们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油价上涨对收入最低的20%家庭消费的抑制程度，大约是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2.5倍。这种结构性的通胀侵蚀，可能部分抵消“大而美”法案为中低收入群体带来的减税收益，从而加剧美国居民收入与消费的“K型”分化态势。
一、油价攀升抑制美国消费与增长，总体影响相对温和
油价每上涨10%，可能拖累美国居民消费约0.15%、GDP约0.1%，总量冲击程度不大。依据我们在《美国能否在能源短缺中独善其身？》（2026/4/7）中的分析，油价上涨通过三条路径影响美国通胀：直接推高能源价格、以大约9个月的时滞传导至食品价格、以及抬升机票等其他核心商品与服务成本。在不考虑二次效应的基准情景下，一年内将推高CPI约0.23个百分点，核心CPI约0.05个百分点。按照居民购买力下降幅度乘以边际消费倾向（MPC）来计算，对应的消费拖累约为0.15个百分点，GDP拖累约为0.1个百分点。
二、消费结构与倾向差异放大对中低收入群体冲击
总量层面的测算可能掩盖了油价冲击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结构性影响。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篮子更容易受到油价波动的冲击，且他们的消费反应也更为敏感。一方面，中低收入家庭在能源、食品等易受油价影响的项目上支出比例明显更高，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相关支出占比大约是收入最高20%家庭的1.3倍，对应的峰值通胀冲击约为后者的1.5倍。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的MPC显著高于高收入群体，最低收入组的MPC约为最高收入组的1.6倍，这进一步放大了油价上涨对其实际消费的压制作用。
三、油价冲击对低收入家庭影响更甚，或抵消其减税收益
综合考虑消费篮子构成和MPC的差异，我们的测算显示，油价上涨对收入最低20%家庭消费的拖累程度，大约是收入最高20%家庭的2.5倍。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将各收入组在每个月份面临的加权通胀冲击乘以其对应的MPC，以此来衡量通胀冲击通过侵蚀实际购买力、进而在给定消费倾向下实际压缩消费支出的程度。从峰值影响来看，油价上涨10%，最低收入组的消费拖累最高可达0.27个百分点，而最高收入组仅为0.11个百分点，前者是后者的2.5倍。
更进一步分析，油价冲击对低收入群体购买力的侵蚀，可能会部分冲销“大而美”法案带给他们的减税效果。“大而美”法案本身对低收入家庭的减税规模就较为有限（参见《美国“大而美”法案的近忧与远虑》，2025/7/7），而油价上涨带来的购买力侵蚀，叠加低收入群体相对更高的MPC，使得他们从财政减税中获得的边际消费改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油价冲击所抵消。
从对GDP的拖累效应来看，油价上涨10%，对居民消费和GDP的拖累分别为0.16个百分点和0.11个百分点，这与我们之前的测算结果基本吻合（参见《美国能否在能源短缺中独善其身？》，2026/4/7）。根据BLS消费者支出调查数据，从收入最低到最高的20%家庭，其消费支出分别占总消费的9%、13%、17%、23%和38%。在油价上涨10%的情景下，对全年居民消费的拖累约为0.16个百分点。虽然中高收入群体自身受到的拖累较小，但由于他们在总消费中占比很高，其消费下降对整体消费的拖累影响反而更大。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较快恢复通行，2026年全年平均油价可能达到每桶80美元，较冲突前上涨15%，这将拖累2026年居民消费约0.23个百分点，GDP约0.16个百分点。
风险提示：中东冲突风险超预期，油价对居民消费拖累超预期。
正文
一、油价攀升抑制美国消费与增长，总体影响相对温和
从总量角度观察，我们的测算表明，油价每上涨10%，会通过抑制消费而使经济增长放缓约0.1%。依据我们在《美国能否在能源短缺中独善其身？》（2026/4/7）中的分析，油价上涨主要通过三个渠道[1]影响美国通胀。在不考虑二次效应的基准情景下，油价上涨10%将在一年内推高CPI约0.23个百分点，核心CPI约0.05个百分点，一年后大部分影响会逐渐消退。油价上涨推高了能源价格，侵蚀了居民购买力，而且高油价还可能加剧居民对未来收入和就业的悲观预期，从而推高储蓄率，额外拖累消费。理论上，油价冲击对经济增长的拖累等于居民购买力下降幅度乘以边际消费倾向（MPC）。根据我们之前的研究，油价上涨10%，居民购买力被侵蚀的规模约占居民消费的0.15%，而大量研究发现，油价冲击对应的MPC大约在1左右。因此，油价上涨10%，将拖累消费约0.15个百分点，拖累GDP约0.1个百分点。
油价上涨对能源分项的影响是最直接、最迅速的传导渠道；对食品的影响也较大，但传导存在一定的时滞；而对包括交通、酒店在内的其他商品和服务分项的影响则相对较小。我们测算，平均而言，油价上涨10%会推高能源分项约2.3个百分点，对CPI的贡献约为0.15个百分点（图表1）。在食品方面，WTI原油价格领先食品CPI分项约9个月，油价上涨10%会推高食品分项约0.4个百分点，对CPI的贡献约为0.05个百分点；在其他核心商品与服务方面，WTI领先相关分项约3个月，油价上涨10%会推高机票分项约1.5个百分点，并推高公共交通、机动车维修保养、服装、医疗日化、酒店住宿等服务篮子约0.3个百分点，两者合计对CPI的贡献约为0.04个百分点。
二、消费结构与倾向差异放大对中低收入群体冲击
总量层面的测算可能掩盖了油价冲击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差异化影响：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篮子中能源和食品占比更高，且MPC相对更高，因此对油价冲击更加敏感。具体来看：
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消费篮子中能源和食品占比更高，面临更大的通胀冲击。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消费者支出调查的数据，按收入五等分划分，收入最低的20%家庭在能源、食品等容易受油价影响的项目上的支出占比，大约是收入最高20%家庭的1.3倍。考虑到不同收入群体消费篮子中能源、食品等项目占比的差异，我们发现，若油价上涨10%，第一个季度主要体现为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到第四个季度冲击达到峰值。其中，最低收入组的通胀峰值影响为0.28个百分点，第二组也为0.28个百分点，第三组为0.25个百分点，第四组为0.23个百分点，最高收入组为0.18个百分点（图表3）。最低收入组的峰值通胀冲击是最高收入组的1.5倍。
从能源支出来看，低收入群体的能源支出占比是高收入群体的1.7倍。从收入五等分数据来看，能源权重从最低组的8.2%、第二组的8.4%逐级递减至第三组的7.5%、第四组的6.7%，再到最高组的4.8%（图表2）。能源消费属于刚性支出，涵盖取暖、照明、通勤燃油等基本需求，不会因为收入提高而等比例增长。低收入家庭的总支出规模更小，能源在其消费篮子中的占比自然更高。
从食品支出来看，分化程度更为显著。收入最低20%家庭的食品支出占比为15.7%，最高20%家庭为11.3%，两者相差4.4个百分点（图表2）。食品与能源类似，属于基本生存性消费。值得注意的是，食品分项虽然在油价传导中存在约9个月的滞后才开始显现，但其在消费篮子中的权重要远大于能源分项（最低组与最高组对比：15.7% vs. 8.2%）。一旦食品价格开始上涨，对低收入群体通胀感受的边际推升和实际购买力的侵蚀将更为明显。
从核心商品与服务篮子来看，各收入组之间的差异较小。该篮子包含公共交通及出行服务、机动车维修保养、服装服饰、医疗商品及日化用品、酒店住宿五个子项，在各收入组中的占比从最低组的8.7%到最高组的9.1%，差异有限。高收入家庭在服装、酒店住宿等可选消费上的支出占比略高，但整体而言，核心通胀的传导在各收入组之间并未构成显著的差异。
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MPC）超过高收入群体，这加大了油价上涨对中低收入群体消费的抑制作用。通胀侵蚀了实际购买力，而MPC决定了购买力下降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消费支出的实际缩减。近期的一些研究[2]显示，油价冲击对应的MPC基本为1，这可能是因为油价上涨会影响购车等耐用品消费、并推高预防性储蓄动机。考虑到本次测算中计入了除能源、食品外的其他核心商品和服务，整体消费的刚性有所下降，对应的MPC可能小于1。英国央行（2017）指出，在一般负向冲击下，消费者总体MPC均值在0.6-0.7之间[3]。因此，在本次测算中，我们采用0.67作为消费者整体的MPC均值。由于学术界对不同收入群体的MPC测算较少，我们在欧洲央行（2014）测算的基础上进行调整[4]，按照收入五等分，从最低到最高的MPC依次设定为0.96、0.77、0.69、0.64、0.59（图表4）。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MPC是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1.6倍。
三、油价冲击对中低收入家庭拖累更大，或抵消其减税获益
综合考虑消费篮子构成和MPC的差异，我们的测算发现，油价上涨对收入最低20%家庭消费的拖累程度，大约是收入最高20%家庭的2.5倍。为了将差异化的通胀冲击与差异化的MPC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我们构建了月度消费拖累指数。该指数的计算逻辑是：各收入组在每个月份面临的加权通胀冲击乘以其对应的MPC，以此来衡量通胀冲击通过侵蚀实际购买力、进而在给定消费倾向下实际压缩消费支出的程度。从峰值影响来看，油价上涨10%，最低收入组的消费拖累最高达到0.27个百分点，最高收入组仅为0.11个百分点，前者是后者的2.5倍。各收入组在峰值月份（第10至12个月）的消费拖累分别为：最低20%组0.27个百分点、第二组0.21个百分点、第三组0.17个百分点、第四组0.15个百分点、最高20%组0.11个百分点，呈现出随收入递增而逐级递减的特征（图表5）。
更进一步看，油价冲击对低收入群体购买力的侵蚀，可能会部分冲销“大而美”法案带给他们的减税效果。“大而美”法案对低收入家庭的减税规模本就有限（参见《美国“大而美”法案的近忧与远虑》，2025/7/7），而油价上涨带来的购买力侵蚀，叠加低收入群体相对更高的MPC（0.96 vs. 高收入组0.59），使得他们从财政减税中获得的边际消费改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油价冲击所抵消。相比之下，中高收入群体既在减税中获益更多，又在油价冲击中受损较小，财政政策、关税政策与油价冲击的叠加效应，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居民收入和消费的“K型”分化格局。
从对GDP的拖累效应来看，油价上涨10%，对居民消费和GDP的拖累分别为0.16个百分点和0.11个百分点，这与我们之前的测算结果基本一致（参见《美国能否在能源短缺中独善其身？》，2026/4/7）。根据BLS消费者支出调查，从收入最低到最高的20%家庭，其消费支出分别占总消费的9%、13%、17%、23%和38%。在油价上涨10%的情景下，对全年居民消费的拖累约为0.16个百分点。其中，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群体依次贡献（拖累）0.024个百分点、0.027个百分点、0.029个百分点、0.034个百分点、0.042个百分点（图表6）。由于中高收入群体在总消费中占比较高，虽然他们自身受到的拖累较小，但其消费下降对整体消费的拖累影响反而更大。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较快恢复通行，2026年全年平均油价可能达到每桶80美元，较冲突前上涨15%，这将拖累2026年居民消费约0.23个百分点，GDP约0.16个百分点。
风险提示
1）中东冲突风险超预期：如果中东冲突进一步升级，可能导致全球原油供应缺口扩大，推动油价突破基准预期，从而进一步加剧美国的结构性通胀压力，对居民消费的拖累程度也将显著提升。
2）油价对居民消费拖累超预期：如果油价高位持续的时间长于预期，能源、食品等分项通胀的传导效应将进一步显现，叠加中低收入群体储蓄耗尽、消费能力持续弱化，可能导致其消费受拖累的幅度超过预期。
[1]直接影响能源分项、间接影响能源以外的其他分项、以及可能引发的二次效应。
[2]例如Gelman（2023）和Alexander and Poirier（2018）。
[3]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media/boe/files/working-paper/2017/the-consumption-response-to-positive-and-negative-income-changes.pdf
[4]欧洲央行（2014）测算过不同收入组别的MPC差异，我们部分使用插值法得到收入五等分组别的MPC，由低收入至高收入依次为0.6、0.48、0.43、0.40、0.37，均值为0.43。考虑到ECB的计算并未区分冲击本身的异质性，因此我们按照固定系数（1.6）对上述MPC进行调整，以在保留不同收入群体MPC梯度差异的基础上，使整体MPC均值落在0.6-0.7之间，我们取0.67。
责任编辑：韦子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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