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大型AI企业大量吸纳哲学人才

AI技术催生了诸多复杂难题——而这恰好是哲学家们热衷探索的领域

本文转自 | 邸报

分享插画：古希腊思想家在废墟间教导一群身披长袍的机器。插画：Simon Bailly

2026年6月24日

十年前，随着AI变革步伐加快，文科和人文学科的学生被建议“学习编程”以增强就业优势。如今看来，这或许是个错误的忠告。现在，反倒是编程人员开始忧虑自己的职位会被AI取代。

他们或许可以尝试钻研哲学。今年初，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布的统计表明，美国哲学专业毕业生找到工作的比率高于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同龄人。在数据可查的最近年份（2024年），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生的失业率为7%，而哲学专业仅为5.1%。

许多哲学毕业生正被AI公司直接“争抢”。耶鲁大学哲学家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指出，学生们未毕业就能获得工作机会。学术界也在遭遇人才外流，弗洛里迪将哲学系的人才流失规模描述为“严重出血”。

哲学能为AI研究者提供的一些启示其实由来已久。正如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所描绘的“苏格拉底式诘问法”，通过假装无知和连续追问，来厘清概念、揭露矛盾并揭示潜在后果。当前许多AI系统存在“讨好”倾向。慕尼黑大学哲学与AI专家约尔格·诺勒（Jörg Noller）表示，经过苏格拉底式方法训练的模型，不再那么热衷于取悦人类，而是更倾向于追寻真理。

此外还有“苏格拉底式无知”的理念。在《申辩篇》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声称，他的智慧主要在于认识到自己何等无知。将这种谦逊植入模型中，有助于抑制过度自信——诺勒将这一常见缺陷称为“AI的幼稚性”。位于伦敦的AI实验室谷歌DeepMind的资深哲学家伊阿松·加布里埃尔（Iason Gabriel）认为，行业范围内幻觉现象的减少正得益于这类努力。他进一步指出，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哲学课程是优化AI长逻辑推理过程（即“思维链”）的“有力机制”。

哲学训练还能以更具体的方式影响模型的价值观。特拉华大学技术哲学家托马斯·鲍尔斯（Thomas Powers）表示，如果给AI法律助手输入约翰·洛克的著作，它就会将强力的财产权视为政治自由的基石。如果你不认同这些原则，模型开发者还有其他选项。美国计算巨头IBM的“Granite”系列模型配备了调节旋钮，让企业客户能更好地将模型输出与自身的公司理念对齐。IBM负责任AI负责人弗朗西斯卡·罗西（Francesca Rossi）表示，这些旋钮能让用户自行选择在哲学上的权衡取舍，例如在“个人自主”与“社会和谐”之间寻求平衡。

哲学在AI安全方面同样大有用处。研究人员已经记录了AI模型的各种令人不安的行为，包括试图逃避监管，甚至勒索用户。模型开发者为了遏制这类不良行为，采取的一种方法被称为“AI立宪主义”（AI constitutionalism）。这种方法通过从具有法律或道德权威的哲学著作中提取规则和原则，为模型搭建起一套框架。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AI实验室 Anthropic 就是这一理念的倡导者之一。其 Claude 模型的“宪法”融合了极其多样的素材，从伊曼努尔·康德的著作、苹果公司的服务条款，到《世界人权宣言》应有尽有。由 Anthropic 首席哲学家阿曼达·阿斯克尔（Amanda Askell）主导的最新版本于1月21日发布。一些员工戏称这份长达78页的宪法为 Claude 的“灵魂文档”。

不过，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宪法最初究竟应该写入什么样的规则。哲学家们主要聚焦于两大伦理框架。其一是“义务论”（deontology）。这种理论在康德等人中颇受欢迎，它设定了严格的规则，禁止撒谎、胁迫以及将人视为手段而非目的，即便这样做是为了更大的利益。Anthropic 的宪法就纳入了许多义务论的严格规定。鲍尔斯博士表示，这能让AI的行为更加一致，这对于在家庭和公共场所部署机器人来说是一个优势。

以义务论视角看待世界的模型还有其他好处，其中之一就是更加诚实，这也是 Claude 广受瞩目的特质。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表示，更诚实的模型不太可能误导用户。另一家硅谷实验室 Inflection AI 也将义务论约束应用到了其旨在提供情感支持的聊天机器人 Pi 上。该公司老板肖恩·怀特（Sean White）表示，Pi 很擅长识别有自残或伤害他人风险的用户。弗洛里迪博士还指出，义务论宪法也有助于确保法律合规。

AI哲学家关注的另一种伦理方法被称为“后果论”（consequentialism）。它通过权衡成本与收益来决定该怎么做。OpenAI 的 ChatGPT 和谷歌的 Gemini 等模型就更倾向于后果论。谷歌的AI模型旨在产生“可能带来的整体利益[远]大于可预见的风险”，这是一个典型的结果导向目标。

后果论算法在自动驾驶软件中也至关重要：如果事故不可避免，就必须决定以何种最不惨烈的方式发生碰撞。制造自动驾驶汽车的 Waymo 公司高级工程师克里斯·格德斯（Chris Gerdes）表示，目前的趋势是让驾驶软件更具后果论导向。后果论在AI武器系统中同样处于核心地位。曾负责研究美国军方AI的联合人工智能中心前负责人杰克·沙纳汉（Jack Shanahan）表示，必须将军事目标与可能的平民伤亡进行权衡。

棘手的问题比比皆是——这正是哲学家们最喜欢的类型。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打破义务论的规则？当后果不明朗时该如何决策？AI系统是否应该考虑动物福利或环境状况？为卡车和其他商用车制造AI安全系统的 Nauto 公司老板、哲学家斯特凡·赫克（Stefan Heck）问道：优先保护年轻行人而非老年行人，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他预测未来会出现充满伦理争议的诉讼：毕竟，后果论算法明确允许造成某种伤害，只要其初衷是为了避免更严重的后果。

批评人士还对“道德能力退化”感到担忧：如果计算机越来越多地做出伦理判断，人类是否还会愿意自己做判断？路易斯维尔大学的AI理论家罗曼·扬波斯基（Roman Yampolskiy）认为，道德“在历史上是不稳定的，在文化上是多变的，在战略上是可被操纵的，而且往往只有在事后才能被理解”。失业的程序员们请注意：AI哲学家的工作似乎并不愁没地方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