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反攻！A股站上4100点，上涨动力源自何处？

A股为何突然变得“易涨难跌”？奥秘就在“大国复利”之中。

在“五一”假期前夕，上证指数重回4100点关口。自2025年10月起，大盘已默默在4000点上方维持了7个月。回顾2024年一季度，上证指数曾跌至2600点，如今从2600点攀升至4100点，反弹幅度接近60%。

“股市或许不是经济的直接反映，但绝对是社会预期的风向标。”正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院长王文所言，2023年二季度至2024年三季度，上证指数长期在2600点至3400点区间震荡，这漫长的股市低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见顶论”这种悲观情绪的干扰。

A股从2600点回升至4100点的过程，也是“中国见顶论”逐渐消散的过程。实际上，中国经济在“后疫情时代”经受住了中美贸易摩擦、俄乌冲突、美伊冲突等多重挑战，同时也扛住了房地产下滑、消费疲软及投资信心不足的压力。

面对重重压力，中国经济展现出了“基础稳固、优势显著、韧性强劲、潜力巨大”的特质。中国经济朝着“务实”与“创新”发展，这是制度定力、治理效能、人才资源、产业基础、开放协作及风险防控共同发力的成果，也为股市的长牛奠定了基础。这正是“大国复利”的威力体现。

A股从过去几年的“易跌难涨”，转变为近几个月的“易涨难涨”。这种攻守转换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受美伊冲突影响，上证指数在3月份曾跌破3800点，月跌幅达到6.51%。然而，大盘在4月份迅速反弹，月涨幅为5.66%，上证指数再次收复4100点高地。

回顾2024年一季度大盘在2600点探底时，上证指数月线已出现“六连阴”，市场在空头打击下毫无招架之力。伴随中国股市下跌的，还有海外媒体及智库刻意制造的焦虑情绪。部分海外媒体在2023年下半年专门开设了“中国经济放缓”专栏，长达一年时间里，利用部分失实信息推断中国经济中长期见顶，严重打击了中国投资者的信心。

当时盛行的悲观观点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房地产行业占中国GDP比重达20%—25%，认为房地产萎缩将导致中国经济中长期失去动力；二是政策拒绝“大水漫灌”式强刺激，信心不足制约了中国经济发展；三是外部环境对中国不利。

但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在“后疫情时代”正逐步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过去四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大幅下滑，2025年同比降幅更是达到17.2%，但中国经济依然稳住了5%的增速，彰显了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的优势。

王文指出，中国房地产对GDP的贡献率已降至10%以内，中国并未重演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或日本1990年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悲剧，2024年及2025年中国经济均保持了5%的稳健增长。

那么，谁来填补房地产投资下滑留下的缺口？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新质生产力正在快速崛起。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1.2%，但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7%，成功实现了从2025年全年下降3.8%到“由负转正”的转变。

中国虽未采取“大水漫灌”，但实施了精准施策。一批“十五五”期间的高技术产业重大引领工程正在筹划推进；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提速，“两重”项目开工有序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迅速。这些向“实”向“新”的投资，正在填补房地产投资下滑留下的空白。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5%的GDP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一季度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1万亿元、从“新三样”到“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表现抢眼、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PPI也终结了41个月的下跌趋势……

面对房地产失速等短期阵痛，中国并未急于“大水漫灌”，而是选择精准施策，既避免了粗放式发展，又稳住了经济增速。

王文在其著作《新战略机遇：迈入2035的中国与世界》中提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六大核心因子的协同积累，使得“大国复利”效应全面爆发，呈现出“领域全覆盖、效应倍增”的显著特征。

一是制度定力的复利：政策连续性提供了“利率保障”。政策“不折腾”是复利的关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创新驱动发展”到“新质生产力培育”，再到“十四五”与“十五五”规划的无缝对接，构建了“长期目标—中期规划—短期落地”的政策闭环。这种连续性确保了政策效果的持续累积，避免了“推倒重来”。

二是治理效能的复利：风险防控构筑了“风控屏障”。大国复利的关键在于“不亏损”。中国始终把风险防控放在首位，规避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常见的金融危机、社会动荡等“本金减值”风险。特别是2017年以来，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地方隐性债务，整顿影子银行，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此外，在社会治理效能方面，中国构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有效化解基层矛盾，妥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维持了社会大局的稳定。这种稳定环境，让企业敢于长期投资，居民敢于消费，形成了“稳定—投资—增长—更稳定”的良性循环。

三是人力资本的复利：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资本升级”。人力资本是大国复利的“核心资本”，其增值效应具备长期性和不可逆性。

四是产业升级的复利：从工业体系迈向新质生产力的“资本增值”。产业根基是大国复利的“物质载体”，中国的产业升级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在既有工业体系上的持续迭代，构建了“产业集群—技术突破—规模效应”的复利链条。

五是开放协同的复利：从融入全球化转向引领多边合作的“外部红利”。对外开放是大国复利的“外部放大器”。中国的开放并非被动融入，而是主动布局，实现了“引进来—走出去—共发展”的复利效应。

六是生态民生的复利：从绿色发展到共同富裕的“社会增值”。绿色发展不仅优化了生态环境，还催生了绿色产业的兴起，带动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利用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工具，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