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最高法院惊现AI伪造判例，审判庭竟自导自演

庭审中，银行律师举右手宣誓：这六份判例，我们从未引用过。

法官惊呆了。这六条判例明明白白写在下级法庭的裁定书里，被当作压垮一方当事人的关键依据。可现在，连递交材料的律师本人都当庭矢口否认，称这些材料压根没经过他的手。

它们是从哪冒出来的？

2026年7月2日，印度最高法院给出了答案，而这个答案，比任何人预想的都更荒诞。

案子本身并不复杂。查谟，克什米尔银行曾向一家公司提供信贷，Essel Infraprojects作为担保人签了字。借款方违约后，银行依据印度《破产与破产法》第7条，把Essel Infraprojects告上了国家公司法法庭，要求启动破产重整。

2024年8月，NCLT受理了申请。上诉到国家公司法上诉法庭后，2025年9月，二审维持原判。

案件本该就此终结，直到当事人一方的资深律师Madhavi Divan翻开判决书，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判决里引用了六条“最高法院判例”，作为支撑裁定的关键先例。她一条条去查：

有的案名根本查无此案；有的案号是真的，但对应的其实是另一起完全不相干的案子；还有的案号、案名都对得上，可判决书里“引用”的那段话，翻遍原文都找不到。

六条判例，没有一条经得起核对。

▲ 印度法律媒体Bar and Bench在判决当日发布“BREAKING”通报：最高法院撤销Essel Infraprojects破产案中NCLT与NCLAT的裁定

按惯常剧本，这时候该轮到某位求胜心切的律师登场，用ChatGPT编几个判例糊弄法庭，然后被对方律师或法官当场戳穿。这样的故事，过去三年在全球法律圈已经上演过太多次。

但这一次，剧本被彻底改写了。

银行方的律师向法院提交了宣誓书，明确否认引用过这六条材料。最高法院自己去查记录，得到的结论是：这些所谓的“权威判例”，是审裁庭通过“自己的研究”取得的。

换句话说，往判决里塞进假案子的，压根没有律师插手，审裁庭自己“研究”出了六个从未存在过的最高法院判例，大大方方写进了自己的裁定书。

这一发现让整个事件的性质彻底变了。以往的AI幻觉丑闻，追责链条摆得明明白白：律师提交、对方核验、法官把关。可当把关人自己成了幻觉的源头，谁来核验裁判者本身？

The Wire的评论一针见血：如果零容忍只用来纪律律师，那审裁机关内部的AI幻觉，会不会反而留下一条“技术事故”的免责通道？

退休印度行政官员Ashok Khemka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发问：NCLT的成员难道不该被撤职吗？公众的怒火，正对准一个此前很少被问及的问题，审判者用AI造了假，谁来担责。

最高法院的判决书开篇即毫不留情：这“又是”一起审裁庭把AI生成的不存在材料当作先例使用的案件。

又是，这个措辞已经把话挑明：此类案子早已不止一起。

▲ 大众财经媒体NDTV Profit将判决中的比喻和“零容忍”立场写进了简讯，一句判词修辞，就这样传遍了大众媒体的版面

为了说明危害有多深，大法官们在判词里用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比喻：把在司法领域使用虚假、幻觉化的材料，比作在法律疆域释放异氰酸甲酯。

选用这个化学名词，法院显然经过深思熟虑。1984年，正是这种毒气在印度博帕尔泄漏，造成数千人死亡，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工业灾难之一。法院用它来形容AI幻觉材料的渗透方式：看不见，暗中侵蚀，等到有人察觉，伤害已经无可挽回。

▲ 大众财经媒体NDTV Profit将判决中的比喻和“零容忍”立场写进了简讯，一句判词修辞,就这样传遍了大众媒体的版面

法院给出的处理原则近乎决绝：哪怕判决里只掺进了“iota”（一丝一毫）幻觉材料，这份决定在法律意义上就不算是决定，必须撤销，不管这条假材料是否真的影响了最终结论。

最终，NCLT与NCLAT的两级裁定被一并撤销，案子发回重审，法院要求两周内审结。最高法院同时下令：印度律师协会必须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律师提交AI幻觉材料的问题，制定纪律后果。

法院也留了分寸：真正要打击的，只是把幻觉材料当真判例使用这件事，用AI辅助裁判依然被允许，前提是必须“人在环上”，对裁决过程保持完全与绝对的控制。

如果说这份判决只是一次孤立的意外，那还不足以让整个法律圈脊背发凉。真正令人不安的是，这类事情已经发生过太多次了。

早在2023年6月，美国的Mata v. Avianca案就已经敲响了第一声警钟：一名律师向法庭提交了ChatGPT编造的判例，被质疑后，他甚至再去问ChatGPT“这些案子是真的吗”，得到的回答是，放心，可以在LexisNexis和Westlaw上查到。

事实上根本查不到。这名律师最终被处以5000美元罚款，这起案子从此成了全球律师伦理培训的标准反面教材。

▲ 2023年的Mata v. Avianca案,是全球公认的“AI法律幻觉”起点案例，ChatGPT编造判例,律师信以为真提交法庭

而在印度国内，这样的剧情近两年一直在重复上演：安得拉邦一名初审法官在财产纠纷中引用了四份AI编造的“最高法院判决”；孟买高院曾撤销一份建立在不存在判例上的税务评估；ITAT班加罗尔也曾撤回过依赖假判例的裁定。

2026年2月，印度首席大法官Surya Kant所在的合议庭就公开表达过对律师用AI起草诉状、引用不存在判决的担忧。同一个月末，同样是这次判决的合议庭大法官Narasimha与Aradhe，处理过一起安得拉邦法官依赖AI假判决的案件，当时的定性用的就是“不当行为”四个字，比“决策失误”严厉得多。

到了7月2日这一次，同样的问题从“初审法官”升级到了“NCLT与NCLAT”这一级审裁庭，涉及的是真金白银的破产重整程序。

独立研究者Damien Charlotin维护着一个专门追踪“AI幻觉司法案例”的公开数据库。截至2026年7月中旬，仅印度一个国家，过滤出的匹配案例就有约12起，Pooja Ramesh Singh一案高居榜首。放眼全球，美国的记录数量已经逾千，加拿大、英国也各自留下了大量案底。

这个数字真正让人心慌的地方，在于它几乎肯定被严重低估了。法律圈本身的特点是诉讼冗长、案卷重复、逐字核验的人力成本极高，这恰恰是AI幻觉最容易藏身的土壤。选题源头，AI伦理研究者Luiza Jarovsky在她的帖文里提出了一个更让人后背发凉的假设：过去几年里，会不会已经有一些生效判决，建立在从未存在过的“先例”之上，只是至今没人发现？

她的判断目前还只是一种警示性推测，没有被计量证实。但结合这份数据库仍在持续增长的曲线来看，这种担忧显然并非空穴来风。

值得一提的是，连英国顶级律所Pinsent Masons都没能幸免，2026年的Cork v Smith案中，该所初级律师用AI研究破产法问题，产出了虚假的法条表述并写进了致法院的正式函件，被法官公开训诫，律所事后不得不主动向监管机构自我报告。印度最高法院在判决脚注里专门引用了这起案例，意思很明白：再大的招牌，也挡不住AI幻觉。

面对越来越密集的幻觉案例，印度司法系统这几年已经多次亮出制度回应。2025年11月，最高法院发布过一份《人工智能与司法》白皮书，把“编造案件与幻觉”列为主要风险。目前，一份《2026年法院使用人工智能条例》草案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原则划得斩钉截铁：AI可以辅助检索、摘要、翻译、起草，但不能替代裁决本身；一旦出错，责任要由提交材料的人来扛，“AI这个技术工具”担不起这个锅。

这句总结，或许是整起事件最值得记住的一笔：AI可以加速研究，但责任不能自动化。

法律行业依赖判例、依赖可核验的权威