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辉超市强制执行39亿巨款，王健林能否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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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 野马财经
撰写 | 于婞
债务人无力偿还，债权人同样面临资金困境。
“付款的最后期限已过，款项仍未到位。”
曾凭借万达集团在资本界叱咤风云的王健林，如今正被永辉超市(3.760, -0.04, -1.05%)（601933.SH）的巨额债务纠缠。
5月7日，永辉超市披露了仲裁案件的最新进展。公告显示，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就此前涉及万达商管股权出售的仲裁案已做出终审裁决，要求大连御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御锦”）向永辉超市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约36.39亿元，并承担违约金、律师费、仲裁费用等，总计约38.8亿元。同时，王健林、孙喜双以及大连一方集团被要求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然而，截至公告发布之日，裁决书中规定的20天付款期限已经届满，但相关款项尚未收到。
永辉超市在公告中明确表示，“鉴于此情况，公司将依法申请强制执行，并对已保全的被申请人财产采取处置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王健林在此次仲裁案中位列大连御锦之后的第二被申请人。
图示来源：永辉超市官方公告截图
永辉超市进一步指出，后续的强制执行及财产处置过程存在不确定性，目前尚无法准确评估本次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及未来利润的影响。公司将依据案件的进展和结果，遵循相关会计准则要求，进行必要的会计处理。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将以注册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截至5月7日收盘，永辉超市股价报3.76元/股，下跌1.05%，公司总市值约为341亿元。
从“商业救星”到“被执行风险人”
此番仲裁的核心，在于一场持续多年的股权交易纠纷。
2023年12月，永辉超市将其持有的约1.43%大连万达商管股份，以45.3亿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大连御锦。大连御锦承诺分8期付款，每期间隔约3个月，并计划在2025年9月30日前完成全部款项的支付。
这部分大连万达商管的股份，实际上是永辉超市在2018年以35.3亿元从大连一方集团和孙喜双处购得。因此，此次股权的“回归原主”，使得永辉超市获得了10亿元的账面收益。
从财务角度看，如果第一期股权交易款能在2024年内收回，将为永辉超市带来2859.58万元的税前利润和3亿元的现金流入。
然而，股权转让款的回收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首先，第二期3.91亿元的转让款原定于2024年3月31日支付，但大连御锦直至2024年4月19日才全额付清。
第三期转让款也出现了延迟支付的情况。2024年7月1日，永辉超市发布公告称，大连御锦应支付的第三期股权转让款7.92亿元，仅支付了2亿元，尚有5.92亿元未支付。截至当时，累计仍有36.39亿元的股权转让款未到位，支付工作仍在进行中。
值得注意的是，孙喜双方面可能并非有意拖延支付。其名下的一方集团当时正面临严峻的资金周转压力。一方集团的主营业务涵盖项目投资、房屋租赁、物业管理、酒店管理及企业管理咨询等。根据企查查的数据，2024年上半年，一方集团新增了多起股权质押信息，质押股权总额超过4.65亿股。同期，一方集团被执行的案件总金额高达4.63亿元。
图示来源：罐头图库
考虑到孙喜双一方短期资金周转的困难，永辉超市给予了一定的宽限。2024年7月26日晚间，永辉超市发布了《关于调整出售资产方案的公告》，将购买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分期计划进行了调整。剩余的38.39亿元转让款，支付期数从原定的八期增加至十期。其中，第三期股权款项从7.92亿元调整为2亿元，并相应将全部转让款的最终支付期限延长至2026年3月31日。
此次调整并非无条件。永辉超市要求与大连御锦、王健林、孙喜双及一方集团签署补充协议，将王健林、孙喜双及一方集团列为交易的担保方。至此，王健林承担起了为“好兄弟”提供担保的责任。
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的责任，包括要求支付价款、承担担保责任、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等。如果买方未能按期足额支付转让款，永辉超市有权要求款项立即到期，并按6%的利率收取加速到期违约金。
然而，到了2024年10月，由于孙喜双一方再次未能按时支付转让款，永辉超市最终决定将大连御锦及担保人王健林一同提起仲裁。
根据公告，大连御锦尚欠股份转让款约36.39亿元。此外，还需支付加速到期违约金约2.18亿元。同时，永辉超市请求裁决大连御锦支付本次仲裁产生的律师费约200万元、财产保全费4.5万元、财产保全保险费178.33万元，以及仲裁费1825.16万元。所有这些款项合计约为38.88亿元。
经过一年多的法律角力，仲裁庭最终全面支持了永辉超市的主张。裁决生效后，被申请人须在20日内履行付款义务。
如今，20天的履行期已过，大连御锦仍未支付款项。永辉超市已不再等待，明确表示将申请强制执行，并依法处置此前已保全的财产。
王健林再次面临“被追债”的局面
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的夏海龙律师指出，在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如果债务人未能履行债务，债权人可以选择向保证人或债务人中的任何一方或双方同时主张偿还债务。在保证人履行债务后，有权向债务人进行追偿。
威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兆全律师表示，永辉超市在仲裁中胜诉后，执行路径已十分清晰：王健林的连带担保责任意味着永辉超市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对包括债务人和保证人在内的任何一方进行强制执行，查封其在中国境内的房产、股权、存款等资产。无需先耗尽主债务人或一方集团的资产，原则上王健林需全额清偿38.8亿元本息，之后可向大连御锦进行追偿。
杨兆全律师认为，永辉超市下一步最有效的执行策略可能是境内外并行：一方面，立即对王健林、孙喜双及一方集团启动境内保全与强制执行程序，穿透空壳公司，并同步实施信用惩戒。另一方面，依据《纽约公约》，在完成裁决公证认证后，向资产所在国的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查封其海外的房产、游艇等资产。
图示来源：罐头图库
然而，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的夏海龙律师也指出，在境外执行我国生效的判决裁定，虽然当事人可以依据国际条约、司法协作协议或互惠原则，向境外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执行，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面临较大困难。
香颂资本董事沈萌表示，只有债务人名下的资产才可能被执行。但如果部分资产例如家族信托等不属于被执行人名下，即使其是相关财产的受益人，也无法被强制执行。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诸多挑战。目前万达集团整体处于被动局面，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按照流程要求，相关材料和事项必须按规定提交。但债务的实际清偿优先级，已不仅仅局限于与永辉超市的这场纠纷。此外，其他债权人同样对万达享有合法的追偿权利。此前万达部分金融投资股权被冻结，其根本原因与当前债务问题本质相似。
严跃进进一步分析道：“王健林不仅是此次事件的核心当事人，同时作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代表性人物，具有极高的公众认知度和个人影响力。在公众印象中，万达与王健林深度绑定，形象高度重合。因此，一旦卷入债务风波，无论对其个人声誉，还是万达的整体品牌形象，都将造成严重的负面冲击。”
万达6000亿巨额债务如何化解？
永辉超市获得的38.8亿元胜诉裁决，仅仅是王健林当前债务困境中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万达商管上市受阻引发的连锁反应正持续发酵。
回顾2018年，当时已在香港上市的万达商管（原名万达商业地产），为了实现私有化并寻求在A股上市，引入了腾讯、苏宁、融创、京东等战略投资者，共计融资340亿元。同时，签署了对赌协议，承诺最晚在2023年10月31日前完成上市，否则将回购股份。然而，随着上市计划一再搁浅，对赌条款被触发。
截至目前，已有两家公司提起了仲裁。具体而言，2024年10月，苏宁易购提起仲裁，要求万达支付50.4亿元的股份回购款。但2025年7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并未支持苏宁易购的仲裁请求。融创中国也于2024年12月提起了仲裁，要求支付95亿元股份回购款，该案件目前仍在审理中。
值得注意的是，刚刚胜诉的永辉超市追讨的是王健林个人的债务，而苏宁易购和融创中国的追讨对象则是万达公司本身。更令人担忧的是万达集团整体的债务规模。
根据《经理人杂志》等多家媒体的报道，截至2025年末，万达商管的总负债约为2990至3200亿元，万达集团的总负债高达约6000亿元。其中，短期偿债缺口在284至529亿元之间，而账面现金仅剩133至151亿元。从账面现金与短期债务的匹配程度来看，万达当前面临的流动性压力已相当严峻。
来自司法层面的压力也十分巨大。根据天眼查的数据，截至目前，万达集团作为被告的司法案件数量高达168件，占其总案件数的89.84%，涉案金额高达149.2亿元。
图示来源：罐头图库
为了生存，近三年来，万达通过出售资产来缓解资金压力，累计已出售超过80座万达广场。2025年5月，更是打包出售了48座核心城市的万达广场，资产包估值约500亿元。此外，酒店管理业务以约25亿元的价格出售给了同程旅行，快钱金融的股权以2.4亿元转让给了中国儒意。2026年2月，上海颛桥万达广场以20.48亿元成交。尽管“卖卖卖”策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总负债额，但万达集团的债务压力依然十分严峻。
严跃进还指出，上述交易虽然在短期内缓解了万达的流动性危机，但也导致了核心优质资产的持续流失。
当前，万达的融资成本也在不断攀升。2026年2月，万达商管发行了一笔3.6亿美元的高级有担保债券，票息率高达12.75%，认购倍数为1.8倍。这一融资成本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不仅反映了市场对其信用风险的高估值，也说明万达的融资渠道仍然受到限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健林又新增了38亿多元的个人债务。这个数字放在王健林整体债务的背景下审视，占万达集团6000亿总负债的比例不到0.7%，似乎并不算大。然而，债务危机的爆发往往并非取决于总规模，而是由流动性缺口所触发。
严跃进认为，这笔债务很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从王健林个人的角度来看，债务压力非常巨大。而且，化解债务的压力将使其后续的资产转让更加困难，很多资产在出售时，又会被其他收购方压低价格，导致更大的资产损失。
不过，沈萌认为，王健林可能会因为连带责任的执行而承担更多义务，但如果此前已经进行了有效的资产隔离，也不一定会导致财富的重大损失。“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表示：“当一位富豪背负巨额连带债务，并面临资产被强制查封时，其融资能力将呈断崖式下跌。这好比一个贫血的人又失血过多，虽然不一定会致命，但一定会元气大伤，甚至可能诱发体内潜藏的各种旧疾（即其他债务危机）。这不仅考验其财力，更考验其在危局中调动资产、斡旋各方的极限抗压能力。”
永辉超市同样面临资金压力
这场仲裁案，不仅仅是万达集团的压力测试，对于永辉超市而言，这笔款项同样至关重要。
近年来，永辉超市自身经营压力显著，传统商超业态持续受到冲击，业绩波动较大。
财报数据显示，永辉超市在2025年整体经营业绩面临较大挑战。全年营业收入为535.08亿元，同比下降20.8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亏损达到25.52亿元，这是公司连续第五年亏损，且亏损额比2024年增加了超过10亿元。
据《21世纪经济报》的报道，永辉超市已成为A股商超板块中亏损最为严重的企业之一。
为了应对经营压力，永辉超市在2025年关闭了381家效率低下的门店，并对超过300家门店进行了深度调整。由此产生的租赁违约、资产报废、员工安置等一次性支出超过12亿元，直接侵蚀了当期利润。其中，门店调整产生的一次性费用高达8.4亿元，闭店带来的税前亏损为3.33亿元，两项合计对税前利润的冲击接近11.74亿元。
更为严峻的是，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持续恶化。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永辉超市的资产负债率已攀升至88.96%，总负债规模接近281.3亿元。高企的负债水平叠加主营业务的亏损，使得公司的偿债压力和再融资空间持续收窄，现金流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削弱。
因此，出售万达商管股权原本就是永辉超市重要的资金回笼措施之一。如今，超过36亿元的尾款迟迟未能收回，无疑将影响公司的现金流安排。
鉴于此，永辉超市在公告中展现出罕见的强硬态度：“将通过法律途径申请强制执行，并依法处置已保全财产。”从“友好协商”转向“申请执行”，标志着双方关系已进入真正的司法追偿阶段。而这一次，站在被追偿名单上的，是那位曾经说过“先定一个小目标”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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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红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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